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姆乐屋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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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姆乐屋：北京第一家游戏机店的29年
 
       第一次知道卡姆乐屋是在1994年，那年我读初一。在一个书摊上我买了一本名字叫做《家用电脑与游戏机》的杂志。那时这本杂志刚刚创刊，是一本薄薄的32开的期刊。装订既非线装也非胶装，而是用两个订书机钉子钉起来的那种，可以说是简陋之极。这本杂志花了我二块八大洋，在那时也算一笔不小的开支，因为我一个月的零花钱也就十元。在那个资讯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一本介绍游戏的杂志，于我而言无异于奇珍异宝。用高尔基的话来说，我扑在这本杂志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哦不，大餐上。我翻来覆去地把这本杂志看了几十遍，直到几乎把每篇文章都快背出来了才作罢。现在这本杂志依然放在我的书橱里，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偶尔也会拿出来翻翻，回味一下那些旧时的游戏，也算一种怀旧吧。在这本杂志里有一页刊登着卡姆乐屋的广告，占据了半页的篇幅。广告的内容是卡姆乐屋的简介，联系方式和地址，还有就是游戏节目的清单。那时每次我浏览那游戏卡带的清单，总是抑制不住地口水嗒嗒。因为小时候家里条件并不优越，几年家里才给买一盒游戏卡。买回来猛打通关以后，就是去找各路小伙伴换着打，这样才能玩到尽可能多的游戏。所以小时候的我常常艳羡向往着这样的一家游戏机店，哪怕买不起玩不到，每天看看那塞满游戏卡的琳琅满目的橱窗，幻想一下一群人兴高采烈地在店里玩那些游戏的场景，都可以让少年的我乐不可支地开心上半天，成了我年少时的一种精神寄托。从广告里我可以隐约地感觉到，这家店似乎颇为专业，是行家，游戏肯定很新很全。可惜它在北京，如果它在上海的话，我想我一定会想办法去朝一下圣的。
《家用电脑与游戏机》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停刊，成为了历史，所幸卡姆乐屋顽强地活了下来。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卡姆乐屋，不过在我心里，总是为它留有一个念想。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仿佛它的存在，就象征着曾经的情怀未曾远去。我会觉得只要它在，那么年少时的我，无忧无虑的生活，缓慢的日子，小伙伴们，游戏机们，甚至年轻的爸妈，都在眼前，触手可及，我仿佛还能听到他们的呼唤。人真的是很奇怪的一种生物，喜欢在心里为自己构筑一个虚幻的小天地，无论多么地不可能不现实，却固执地一头扎在其中并乐此不彼。
自从工作以后，我的经济条件已经大为改善。从前那些让我望眼欲穿，垂涎三尺的游戏机和游戏，现在购买起来已经毫无压力。小时候几年才能买上一盒游戏卡，现在买起来PS3/PS4的正版游戏可以半打半打地买。可是我玩游戏的时间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到了很少。有人说，现代都市人很浮躁，沉不下心来研究学问，读书。我想说，岂止是读书做学问，现代人浮躁到连娱乐也很浮躁。主机游戏市场连续萎缩，手机游戏逐年火爆，正说明了即使是玩游戏，越来越多的人也倾向于浅尝辄止，在碎片时间里玩一些快餐化的游戏，而不愿意花上大把连续的时间专心玩主机游戏。有时候望着家里橱架上整排整排的游戏，我常常迷茫到无从下手，不知挑哪一个开始玩；有时候好不容易选定一个游戏把盘放进机器，玩了半个小时，马上又觉得索然无味，把盘退出来关掉了机器。你很难准确地说出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变化，但是它就是一种感觉，感觉不在了或者说缺失了，连同那些激情和兴致也无从寻觅。不过我还是在不断地购买游戏，大多数情况下也许并不是为了玩它们，而是怀念它们曾经带给我的美好回忆。拥有了它们让我觉得那些美好的回忆永远不会消散，或者说，那些回忆正实实在在地躺在我的书架上，随时随地可以触碰到。奇怪或者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处于一个贫瘠，匮乏的年代时，往往能从有限的拥有中获得巨大的快感。而一旦生活变得富足，丰富，我们往往会失却了那种振奋与喜悦。用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益理论或许可以略微描画出这样的一种心理转变，可是却又不完全精确。在年少的时候，我无数次地向往自己能拥有PS，拥有整排整排的游戏。可是当真正这一愿望实现，变成现实的时候，想象中的狂喜并没有如期而至，反而有一些淡淡的惆怅和迷惘。我不得不有点认同那句话，那些所谓的幸福是追求的过程而非结果。村上春树曾经在《国境以南，太阳以西》里写到，得到之日亦即失去之时。
于我，卡姆乐屋是一个具象化的精神寄托。它是我年少时代的投影，是曾经的欢乐岁月的折射。我希望它一直在那里， 这样每一次回头，看到它或者听到它的消息，就会觉得，原来过去的自己，一直都在。这是一篇非常私人的回忆，写给年少的自己，写给曾经拥有的游戏机和游戏卡，写给一起拿着手柄大呼小叫的伙伴，写给时间，写给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