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我三五年要退出影视圈，我不适应这个时代

陈道明说他一看到颁奖礼、红毯走秀、袒胸露乳、绯闻炒作、博眼球就恶心，所以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平时在家里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写字、听音乐。 对现实颇感悲哀的他说自己看到了问题，却改变不了。所以他选择远离人群，让自己边缘化。 如果你是精神上的暴发户，你的生活质量会很差 人生有金钱关和荣誉关，人在金钱面前往往容易走形，这是显而易见的，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你还是你自己吗？ 南方周末：媒体上描述的陈道明是难以接近、孤傲、狂妄的，但熟悉你的人又说你是温和、幽默、平易近人的。哪一个陈道明更接近真实？ 陈道明：如果把这两者视作我不同的人生状态，我是能够全部接受的。前几年在跟朋友聊，人生有金钱关和荣誉关，人在金钱面前往往容易走形，这是显而易见的，要不怎么会出这么多贪官？荣誉关是无形的，但可能让人变形得更大，当你突然间被别人的赞扬声包围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你还是你自己吗？ 我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就是1990年代那一阵子。好在我这种状态持续时间比较短，没过两三年我就明白了，我不可以这样，如果你是精神上的暴发户，你的生活质量会很差，所以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至于狂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优点。轻狂就不一样了，属于轻易地狂妄。至于外面传的那些七七八八的，我也反省过，尤其这十来年，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大家对我有那样的印象？一是过去的某种延续，因为人的印象在局部，挺难磨灭的，大部分都是延续了这类传说。 有些演员说我不好合作，而说这些话的人，我基本上都没跟他合作过。你跟我合作过，才可能评价我，比如说陈瑾、江一燕、冯小刚、管虎这样跟我合作过好几部戏的人，如果他们说过我难合作，那我就必须得承认了。 南方周末：不少演员说，和你拍对手戏很紧张。 陈道明：你害怕我，说我不好合作，也要看你指的什么事情。一个演员拍戏迟到、不认真、不做功课、现场摆谱，这叫不好合作。我拍戏从不迟到。不光是拍戏，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原因，我什么事都不会迟到。我也没有因为台词不熟半天过不去的，戏的问题我可以不厌其烦地给你演。 反省我自己，可能有时说话不大注意，是不是会伤到别人？这次拍《手机》，别人问我王志文好合作吗？我说挺好合作的，志文是一个规规矩矩做事的演员，我反问“干吗非得叫他哈着你才算是好合作呢？”然后就有人说我和志文不合。 大家都在“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在退步。 南方周末：这些年对娱乐界的大环境有怎样的观感？ 陈道明：娱乐界有相当一批人，出发点是为了名利，当然名利也不错，但质量是根本呀！戏好，老百姓喜欢，才有长远的名利。 大家现在都搞快餐，都觉得“花无百日红”，抓住当前的机会，走哪算哪，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钱现在成为了惟一标准。有收视率、票房，赚到了钱，就成功了。综观我们现在的文化现象，不管什么艺术、什么行当，都在高喊着“金钱万岁”、“向钱冲”，我们还要不要留一席之地，给真正的本土文化留点生存空间？ 南方周末：你不喜欢商业化？ 陈道明：关键是商业化要有一个度，文化变成金钱，金钱置换文化，要有度，不能把所有的文化艺术、教育科研全部推向市场，全部走江湖去赚钱。难道所有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就是钱？那社会的德行到哪里去了？可能这个问题不是我该问的了。把张艺谋都挤到只能拍“三枪”这样的电影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还在吗？过去知识分子还讲点风度，还讲点知识，哪怕是虚伪的也好。现在金钱变成主宰，都变成既得利益者了。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在退步。我们不怕慢，就怕退，哪怕停着不动也行，退就不可以了，就像车不怕走，就怕停，更怕往后退，可现在往后退的地方很多。 不久前，我监制电视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片子拍得很好，到了电视台，他们说“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当时就说：“是不是我们的电视剧没有杀人放火？我不卖了！” 南方周末：为什么没有人处理？ 陈道明：因为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立法，天天靠着通知、电话、打招呼，靠这些指导性的意见、政策办事，这政策可能今年是这样，明年又变了。 我们经常抽自己嘴巴，于是乎权威性越来越淡了、弱了。我记得很多年前，广电总局明确说，主持人第一要说普通话，第二不许染头发，现在照样又没人管了。当一个社会结构没有权威的时候，你仔细想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无序，混乱，各自为政，想干嘛就干嘛。 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 那时候我们拍《围城》，10集的电视剧，按现在的节奏，满打满算就一个月，但是我们整整拍了100天，那时还有创作可言，现在哪有这样充裕的时间？ 南方周末：相比电视剧，是电影不给您机会吗？ 陈道明：不是。陈凯歌的《梅兰芳》里的齐如山最早找到我，正赶上我不想拍戏，后来凯歌就找了孙红雷。胡玫的《孔子》也找我，合同都签了，后来我给她发了个信息，说算了，我还是不拍了。后来周润发接了孔子。 我对自己演的角色没有完整的设计，比如我非要演哪些角色之类的，我完全是随性的。如果我想拍戏了，可能我平常根本不可能上的一部戏，这时候就接了。 南方周末：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电影剧本不好吗？ 陈道明：不是，有的剧本很好。我不认为中国有好电影，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真没有好电影。 南方周末：为什么？你的好电影是什么标准？ 陈道明：好电影应该是讲一个完美的故事，有文学性、社会性、哲学性，要有完美的表达，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引着观众往前走，有像水一样自然流动的电影画面，看不见任何刻意的造势。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电影最高质量只达到了85分。 南方周末：你这个标准包括哪些电影？ 陈道明：这样的电影太多了，比如《目击者》、《轿夫》，包括《毕业生》这种轻松的电影，也包括法国电影《蝴蝶》、美国老片《魂断蓝桥》。 中国电影从品种、类别一直到拍摄的质量，真的像中国足球一样，连亚洲都没冲出去。 南方周末：中国电影里哪些电影是你认为能得85分的？ 陈道明：我不想说，得罪人。我觉得中国导演的好年代还没有到，我们都是拉纤的纤夫。不光是电影，文学、美术、音乐也一样，我们只有艺术家，没有大师。 中国电影目前还是当成广告和装饰来拍的，它没成体系，没有产业链，没有真正形成非常成熟的市场和制作班底。包括我们的剧场设施，我们的欣赏习惯，都没有形成。我们拍电影的受各方面的制约，那些编剧和导演也是很痛苦的。 我们的整体文化和电影设施都没有达到一个举国的文化，包括上面说要发展电影文化，只是流于一种渴望政策的宽松和释放，电影的繁荣和热闹就是一些票房数字，它真正的成熟和健全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这个时代还没有来，我相信有一天它会来的。 南方周末：我们差在哪里呢？ 陈道明：差在德上，差在职业精神、文化精神上。拍《一个和八个》的时候，为了晒黑皮肤，我们可以在广西大龙山水库什么都不干，光晒太阳晒一个月，一个小电影，拍四五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完全是两个时代。 那时候我们拍《围城》，10集的电视剧，按现在的节奏，满打满算就一个月，但是我们整整拍了100天，那时还有创作可言，现在哪有这样充裕的时间？我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我不适应现在这种两天一集、三天一集的模式，我说你们这是干嘛？已经不符合基本规律了，制片人不管导演怎么拍，但你一天必须得消灭多少页剧本！所以现在出现了一大堆烂玩意。 南方周末：这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制片人、监制通过导演控制进度和成本。 陈道明：但是美国用这套方法大都是做室内情景剧，都在一个屋子里头，电视台即拍即播，一弄就200集，咱们把这套切换体制转换到中国，不管是拍电视剧还是拍电影，都用这套拍摄方式。 过去的老电影比如《芙蓉镇》、《老井》，可能有破绽，电影叙述得比较笨，叙述得不那么智慧，但憨厚也是美，电影里的那种力量、劲道非常扎实。 过去是“占一个便宜”就行了，现在是什么便宜都要占，华丽、假贵族，憨厚是狡猾的憨厚，属于城乡接合部的憨厚，不尊重人。你蹲下身段了，以为观众也和你一起蹲了下来。现在的电影人不纯粹了，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电影的认真氛围了。 电影是一门学问，如今的导演没人做学问了 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电影，我永远不会说是导演不好，也不会说是剧本不好，是我自己无能，自己没有演好。 南方周末：你有点恨铁不成钢。中国电影在1990年代初，到一个很好的势头时，突然就一头往下了。 陈道明：让钱给冲没了。中国的文人过去还有一点风骨、一点孤傲，还有一点竹节精神，现在全部被钱同化了。我说的这些人里头也涵盖我——既然你风骨了半天，怎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的，我也拧不过。没错，我也为五斗米折腰。但我觉得可怕的是这样的念头都没有了，我以及一批在虚荣上跳舞的人，还念及一份美好；现在更多的人是连这个美好都没想过，我是不是比他们好一点？我庆幸自己是一个知道反省的人。中国电影进步的基础不在于炫耀，而在于反省，可是中国有多少人有反省精神？经常会有人问我：你对这个行业怎么看？我说这个行业就八个大字：对年轻人是四个大字“寡廉鲜耻”；对岁数稍长的叫“为老不尊”，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生存现象。年轻的演员没有自我，整天勾心斗角千方百计想着炒作自己，为出名挣钱不择手段；什么叫“为老不尊”？根本跟你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要跳出来大骂。 我也虚荣过、轻狂过，现在让我放下这份虚荣，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尽管我不断在教化自己：你总说彻底放下，既然你看了这么多，你干嘛不放下？你觉得这行如此不尽如人意，你干嘛不走呢？这就是虚荣，导致我还继续在影视这条路上行走。 南方周末：很多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把它称为“纯真年代”，你怎么看那个时期的电影？ 陈道明：我不喜欢那个时期，因为那个时期有属于它的电影形式和表达方法，不是好和坏的问题，就像我们看过去的《地雷战》，不代表它作为电影有多么好，电影也是随时代进展的。要说怀念的话，我怀念那时候的文艺思想，是积极的，是上进的，还有一种刻苦劲。现在是糖和味精都进来了。 其实，我始终梦想的电影是不着急不着慌的、慢慢的、一点一点、讲讲究究地拍，不要这么仓促、匆忙，从容一点对待自己的作品。是不是惊世之作对我来讲不重要，但这个过程会很舒服。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中国电影从艺术片转向商业片的过渡时期？ 陈道明：从上世纪80年代中一直到90年代末，在电视和录像带、光盘的冲击下，电影都快成京剧了，属于可有可无的艺术了。那个时候我总听见导演说，拍电影拍给谁看？就是没人看。 中国电影真正的好时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年，最幸福的是在谢晋那个时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当时电视还没有上来，赶上了一个幸运的时候。后来被张艺谋、陈凯歌第五代导演冲击，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局限，没蹦达几天又进入低潮，然后就开始电影院线改革，电影就走市场、走商业片的道路了。 那个时候电影厂纷纷倒闭，西影、长影、上影这些老牌厂，后来纷纷变成租赁单位，演员队伍、导演队伍也没了，电影好像就完了。谁之罪？不知道。跟总体社会大环境有关系吧。直到现在，在艺术创作上，中国电影都没有喘过气来。 南方周末：很多人往往把没有好作品归结于审查制度，但为什么别人照样能拍出好电影？ 陈道明：还是我们的导演在思想和精神劲上没达到，没有动脑子，没有用功或者没有这个能力，于是用这个那个的原因，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我们的电影审查制度，不能说没影响，肯定有一定影响，但每个国家的大众传播作品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不光是中国。是不是会产生本质性的影响？我不觉得。比如说冯小刚的电影很感人，没有修剪，不照样感人吗？电影局不照样通过了吗？别找茬。 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电影，我永远不会说是导演不好，也不会说是剧本不好，是我自己无能，你自己没有演好。 美国的主流电影有多少感人的小故事？像《当幸福来敲门》有意识形态吗？有吗？《诺丁山》有意识形态吗？无能就是无能，就像中国足球，开始时说因为伙食不好，后来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 电影是一门学问，如今的导演没人做学问了，都在商业这棵树上下功夫了。 南方周末：电影局现在就抓两手：第一，主旋律拍好；第二，商业片导向把好，不出事，高票房。 陈道明：治标不治本。美国电影的主旋律多的是，《勇敢的心》捍卫自己民族的尊严，为自由而死，多主旋律啊。我曾经把这个电影套到杨靖宇身上，对方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也是被出卖，故事可以完全套过来，每个人物也都可以套。 三五年可能退出影视圈 我不做那天，就是跟影视这个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会彻底离开，决不羞羞答答，你在任何活动上也见不到我。 南方周末：你是中国价格最高的演员？ 陈道明：应该说是标价最高，因为我不想接太多戏。我入这行这么多年，直到近几年，就一个摄制组给到790万这么多钱。 我上戏的原则是这样的：制片人来跟我谈上戏，我首先看你剧本怎么样，如果剧本不错，我再和制片人见面谈合作，问他戏的成本是多少。如果说是一般的戏，成本又不高，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上。为什么呢？你给我这么高的价码，其他演员你请什么人呢？阿猫阿狗吗？你靠着我耍大刀去？所以我不会上的。 南方周末：挺有意思的。价格现在成了一个演员的价值和标准。 陈道明：我不认为我最好，我也不认为我最贵，我永远是看片论酬，你给我再多的钱我不上就是不上。 每次拍戏之前我都要自我发动很久，进入充分的情感酝酿期，戏一开拍后我就进入了状态。我每天都在倒计时，看这部戏还有多少，该如何分配精力，情感如何变化。我需要一个很长的创作过程，所以我从来不插戏，不会像别人同时演两部戏。比如说《黑洞》、《一江春水向东流》，制片人跟我谈的是20天把我的戏拍完，到了签合同那天，按照这个戏的日程签了3个月，最后我变成了补窟窿的人。今天这个活动早了，没人拍了，陈道明的戏可以拍，因为我就一直在组里待着；明天说那个人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宣传，又让我去补窟窿。20天的戏，我整整呆了3个月。我觉得这是职业道德，没有多高尚，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要尊重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才能尊重你。我不想在这儿话完张三，到那儿再话李四，不是说这样的人不好，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当我离开这个行业的那天，可能三年五年以后，我会停止自己的工作，自己给自己放假，我退休了。我跟制片人朋友开玩笑，我陈道明不做那天，就是跟影视这个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也不找你们的麻烦，你们也别来再找我的麻烦，我是彻底离开，决不羞羞答答，你在任何活动上也见不到我。 南方周末：你不能适应这个时代吗？ 陈道明：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能形成有序、健康的文化。本来，电影、电视是普及率最高的平台，做好了可以普及文化艺术，改变我们的文化。但可惜的是，全都乱了。 更悲哀的是，我们看到了，却改变不了，所以我现在就远离人群，我原来就是不往人群里走的人，现在让自己边缘化，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