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家族的传奇故事基本上止于二代，之后摩根变成了一个公众公司

                
                 
本文作者： 李莉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迎来了狂欢。汽车、电话、广播等新科技，就像过去的铁路那样，令美国经济迅速增长，而广告业和信用卡业的发展也促使消费者增加支出。1922 至 1929 年期间，美国的实际 GDP 每年增长高达 5%，高于美国过去历史上所有时期。
 
                
                  投资者和投机者当然没有错过赚钱的机会，不同于以往，股票市场上的玩家不再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普通人加入了其中。这些散户并不需要拥有很多钱，一般来说，他们只需要出 10% 的资金，剩余 90% 都能够贷款，比如说拿 1000 美元买入 10000 美元的股票。
民众愿意将钱砸进股市的原因很简单：收益率高。1927 年，股票的收益率已经达到 38%，第二年继续升到 44%。再加上他们能够轻易从银行借到钱，如此一来买股票变成了一个看起来一本万利的生意。道琼斯指数不断创新高，1929 年 9 月 3 日达到 381.17 点，自此之后 25 年道琼斯指数都未能再重回这个高度。
 
                
                  作为一家强调稳健投资的金融机构，J.P.摩根公司一向都远离股市，不以机构投资者的身份买卖股票，基本只做批发债券和银行业务，而且极力避免承销的债券违约这种重大事故，以免损害自己的名声，这令他们在后来的经济危机中损失要比同行们小不少。
但也正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金融市场变得和过去不同了。大量年轻人进入商业银行，他们并不关心债券安全与否，只希望自己能卖出更多债券、拿到更多佣金。他们也不像摩根的员工那样，只是坐在银行的办公室里等着顾客上门，而是闯进各种各样的潜在发债人的办公室。
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实际上风险极高的债券推销给散户，并且对其风险避而不谈。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些银行所发行的债券已经占到了新发行债券市场的 45% 了。
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之下，连摩根公司也参与了投机。他们在 1927 至 1931 年间，参与了 50 多家所谓的股票联营基金（stock pool，直到罗斯福新政才被列为违法行为），这些基金的参与者都有大量资本，他们通过内幕交易、虚假消息等手段操纵股价并从中获益，这显然不是什么正常的投资行为。
华尔街的繁荣似乎能够永远持续下去，直至 1929 年 10 月 24 日“黑色星期四”。一开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暴跌了 11%，到了中午，股票市场的市值已经蒸发了 95 亿美元。
 
                
                  在这个需要稳定市场情绪的时刻，摩根公司最重要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W. Lamont）召集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并开了 20 分钟的会。不同于他的父亲皮尔庞特·摩根，杰克•摩根对做银行家这件事兴趣不大，继承集团之后他将权力下放给各个合伙人，由他们来管理公司，自己掌握大局，拉蒙特因此成为了公司的核心人物之一。
正如《福布斯》创始人伯蒂•福布斯（B. C. Forbes）所说：“汤姆•拉蒙特——摩根的头号合伙人——在星期四扮演的角色正是当年皮尔庞特•摩根在过去的恐慌中所通常扮演的。”
在会议之后，拉蒙特向媒体宣称目前经济的“基本面很稳定”，市场不过是突然产生了颠簸。
 
                
                  除此以外，各个银行还共同出资 2000 万美元来托市（使股市回升）。下午 1 点 30 分，纽交所代理主席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亲自走到了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柜台，宣布他将会以最后的卖出价格——每股 205 美元的价格买 1 万股，随后下单买入数个大公司的股票，直到完成 2000 万美元的买入指令。
拉蒙特所领导的这次救市活动当天确实生效了，股市有所回升，人们暂时相信银行正在有组织地挽回经济。对摩根公司来说，他们的业务也得救了，实际上银行们托市的钱都花在购入他们所担保的那些公司上了——比如皮尔庞特所一手促成的美国钢铁公司。
但市场的信心转瞬即逝。29 日，也即是“悲惨星期二”，各种卖空流言令所有人都不断抛出手中的股票，当天股票交易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1600 万股，而且在之后 40 年后一直是最高纪录。
包括摩根公司在内的各个银行都束手无策，报纸上充斥着银行家们大量抛售股票来保全自己的报道，而摩根有 1 亿美元的经纪人贷款，已经支付给经纪人但还未收回款项，在这种状况下款项回收也成了问题。
这次股灾中，进行扑火最终是美联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以下简称纽联储）总裁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立刻降低了利率，向那些负担了大量经纪人贷款的银行注入资金，以保证证券市场的正常运作：“证券交易所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营业。各位先生，我将提供所需要的全部准备金。”
 
                
                  不仅如此，纽联储还每天都向华尔街的银行们回购价值大约 1 亿美元的政府债券，从而保证这些银行有足够的现金作为准备金，以防出现挤兑等问题。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与美联储所能动用的资金与工具相比，皮尔庞特过去的救市局限非常明显，而这也正是托市 2000 万美元收效短暂的原因之一。不过你可能还记得，正是皮尔庞特·摩根鼓励联邦政府建立联邦储备体系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更大危机。
在这场持续时间长而影响巨大的经济危机中，摩根公司的总资产也急速减少，从 1929 年的 7.04 亿美元跌到的 1932 年的 4.25 亿美元。 然而对摩根公司来说，资产损失还只是个开始。
危机之后，民众想知道危机的原因，并且让那些犯错的人负责。而在危机一开始，华尔街就因为抛售股票而被民众所谴责。
1933 年费迪南德•佩科拉律师（Ferdinard Pecora ）所进行的众议院调查中，更是暴露出了华尔街不少恶劣行为：商业银行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的 1900 多个销售员，明知风险而不告知普通投资者，向他们兜售高风险的拉丁美洲债券；大通银行（Chase Bank）的总裁艾伯特•威金（Albert H. Wiggin）用来自大通的 800 万美元贷款，做空自己银行的股票而赚了几百万。
 
                
                  佩科拉的发现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他们对华尔街信心全无，而且期待贪婪的银行家们能受到惩罚。而针对摩根公司的听证会最终在 1933 年 5 月来临，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支持下，佩科拉展开了对华尔街的全面调查，作为全美最有影响力的银行，摩根首当其冲。
此时的摩根公司已经不再是家族企业了。
1931 年奥地利和德国的银行体系崩溃，危机随后转移至伦敦，摩根集团竭尽全力也没能捍卫英国的金本位制，英镑贬值 30%。
然而，美联社在伦敦采访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的杰克时，他却拍手欢迎英国脱离金本位制的做法。拉蒙特与另一位主要合伙人查尔斯•斯蒂尔（Charles Steele）联名写信，直接指责杰克：“这不仅使我们当众出丑，而且也使我们丧失了多年来美国银行界普遍对我们捍卫英国信誉做法的支持”。
《摩根财团》的作者罗恩•彻诺指出这封信标志着“摩根银行不再是个家族银行”。显然，摩根家族在摩根集团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在未来公司经营中你将会发现摩根家族的存在感越来越低。
 
                
                  依然是摩根集团象征的杰克•摩根，确信摩根公司没有任何问题，他在听证会开始时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我认为私人银行家是我们国家的重要财富，而不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危险。 ”
然而，听证会中，佩科拉指出，杰克在 1930-1932 年期间没有缴纳所得税，而摩根的所有合伙人在1931 年与 1932年也未曾缴纳所得税。从法律上来说，摩根高层们并没有违法，他们利用了税法的漏洞，用股票亏损抵消了他们所需要缴纳的税。虽然如今在美国，有钱人利用各种方法合法避税已经司空见惯，但那时候的民众还没有这种概念，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逃税。
不仅如此，佩科拉发现摩根公司将当时风险极低、卖出后就能立刻稳赚一笔的股票低价卖给他们的优惠客户，而这份名单上包括了美国商业和政界的精英们。虽然摩根公司辩解称将股票卖给这些有钱的客户，是为了避免小投资者分担风险，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更像是向那些客户行贿。
不过与其他银行相比，摩根是相对诚实而公正。佩科拉后来评价杰克是非常真诚的人：“说实话，对摩根公司的调查没有揭露出什么舞弊事件和丑闻，而我们在稍后调查其他大型银行机构和大人物时，各种丑闻却接二连三。摩根先生无疑是完全坦诚的”。
 
                
                  而这与后来的摩根大通形成了对比。2012 年第四季度的财报中，他们花了 9 页纸介绍目前公司所面临的法律纠纷问题，并且估算解决所有纠纷可能需要耗费 68 亿美元。 与 2.4 万亿的总资产来说，这的确不算是大数目。然而，在无视法律的最初，摩根大通就知道自己很有可能遭遇这些罚金，但违法的收益将高于支出，他们不愿意错过可观的利润。
最终，民众并不认为摩根是真诚的，摩根公司的名声受到极大打击。而《纽约时报》的社论对摩根毫不留情：“这是一个由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强大的银行家们组成的公司。它完全没有必要采用小经营者的种种小手段。然而，它未能经得起对其自尊和名誉的考验。”
在佩科拉听证会进行的同时，民主党参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和众议员亨利•斯蒂格尔（Henry B. Steagall）提出了将会重塑美国银行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
 
                
                  简单来说，这个法案就是要求美国的银行必须选择成为商业银行或者投资银行的其中一种。商业银行能够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但只能买美联储批准的债券，不能承销公司证券。投资银行不吸收存款，主要承销各类债券。
如此一来，低风险和高风险的业务将会分离开来，银行的存款业务不会再被其它部门的投机行为所危机，也就是说，当投资银行经营失误时，政府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为了拯救储户的钱而救市，不必拿纳税人的钱来为私人银行的失败投资买单——就像 1929 年经济危机中政府所做的。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最终在 1933 年 6 月 16 日生效。实际上，经济危机后，美国政府全面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同一年，美联储制定了 Q 条例（Regulation Q），规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实质上就是支票账户）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上限。
分别在 1933 年和 1934 年通过的《1933 年证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以及《1934 年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则令美国创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以下简称 SEC）来监管股票和债权市场，而且从此以后上市公司必须公开企业和债券状况。
 
                
                  所有这些条例都对摩根公司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美国同时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而且两项业务都在业内领先的银行，摩根公司必须做出抉择，舍弃其中一项业务。
1935 年 8 月，拉蒙特将公司的高层召集至缅因州岸边的农场。这次秘密会议后，J.P.摩根公司宣布他们将会留下商业银行业务，而分离的部分将会成为独立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
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令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成迷：为什么摩根公司要选择成为商业银行，继续做存款业务？
摩根官方历史记载的内容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作出决定时，J.P.摩根这家合伙公司约有 425 名雇员，如果公司选择了全部从事证券业务，那么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或许将成为多余。”
最终 J.P. 摩根公司中只有大约 20 人离开公司去组建摩根士丹利，如果他们做出相反的选择，那么他们将会大规模裁员，这对一直保留着绅士做派、重视员工待遇的摩根公司来说或许是不可接受的结果。不仅如此，如果美国政府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重组公司时自然也是保留有大量雇员的商业银行更方便。
 
                
                  除此以外，在两项证券法刚刚通过的 1935 年，债券市场并不是特别景气，在很长时间里证券业务都是摩根最不赚钱的部门之一。
无论如何，1935 年 9 月 5 日，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从此分道扬镳。1973 年，两家公司与英国的摩根建富曾经在百慕大石窟湾酒店讨论过统一海外债券业务，考虑成立摩根国际公司，最终这项提议未能达成。
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至今也未能如当时高层所幻想的那样，在未来再次合并为一家公司。
与分离前的情况截然不同，摩根士丹利成立后业绩表现远远超过 J.P.摩根。
摩根士丹利承接了大量原本摩根集团客户的公司债券发行，光是第一年就接手了 10 亿美元的债券发行业务，市场份额高达四分之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那些最引人注目的那些债券发行，比如通用汽车在 1953 年 3 亿美元债券和 3.28 亿美元股票的发行，往往都是交由摩根士丹利来进行。
然而，摩根士丹利的客户中越来越多公司不再需要靠投资银行来发行债券了。1973 年成为了公司最年轻合伙人的刘易斯•伯纳德（Lewis W. Bernard）曾经预言说：“客户们将尽量自己解决问题，所以我们面临的主要竞争来自我们的客户。”
 
                
                  公司弱小、银行强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许多大公司的名声并不比投资银行差。这意味着他们不需要银行来做担保，完全可以通过自行出售商业票据或者向投资机构直接募集资金来融资。对作为资金提供者和使用者的中介的摩根士丹利来说，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债券发行业务的减少。
新趋势最终迫使摩根士丹利不再局限于债券承销业务，他们在 1971 年加入高盛（Goldman Sachs）和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后被旅行者集团并购）的行列中，开始从事他们过去极其排斥的债券交易业务。
 
                
                  这次业务转变决定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承销业务逐渐变得越来越不赚钱。 1982 年 SEC 颁布的“415 规则”令公司发行债券这件事，从漫长的承销转至讲究实效的短时交易，而这并非摩根士丹利的特长，他们因此丧失了自 1953 年就保持着的承销商第一名的地位，跌至第六名。不仅如此，415 规则令承销商所能获得的承销费用也随之减少。
而 1974 年摩根士丹利所进行的第一次敌意收购成为了公司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一直以来，在接兼并的生意时，为了避免激怒大客户而失去承销生意，摩根士丹利都会考虑相关公司与大客户们的关系。对已有客户来说，兼并业务属于摩根士丹利给客户的附加服务，只会收取小额费用。
然而，承销生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兼并案正在迅速增加，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有 25000 家企业因此而消失，兼并甚至还促成了美国 100 强企业中 18 家企业的诞生。
为了增加收入来源，摩根士丹利在 70 年代成为了第一家设立兼并和收购部的银行。1974 年，摩根士丹利打破了过去的原则，不再只是进行稳健的收购，而是进行所谓的敌意收购——目标公司经营者不同意的收购，协助加拿大镍矿企业英科公司（International Nickel）以每股 41 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当时每股 19 美元、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电子蓄电池公司（Electric Storage Battery Company）。
而这成为了摩根士丹利敌意收购业务的开端，他们按照成交总额的百分比来收取服务费，在并购案数量和金额不断上涨的背景下，摩根士丹利靠此获得的利润不断增加。1985 年，作为华尔街兼并业务第一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赚了 8200 万美元。
有意思的是，大洋彼岸的摩根建富公司走了与摩根士丹利相似的道路。
1958年，华宝投资银行（Warburg）在战后的英国第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敌意兼并，完全改变了死气沉沉的伦敦金融城的作风，当时摩根建富极其愤怒，在此后 15 年内都拒绝与华宝来往。
但随着摩根建富管理层态度的转变，60 年代摩根建富开始以“抢劫掠夺式”的作风做敌意兼并业务，甚至在帮助帝国烟草公司兼并加勒赫公司时，公然与英国政府的兼并监督组对抗，最终摩根建富赚取了 100 万美元的巨额服务费，但也令公司的名声受损。
 
                
                  摩根建富最终也差点成了敌意收购的“受害者”。1986 年的内幕交易以及操纵股票价格的丑闻迫使他们在两年后关闭了证券业务，作为投资银行的实力大幅缩水。
1989 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Indosuez）发动了对摩根建富的敌意收购，最终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作为收购案中的“白衣骑士”，以账面价值一倍以上的价格收购了摩根建富，源于 1838 年的皮博迪-里格斯公司的摩根建富历史就此终结。
与摩根士丹利相比，公司拆分后 J.P. 摩根的状况要尴尬的多。
诚然，如果只谈纯粹接收大额存款的批发银行，J.P. 摩根在政界和商业有着其他银行完全比不上的客户。然而，在商业银行领域，J.P. 摩根完全不如那些吸收普通民众存款的零售银行，论存款量只能排到二三十位。
与此同时，和摩根士丹利面对的状况一样，公司要获取资金不一定要通过银行渠道，这令 J.P.摩根公司一向稳妥的批发贷款业务受到威胁。不仅如此，根据法定的贷款最大限额，它给客户的贷款不能超过其营运资本的 10%，在资金需求量越来越高的 20 世纪， J.P.摩根已经很难满足他们的客户的需求了。这迫使 J.P.摩根放弃让员工坚守在办公室，管理层开始派人去拉业务。
到了 50 年代，资金问题已经成为了 J.P.摩根的瓶颈。但他们的合伙人最初坚持己见，1953 年他们拒绝了大通银行的合并，不过大通的提议最终在 2000 年实现——大通曼哈顿银行以 309 亿美元收购了J.P.摩根，合并为如今的摩根大通。
 
                
                  J.P.摩根的合伙人之一亨利•亚历山大（Henry C. Alexander）1954 年说：“摩根永远也不与人合并”，1958 年还表示“要坚持到最后”。不过最终，1958 年 12 月，J.P.摩根与担保银行合并（Guaranty Bank），组成摩根信用担保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合并之后，摩根担保信托公司存款达到 40 亿美元，成为了当时全球最大的批发业务银行。不仅如此，他们拥有大量大公司客户，60 年代中期所发放的公司贷款超过了次于它的后五家银行的贷款数量总和。
1961 年，商业银行迎来了一次变革。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al City）的乔治•穆尔（George Moore）和沃尔特•里斯（Walter Wriston）找到了绕过 Q 条例中的利率上限的方法。他们设计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令原本闲置着的存款转换成能够出售的有收益票据，令商业银行能靠这种方法而不是逐渐减少中的存款来获取资金。
 
                
                  很快，摩根担保信托公司就回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不希望他们进入的资本市场，进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联邦基金、外汇等等交易，相关的交易部门每日交易量甚至能够达到 10 亿美元。
实际上，80 年代美国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等监管条例逐渐被放宽甚至被废除，比如 1980 年 Q 条例被废除。
因为商业银行竞争力受监管条例限制，竞争力不足，1986 年 J.P.摩根（1984 年更改了公司名字）、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 New York Corporation）和花旗集团（Citi Group）联合请愿后，美国政府重新解释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投资银行业务收入不超过总收入 5% 为前提，商业银行也能够开始做投资银行业务了。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就任美联储主席后，这个比例更是上升到了 25%。
不仅如此，90 年代投资银行开始与券商、信用卡公司合并，比如 1997 年摩根士丹利与信用卡公司兼券商添惠公司（Dean Witter）合并，令他们的实力进一步增强，J.P.摩根等商业银行因此更急切地希望政府能放松对他们的监管。
 
                
                  最终，1999 年 11 月《金融服务法现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取代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合并限制全部被废除，J.P.摩根与摩根士丹利正式成为了竞争对手。
2008 年经济危机中，两个摩根的遭遇截然不同：摩根大通一度被当成了金融体系的救世主，而市场丧失了对摩根士丹利的信心。
 
                
                  那年三月，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之一贝尔斯登（Bear Stearns Companies）濒临倒闭，到了 3 月 13 日只剩下不到 20 亿美元的现金。为了救援贝尔斯登，美联储拿出来 129 亿美元的现金，但他们却没有监管和贷款给投行的职能，最终只能邀请摩根大通作为中间人，将钱贷给贝尔斯登。
不仅如此，在美国政府处理掉贝尔斯登 300 亿美元的非流动性证券的前提下，摩根大通最终以 1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贝尔斯登，避免其倒闭可能会给金融系统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而摩根大通的 CEO Jamie Dimon 因此“被当成是皮尔庞特转世”，《华尔街日报》甚至说他“迅速变身为华尔街最后一位可以依靠的银行家” 。
 
                
                  有些讽刺的是，当年美联储的建立的原因之一就是避免 1907 年皮尔庞特救市重现，令摩根大通这样的私人金融机构不再直接参与救市。而且实际上这对摩根大通来说是个相当划算的交易，光是贝尔斯登纽约总部大楼就已经值 14 亿美元了。
而摩根士丹利的运气就不太好了。在贝尔斯登与美林都被收购、雷曼兄弟倒闭以后，摩根士丹利与高盛作为仅剩的五大投资银行的两家也没能在危机中幸存。市场完全丧失信心，投资者相继抽走资金，两家银行都处于破产边缘。
为了拯救摩根士丹利，在 J.P.摩根被拆分为两家银行的 73 年后，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的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ranz Geithner）一度希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能合并，如此一来摩根士丹利的资金也不再成问题了。然而摩根大通的团队考虑之后，发现两家银行重叠业务太多，他们搞不清楚“收购摩根士丹利到底有何用处”，拒绝了这项提议。
最终，摩根士丹利获得了来自三菱的 90 亿美元支票，巴菲特买了高盛 50 亿美元的优先股，危机解除。然而，正如《大而不倒》所概括的，“这两家全国最大的投资银行最终是通过宣告自己商业模式的失败来拯救自己的”，它们从此不再是独立的投资银行，而是银行控股公司，必须受美联储监管。
 
                
                  如今，全球金融体系中充满着不确定。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他们正在研究重回旧体制——《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或许美国将重新拆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而英国脱欧谈判还未开始，英国与欧盟的分歧已经非常明显了。
实际上，摩根大通并非唯一一个打算把员工从摩根集团的发源地——伦敦撤出的公司，摩根士丹利同样在考虑把欧洲总部搬到都柏林或者法兰克福，将 6000 员工中的 1000 人转移去其他地方。
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中，唯一能比较确定的就是，在现在的金融体系中，摩根过去那样的辉煌不会再现了。
制图：冯秀霞
题图：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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