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独龙族二十余年的变迁”笔记
纯粹是私人的课堂笔记。
6月6日昆明晴，并没有尝到汪曾祺《昆明的雨》那种“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雨季。但草木枝叶的水分近似达到饱和状态，分明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在云南大学的文渊楼，听了一上午郭建斌老师的分享。
为了让我们了解媒介人类学，要在短短两小时内释放大量信息，郭老师选择了介绍他自己跟进二十多年的民族志项目来切入——用独龙族的变迁来向我们展示人类学的概念，有个大体感知。
独龙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贡山，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独龙族人口不到7000（五普时多于7000）。
他从行、住、食和其他四方面来展示独龙族二十多年（1994-2017）的变化。
人马驿道（1964）改公路（1999），再到公路隧道（2014）；住的也是从传统独龙族民居改为新农村建设的民居；主食由土豆玉米转为大米。方方面面是越来越现代化，吃住趋于城市的人。但这样的帮助少数民族进入现代化方式也造成许多不可逆的问题。
从住处来说，生活在怒江流域及其他湿热地区的独龙族，传统民居为干栏式木竹楼，建筑结构简单，茅厕建在离房屋很远的地方。而新农村建设后，厕所被设计在了家中，如同城市一样。他们无法接受这一点，但政府出资安排下，也不得不住。尴尬的是，房子并没有妥善因地制宜被处理，厕所的水并未二次加压。湿热的夏季，厕所不能冲水，一下就是三五天。文化冲突上的落差还未平息，生活的尴尬现状和转变让独龙族的人越来越不懂这个世界，不懂瞬息万变的社会。
食物方面就更有意思：2002年之前，土豆、玉米、芋头等是独龙族的主食；2002年之后，土豆玉米几乎消失，大米取而代之成为“霸主”。原来，2002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政策。
在此，郭老师抛出问题，“‘刀耕火种’是对生态的破坏吗？”在降雨量充沛，每年有4000毫米的地方，他们采取轮作的方式耕种，三年后土壤又会恢复肥力。这真的是对生态的破坏吗？独龙族世世代代的耕作经验，岂不比你所谓的文明的新政策来得更科学？
他又提到，当地的自给自足并不会对生态有大破坏；但“市场”的外力、交通的通畅才是最大作用力。
青玉米之争：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
青玉米和野牛肉是独龙族常见的食物。所谓的青玉米，是指玉米没成熟、秸秆和玉米皮都是绿色的玉米。独龙族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晾干青玉米做法等，成为家常饮食。但政策的干预下，让独龙族等到玉米成熟时才许采摘，也即我们平时吃的玉米那样。这种粗暴简单的“现代文明方式”斩断少数民族世代形成的固有方式不再少数。比如前阵子的《送法下乡》就很好玩——少数民族过往的传统习惯法早已在年岁的磨合下成为自然律，而城里人发明的一套法律系统又一刀切、生搬硬套地让民众适应。
在第四部分“其他”方面，郭老师从消失的村庄、消失的文面女、消失的“猎人”、基督教的传承和“独乡式自杀”几个点来讲述。
消失的村庄指的是在新农村建设的划一建设下，家家户户拆掉了旧房子而住进了政府出资的新房。村庄现今的样貌很难看出旧时的特色，而白墙新瓦的整齐划一与其他村落无异。
消失的文面女是指1949年后新政权建立，认为“文面”是旧制度和压迫的象征，于是要求家家户户再也不可文面。而今，独龙族仅存的几位文面女已然成为了独龙族的活化石，民俗学研究专家亦在为保护这一古老文化而努力。
最后“独乡式自杀”是郭老师现在正在探讨的课题。在2008年之前，独龙族并无女性自杀，自杀者全是男性；而2008年后，女性自杀的比例上升。这是否和外界瞬息万变、节奏太快，而独龙族的生活方式与之截然相反有关，正在探讨当中而并无定论。
听了郭老师二十多年的跟踪调查以及许多活生生的例子，感叹现代文明轻易的打断少数民族世代生活模式真的很高姿态，一种自上而下的开拓者姿态。
郭老师用詹姆斯·斯科特的《国家发起的政府工程带来的巨大灾难》做结尾。
詹姆斯·斯科特在对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带来的巨大灾难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时，讲到了四个因素：第一个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即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第二个是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第三个是独裁主义国家；第四个是软弱的公民社会。（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
第一点，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即能够便于管理；
第二点具体表现在拆独龙族传统民居、换砖房；
第三点即无需征求民意；
第四点即民众无法表达、管理自己的事务。
最后的最后，郭老师提出了对传媒的质疑，即大众传媒接受的是现代文明这一套系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理解他们而不是消费他们？
在当地人处于“失语”状态、国家又强势不听意见时，这样的社区发展过程，当地人的主体性得不到体现。大众传媒到底能多大程度上解释少数民族的现状和困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