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
查看话题 >我和阿黄（一）
阿黄不是一条狗。阿黄是我老公。
他很讨厌我叫他“阿黄”，因为实在是和“旺财”太像兄弟。他也不让我叫他名字最后一个字的叠音，通常来说情侣或者夫妇间都会有这种嗲嗲的称呼以显得亲密，然而阿黄说他还在吃奶的时候他妈都不这么叫他，我现在如果这么叫他简直就是逼他去吃翔——太特么恶心了。
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叫他全名，他叫我“媳妇儿”，土的掉渣，俗的冒泡。
但我背地里一直都叫他阿黄。阿黄，阿黄，阿黄，不能见面的时候连着唤几声，会有种全面掌控了一条狗生的小得意，连带着那种本来惆怅酸楚的思念也变成了遇到淘气贪玩的宠物撒欢不归时的无可奈何。这是“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再次胜利。
我和阿黄是小学同学。每一个第一次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会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然后无比惊讶地说：“你们的革命友情竟然开始的那么早？！”夸张的追问下多少都包含着一丝对“青梅竹马”故事的幻想和意淫。然而天可怜见，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1岁认识阿黄的时候，我们还在上小学五年级。那一年，已经第五年做班长的我，在“优等生”和“班长”身份的双重加持下，每天自带BGM和正义光环，被水冰月“代表月亮消灭你”的口号牢牢锁定灵魂，是个拿着教鞭把班里男同学耳朵打出血的狂暴女汉子。而阿黄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组长，他矮小，瘦弱，脑袋又大又圆，一下课就到处跑着揪女生辫子，或者是给同桌那个笑点奇低的胖男生讲笑话，看他笑的钻到桌子底下出不来，然后自己也捂着嘴笑的浑身发抖，大脑袋簌簌地晃着，活像一只偷吃坚果被噎着的松鼠。
我那时顶瞧不上他，也不爱和他说话。只记得有一次学校又组织例行的给希望工程捐款的活动，要求每人都必须交钱，那时候还是世纪之交的新千年，小城的孩子们一周的零花钱也不过三五块，所以大多数人都是捐一块两块，少一点的最不济也是五毛。只有阿黄，嬉皮笑脸地说自己没钱，在我一再催促下翻遍全身口袋最后只交了一毛钱。被正义光环笼罩着的我当时一下子就火了，叉着腰对还在笑的阿黄恶狠狠地说：“你丢不丢人？就一毛钱你也好意思捐？干脆我替你捐好了，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人，还在那儿笑！！全班就属你捐的最少，你不觉得害臊吗？！”阿黄一开始还满不在乎地瞪我，听到自己是全班捐的最少的人，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再后来突然眼泪就流了下来。他抬起袖子捂住眼睛，也不出声，只是紧紧地攥着拳头。而当时的我看到他哭，却丝毫没有要停止训话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攻击道：“你还有脸哭？亏你还是个男生呢！真丢人！”
真丢人。不是阿黄，而是当时的我。谁说小孩子都是单纯美好可爱的？年少时的恶毒和阴暗，都是真正纯粹的恶，毫无掩饰，毫无顾忌，毫无避讳，甚至毫无缘由。怎么伤人怎么来，怎么极端怎么来，巴不得句句扎心，字字剜肉，直到被攻击者哭出来，施暴者甚至有种胜利的喜悦。那之后我就没再和阿黄说过话，他每天看见我也都绕着走，如果就这样平淡地持续下去，他应该很快就会和我其他那些小学同学一样，在学年结束之后被我快速地遗忘，最终变成记忆里模糊的背景板。
然而生活还真是有太多意想不到。五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就在课堂上晕厥了，手脚抽搐，满脸红疹，嘴巴和舌头僵成铁板一块，无法动弹，也无法说话，只能呜呜地哭，这种奇怪而可怕的症状把全班所有人都吓傻了。班主任也慌了，赶紧找了人把我从教室往学校医务室背，然后又在班里问谁知道我家的住址，立刻回去找一下我的父母。其实现在想想班主任估计也是急糊涂了，虽然当时手机的普及度非常有限，但给我爸单位打座机还是可以的，然而遇到紧急状况，在那个即时通讯不甚发达的时代，大家第一反应还是靠人肉传递信息。
阿黄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的。没错，他家就住在我家对面，两栋楼隔着一条马路。后来他回忆说，那天真的是一路狂奔到了我家，具体怎么找到我爸的他也记不清了，可能是拜托附近的邻居给我爸单位打了电话，然后又一路跑过去，我爸再骑着自行车带他回到学校接走了我。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父母一直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但谁也说不好这究竟是什么病，一会儿说是贫血，一会儿又说是癫痫，最夸张的还有个医生说是先天性心脏病……父母异常担心，向学校请了长假，作为一个资深优等生，老师毫不犹豫地同意让我安心在家待着，只是吩咐阿黄每天把布置的作业和考卷带回家给我，第二天再把我写好的作业和考卷带回学校给老师。
就这样，新千年的第一个五月，一个名叫阿黄的11岁男孩子，每天放了学带着两人份的作业，一路小跑着送到同班那个把他骂哭的生了怪病的女同学家里。走过她家楼下阴湿的胡同，躲开她家邻居狂吠不止的大狗，穿过她家黑且幽长的楼道，气喘吁吁地敲开她家的大门，在她父母热情的招呼下，吃一片西瓜，或者喝一罐饮料，然后擦着汗回到自己家里。日复一日，不间断地持续了一个多月。
后来我妈说，她从那个时候就觉得阿黄这个孩子不错，热情、善良、有责任心，还懂礼貌。我对这一说法始终嗤之以鼻，觉得她不过是回忆滤镜加的有点重。而阿黄回忆的版本则明显充满了对我的埋怨，他说那时候每天送作业过去，想着我总该为此对他表示一下感谢，结果每次我都冷着个脸，基本不跟他说话，只有我父母的热情让他勉强觉得做个乐于助人的好人总算不是一件太糟糕的事。
再后来，我的病渐渐好些了，终于又可以回学校了，阿黄便不再来我家。回到学校的我依然对他冷个脸，他见到我也依然躲着走，谁也不提我生病期间的事。没人说得清年少时莫名其妙的骄傲和矜持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是极不情愿让一个自己瞧不上的人看到我生病时那种落魄虚弱的样子，更不愿接受这样一个人对自己持续不断的帮助和付出。我刻意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却无法阻止这个人和那场病结为一体，永远留在了我关于童年重大事件的回忆里。
但也只是一段回忆罢了。升入初中后，我和阿黄就分到了不同的班级，彼时我心心念念暗恋着另一个男生，阿黄也在初一暑假遇到了那个让他怦然心动的初恋小姐姐，我们心里都装着别人，像两颗满怀心事的沉重的流星，刹那间相遇，一瞬间又分离，沿着不同的方向，进入不同的高中，读了不同的大学，学习不同的专业，结识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爱与被爱，从那个新千年的五月以后几乎再无交集，各自行走在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上。
原以为一切就会像这样沉寂下去，直到人生的终点，可能两个人都不会再聚首。但2014年的春节，时隔14年，命运让我们又再次相遇了。
他很讨厌我叫他“阿黄”，因为实在是和“旺财”太像兄弟。他也不让我叫他名字最后一个字的叠音，通常来说情侣或者夫妇间都会有这种嗲嗲的称呼以显得亲密，然而阿黄说他还在吃奶的时候他妈都不这么叫他，我现在如果这么叫他简直就是逼他去吃翔——太特么恶心了。
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叫他全名，他叫我“媳妇儿”，土的掉渣，俗的冒泡。
但我背地里一直都叫他阿黄。阿黄，阿黄，阿黄，不能见面的时候连着唤几声，会有种全面掌控了一条狗生的小得意，连带着那种本来惆怅酸楚的思念也变成了遇到淘气贪玩的宠物撒欢不归时的无可奈何。这是“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再次胜利。
我和阿黄是小学同学。每一个第一次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会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然后无比惊讶地说：“你们的革命友情竟然开始的那么早？！”夸张的追问下多少都包含着一丝对“青梅竹马”故事的幻想和意淫。然而天可怜见，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1岁认识阿黄的时候，我们还在上小学五年级。那一年，已经第五年做班长的我，在“优等生”和“班长”身份的双重加持下，每天自带BGM和正义光环，被水冰月“代表月亮消灭你”的口号牢牢锁定灵魂，是个拿着教鞭把班里男同学耳朵打出血的狂暴女汉子。而阿黄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组长，他矮小，瘦弱，脑袋又大又圆，一下课就到处跑着揪女生辫子，或者是给同桌那个笑点奇低的胖男生讲笑话，看他笑的钻到桌子底下出不来，然后自己也捂着嘴笑的浑身发抖，大脑袋簌簌地晃着，活像一只偷吃坚果被噎着的松鼠。
我那时顶瞧不上他，也不爱和他说话。只记得有一次学校又组织例行的给希望工程捐款的活动，要求每人都必须交钱，那时候还是世纪之交的新千年，小城的孩子们一周的零花钱也不过三五块，所以大多数人都是捐一块两块，少一点的最不济也是五毛。只有阿黄，嬉皮笑脸地说自己没钱，在我一再催促下翻遍全身口袋最后只交了一毛钱。被正义光环笼罩着的我当时一下子就火了，叉着腰对还在笑的阿黄恶狠狠地说：“你丢不丢人？就一毛钱你也好意思捐？干脆我替你捐好了，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人，还在那儿笑！！全班就属你捐的最少，你不觉得害臊吗？！”阿黄一开始还满不在乎地瞪我，听到自己是全班捐的最少的人，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再后来突然眼泪就流了下来。他抬起袖子捂住眼睛，也不出声，只是紧紧地攥着拳头。而当时的我看到他哭，却丝毫没有要停止训话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攻击道：“你还有脸哭？亏你还是个男生呢！真丢人！”
真丢人。不是阿黄，而是当时的我。谁说小孩子都是单纯美好可爱的？年少时的恶毒和阴暗，都是真正纯粹的恶，毫无掩饰，毫无顾忌，毫无避讳，甚至毫无缘由。怎么伤人怎么来，怎么极端怎么来，巴不得句句扎心，字字剜肉，直到被攻击者哭出来，施暴者甚至有种胜利的喜悦。那之后我就没再和阿黄说过话，他每天看见我也都绕着走，如果就这样平淡地持续下去，他应该很快就会和我其他那些小学同学一样，在学年结束之后被我快速地遗忘，最终变成记忆里模糊的背景板。
然而生活还真是有太多意想不到。五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就在课堂上晕厥了，手脚抽搐，满脸红疹，嘴巴和舌头僵成铁板一块，无法动弹，也无法说话，只能呜呜地哭，这种奇怪而可怕的症状把全班所有人都吓傻了。班主任也慌了，赶紧找了人把我从教室往学校医务室背，然后又在班里问谁知道我家的住址，立刻回去找一下我的父母。其实现在想想班主任估计也是急糊涂了，虽然当时手机的普及度非常有限，但给我爸单位打座机还是可以的，然而遇到紧急状况，在那个即时通讯不甚发达的时代，大家第一反应还是靠人肉传递信息。
阿黄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的。没错，他家就住在我家对面，两栋楼隔着一条马路。后来他回忆说，那天真的是一路狂奔到了我家，具体怎么找到我爸的他也记不清了，可能是拜托附近的邻居给我爸单位打了电话，然后又一路跑过去，我爸再骑着自行车带他回到学校接走了我。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父母一直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但谁也说不好这究竟是什么病，一会儿说是贫血，一会儿又说是癫痫，最夸张的还有个医生说是先天性心脏病……父母异常担心，向学校请了长假，作为一个资深优等生，老师毫不犹豫地同意让我安心在家待着，只是吩咐阿黄每天把布置的作业和考卷带回家给我，第二天再把我写好的作业和考卷带回学校给老师。
就这样，新千年的第一个五月，一个名叫阿黄的11岁男孩子，每天放了学带着两人份的作业，一路小跑着送到同班那个把他骂哭的生了怪病的女同学家里。走过她家楼下阴湿的胡同，躲开她家邻居狂吠不止的大狗，穿过她家黑且幽长的楼道，气喘吁吁地敲开她家的大门，在她父母热情的招呼下，吃一片西瓜，或者喝一罐饮料，然后擦着汗回到自己家里。日复一日，不间断地持续了一个多月。
后来我妈说，她从那个时候就觉得阿黄这个孩子不错，热情、善良、有责任心，还懂礼貌。我对这一说法始终嗤之以鼻，觉得她不过是回忆滤镜加的有点重。而阿黄回忆的版本则明显充满了对我的埋怨，他说那时候每天送作业过去，想着我总该为此对他表示一下感谢，结果每次我都冷着个脸，基本不跟他说话，只有我父母的热情让他勉强觉得做个乐于助人的好人总算不是一件太糟糕的事。
再后来，我的病渐渐好些了，终于又可以回学校了，阿黄便不再来我家。回到学校的我依然对他冷个脸，他见到我也依然躲着走，谁也不提我生病期间的事。没人说得清年少时莫名其妙的骄傲和矜持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是极不情愿让一个自己瞧不上的人看到我生病时那种落魄虚弱的样子，更不愿接受这样一个人对自己持续不断的帮助和付出。我刻意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却无法阻止这个人和那场病结为一体，永远留在了我关于童年重大事件的回忆里。
但也只是一段回忆罢了。升入初中后，我和阿黄就分到了不同的班级，彼时我心心念念暗恋着另一个男生，阿黄也在初一暑假遇到了那个让他怦然心动的初恋小姐姐，我们心里都装着别人，像两颗满怀心事的沉重的流星，刹那间相遇，一瞬间又分离，沿着不同的方向，进入不同的高中，读了不同的大学，学习不同的专业，结识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爱与被爱，从那个新千年的五月以后几乎再无交集，各自行走在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上。
原以为一切就会像这样沉寂下去，直到人生的终点，可能两个人都不会再聚首。但2014年的春节，时隔14年，命运让我们又再次相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