“拿起笔写那些可能会引起争论的文章是最可羞的事”
现在是2017年6月2日星期五,北京时间8时57分。
昨天看到牛顿的一段话:
能得到公众广泛的好评和承认,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羡慕的。这也许会使与我相识的人增多,但我正努力设法减少相识的人。
拿起笔写那些可能会引起争论的文章是最可羞的事,这种想法与日俱增。
这是他当年发表光学系列文章后说的一段话,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我这人不喜欢争论,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争论都不合逻辑,也无法让争论双方增进理解。
比方说,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武训的文章,武训是一个晚清的乞丐,这人认认真真要饭,攒钱为孩子建私塾,后来得到了政府的表彰。到了新中国,有人拍了他的电影,一开始是以歌颂为主的,后来经周点播,剧组又在戏里加了局限性的戏码,武训原以为自己受苦是因为不识字被人欺负,但后来建了私塾发现,孩子们读了书会叛变自己原有的阶级,他终于意识到这种小修小补是没有用的。可惜,到了后来,毛同志不买账,《武训传》成了新中国第一部禁片。
就这部电影而言,我觉得禁就是没有道理的,就武训这个历史人物而言,我觉得批判也没多大道理。
但我写完那篇文章后,有人教育我要辩证地看,说在那个历史时期就不应该宣扬这种人物,还有人教育我要自强,不要跪舔坐稳了的奴隶。
辩证地看?我先承认你的话有道理好了,它和言论自由哪个重要?尤其在人家已经改过一部分戏码的前提上。
至于坐稳的奴隶啊,我很腻味这种分析逻辑,照这种本质分析法,几千年中国历史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帝王都是剥削者,官僚要么是剥削者,要么是坐稳了的奴隶,忠君爱国非蠢即坏。我们就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你觉得武训该怎么做?叫孩子们造反?给孩子们讲阶级史观?我们也可以考虑类似的现实问题,中国现在也有卖废品做慈善的人啊,他们省吃俭用帮助孩子,就那么值得批判吗?
但这些道理跟他们是讲不通的,可能,他们还能觉得跟我讲道理是讲不通的,时间流逝,我渐渐觉得这是常态,人是很难改变的,与其努力把聊不来的人改成聊得来的人,还不如直接找聊得来的人。
当然,人很难改变于另一方面看也是好事,不用担心我们喜欢的人忽然就变了。
牛顿的感慨,多少还是能让人理解的,不是争论本身多让人不爽,而是有些争论很让人怀疑对方辩友的智商不在线,更尴尬的是你好像不能让对方辩友认识到他智商不在线,他会斗志昂扬越战越勇的。
所以牛顿后来在写《原理》的时候,有意增加阅读难度,给他的读者设置门槛,免得再次引起无谓的争论。
想起一个事,李天飞说他有时会碰到一些狂热的《西游记》爱好者,这帮人爱搞大新闻,时不时就说自己从哪段文字里读出了大秘密,知道了《西游记》的真正作者,知道了《西游记》的真正主旨。
于是,李天飞就会跟他们讲版本学的问题,跟他们讲《西游记》的成书逻辑,你们那些解读基本都是阐释过度,但那帮人不会听的。
有点像美国邪教的末日预言,忘了具体的细节了,就是有一个小团伙宣扬某年某月某日是世界末日。
作为正常人,自然觉得这是胡扯,好玩的是当时有心理学家预言了一个事——当世界末日这事被证伪,大多数虔诚的信徒不会认为是他们的信仰出了问题,反而会更加坚信。
事实果然如此,所以讲道理的功效有多大我是怀疑的。
还有,我还讨厌一种反对模式,“我虽然没学习过……,但我觉得……”。
一次,王福重跟人聊一个经济学的事,有人用了这个反对模式,“我虽然没学习过经济学,但我觉得……”
王福重直接批判人家,你觉得什么啊,你先学习一下可好?
嗯,感觉暴露出自己独裁专制的一面了。
昨天打完球回家,竟然碰到三个大学同学,真是好巧啊。
昨天看到牛顿的一段话:
能得到公众广泛的好评和承认,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羡慕的。这也许会使与我相识的人增多,但我正努力设法减少相识的人。
拿起笔写那些可能会引起争论的文章是最可羞的事,这种想法与日俱增。
这是他当年发表光学系列文章后说的一段话,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我这人不喜欢争论,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争论都不合逻辑,也无法让争论双方增进理解。
比方说,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武训的文章,武训是一个晚清的乞丐,这人认认真真要饭,攒钱为孩子建私塾,后来得到了政府的表彰。到了新中国,有人拍了他的电影,一开始是以歌颂为主的,后来经周点播,剧组又在戏里加了局限性的戏码,武训原以为自己受苦是因为不识字被人欺负,但后来建了私塾发现,孩子们读了书会叛变自己原有的阶级,他终于意识到这种小修小补是没有用的。可惜,到了后来,毛同志不买账,《武训传》成了新中国第一部禁片。
就这部电影而言,我觉得禁就是没有道理的,就武训这个历史人物而言,我觉得批判也没多大道理。
但我写完那篇文章后,有人教育我要辩证地看,说在那个历史时期就不应该宣扬这种人物,还有人教育我要自强,不要跪舔坐稳了的奴隶。
辩证地看?我先承认你的话有道理好了,它和言论自由哪个重要?尤其在人家已经改过一部分戏码的前提上。
至于坐稳的奴隶啊,我很腻味这种分析逻辑,照这种本质分析法,几千年中国历史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帝王都是剥削者,官僚要么是剥削者,要么是坐稳了的奴隶,忠君爱国非蠢即坏。我们就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你觉得武训该怎么做?叫孩子们造反?给孩子们讲阶级史观?我们也可以考虑类似的现实问题,中国现在也有卖废品做慈善的人啊,他们省吃俭用帮助孩子,就那么值得批判吗?
但这些道理跟他们是讲不通的,可能,他们还能觉得跟我讲道理是讲不通的,时间流逝,我渐渐觉得这是常态,人是很难改变的,与其努力把聊不来的人改成聊得来的人,还不如直接找聊得来的人。
当然,人很难改变于另一方面看也是好事,不用担心我们喜欢的人忽然就变了。
牛顿的感慨,多少还是能让人理解的,不是争论本身多让人不爽,而是有些争论很让人怀疑对方辩友的智商不在线,更尴尬的是你好像不能让对方辩友认识到他智商不在线,他会斗志昂扬越战越勇的。
所以牛顿后来在写《原理》的时候,有意增加阅读难度,给他的读者设置门槛,免得再次引起无谓的争论。
想起一个事,李天飞说他有时会碰到一些狂热的《西游记》爱好者,这帮人爱搞大新闻,时不时就说自己从哪段文字里读出了大秘密,知道了《西游记》的真正作者,知道了《西游记》的真正主旨。
于是,李天飞就会跟他们讲版本学的问题,跟他们讲《西游记》的成书逻辑,你们那些解读基本都是阐释过度,但那帮人不会听的。
有点像美国邪教的末日预言,忘了具体的细节了,就是有一个小团伙宣扬某年某月某日是世界末日。
作为正常人,自然觉得这是胡扯,好玩的是当时有心理学家预言了一个事——当世界末日这事被证伪,大多数虔诚的信徒不会认为是他们的信仰出了问题,反而会更加坚信。
事实果然如此,所以讲道理的功效有多大我是怀疑的。
还有,我还讨厌一种反对模式,“我虽然没学习过……,但我觉得……”。
一次,王福重跟人聊一个经济学的事,有人用了这个反对模式,“我虽然没学习过经济学,但我觉得……”
王福重直接批判人家,你觉得什么啊,你先学习一下可好?
嗯,感觉暴露出自己独裁专制的一面了。
昨天打完球回家,竟然碰到三个大学同学,真是好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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