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鼎立：权力的衍生
三权鼎立：权力的衍生
文艺复兴之后，统治权理论描述的那个至高无上的模态和组织方案的权力在民主力量膨胀、工业化道路加剧的社会中变得再也无力支配经济和政治个体，以至于有太多的东西既在下层又在上层，既在细节上又在整体上脱离了旧的专制的权力机制。为了找回尊严，重新控制社会，权力开始了痛苦地变异或分化，其行使方式也被迫从公开野蛮的统治变为隐蔽的威慑。权力的变异产生了两种与统治权理论描述不同的权力机制：惩戒权力（pouvoir disciplinaire）和生命权力（bio-pouvoir）。需要指出的是，新的权力机制并不是要取代统治权的古老权利，而是补充它，新的权力并不是取消旧的权力，但是将进入它、改变它。
新的权力机制完全不能用统治权理论的术语描述和辩护，但它们共同存在。新旧权力机制根本上的异质在新的权力机制日益壮大的情况下为甚么没有带来统治权理论大厦的坍塌呢？为甚么统治权理论在君主的头被砍下的情况下不仅继续存在，而且继续组织法律原则并供给欧洲呢？为甚么统治权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和重大组织原则能如此持久呢？福柯认为，一方面因为统治权理论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卖主求荣调转了炮口，从维护君主政体转为「反对君主政体和一切阻挠惩戒社会发展的障碍」（un instrument critique permanent contre la monarchie et contre tous les obstacles qui pouvaient s'opposer au développement de la société disciplinaire.）另一方面，统治权理论和「以它为中心的有关法律规则的组织可以在惩戒机制之上附加法律体系，从而掩盖前者，抹去惩戒中固有的统治及其统治技术的因素」。(l'organisation d'un code juridique centré sur elle ont permis de superposer aux mécanismes de la discipline un système de droit qui en masquait les procédés, qui effaçait ce qu'il pouvait y avoir de domination et de techniques de domination et dans la discipline.) (Foucault, p.33)最终应允统治权的民主化，使人们产生了统治权在自己的手中的幻觉。
统治权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它们必须作出妥协，出让部分领土给惩戒的权力和生命权力。传统的统治权理论围绕统治权这个中心从上到下对权力进行宏观分析，把权力视为某种先于其实施、具有恒常齐一性质的事物。但是这种权力分析不能正确地解释众多的微观权力关系，因为细微的权力关系弥漫于身体、性、家庭、亲属关系、话语等等之中，而在这些细枝末梢的角落里，宏观权力机制缺场了。十七、十八世纪，一种新的权力机制-惩戒的权力-应运而生，填补了统治权无法入驻的领土。这种新型权力机制是建立在人类科学基础上的，它利用科学话语通过诸如家庭、学校、行政机构、医药卫生机构、监狱等作用于人的肉体、人的灵魂，从而既能提高他们的力量和提高他们的效率，又能使他们驯服，最终保证社会的内聚力。统治权话语中的权力源自法律规则，它的实施是一种司法程式，惩戒的权力与法律是不相容的，它有自己的话语，它是知识创造的工具和认识的复杂的场，它站在知识巨人的肩膀上。这样，至此至少已经存在两种权力机制：一种是围绕统治权的法律机制；另一种是通过惩戒运转的权力机器。权力同时通过法律和惩戒技术运转。前者权力运作的机器是国家、军队、警察、法律等，这时权力主要是否定的、禁止性的。而后者的权力主要运作在家庭、学校、医院、监狱等，在这里，疯子被排斥，儿童的手淫被监视和被禁止，人们被严密的监视，处于全景敞视的状态之下，通过惩戒和规训，这种权力制造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主体，因而，权力不仅是压抑的、否定的，更是生产的、肯定的。
惩戒的权力试图支配的是人的群体，以使这个人群可以而且应当分解为被监视、被训练、被利用并有可能被惩罚的个体，「它以肉体为中心产生个人化的后果，它把肉体当作力量的焦点来操纵，并同时使这个力量既有用又顺从。」 (elle est centrée sur le corps, elle produit des effets individualisants,elle manipule le corps comme foyer de forces qu'il faut à la fois rendre utiles et dociles.) （Foucault, p.222）十八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了另一种权力-生命权力，它也是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的影响。惩戒的权力形式以个人化的模式沿着人-肉体的方向完成，福柯称之为肉体人的解剖政治学；生命权力以大众化的模式沿着人-类别的方向完成，福柯称之为生命政治学（biopolitique）。
这样，至今在权力家族最终形成了统治权、惩戒权力和生命权力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正如吴蜀联盟抗曹一样，后两者也似乎结成了联盟，合力与统治权争夺地盘，那么，生命权力有哪些领地或是势力范围呢？首先，控制出生率、死亡率、人口繁殖等一类的生命的整体过程，最终实现人口质量的全面提高。福柯认为，十八世纪下半叶当出生率、死亡率、人口的繁殖等这些过程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联系时，它们就成了知识的物件和生命权力控制的首要目标。例如，人口统计学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调查，得出人口过多或过少的结论，然后，通过各种途径控制出生或鼓励生育，达到干预整体出生率的目的。中国二十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为福柯的生命权力说做了一个恰当的注脚。防止并消除流行病是生命权力控制死亡率的重要内容。事实上，流行病已经不仅仅被看作一种病，它也是对人的力量的剥夺、工作时间的消减、经济代价的付出，它既有治疗的代价，又有生产的损失。如2003年春天在世界很多国家流行的非典型肺炎，不但对人们的生命造成了重大威胁，制造了巨大的社会恐慌，而且还直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政治权力也受到挑战。因而，它最终导致了政治与医学的联盟共谋，权力在它们的共谋中穿行。生命权力的这些功能导致了十八世纪末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医学的诞生，其主要功能是公共卫生，「包括协调医疗、集中资讯、规范知识的机构，还有开展全民卫生学习和普及医疗事业的活动」 (avec des organismes de coordination des soins médicaux,de centralisation de l'information, de normalisation du savoir, et qui prend aussi l'allure de campagne d'appretissage de l'hygiène et de médicalisation de la population.) （Foucault, p.217）生命权力干预的第二领域则是为弱势群体庇护，为因偶然事件而丧失生活保障人提供帮助。这些人包括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受到意外事故伤害的人，残疾人以及其他各种异常人。针对他们，生命政治学不仅要求建立救济机构、医疗机构，而且还要建立一些更健全、更经济的机构，如保险、个人储蓄、社会保障机构等；生命权力最后一个领域是对人类负责，对人类的生存环境负责。（参见Foucault, p.216）即为了人类的持续长久的利益，权力承担起了环境保护、保持生态平衡的重任。
随着生命权力的实践，国家开始负责把人口当作资源加以管理，政府利用生命权力话语使身体成为社会关注的物件，并利用社会政策这类工具制造特定类型的人口。例如，卫生政策用来保证人口的健康状况，制造健康的劳动力。禁止同性恋的政策确保人把性能量用来繁衍后代，制造出国家未来的公民、工人和消费者。由此可见，人们的肉体被视为资源，可以用来满足社会利益、国家利益。
生命权力作为权力的第三种形式，与前两种权力有重要区别。福柯认为，统治权理论在对权力的绝对支出中建立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在君主专制的历史中是独裁的、阴暗的，是「使人死」的权力，能够置人于死地，君主的权力只能从他们可以杀人开始有效果。统治权理论话语中的权力在君主的头被砍下之后，变换形式依然存在。与此不同，生命权力旨在提高人口质量、优化人们生活，使人们更好的生存繁衍下去，因而，相对于统治权的权力，它是「使人活」的权力。
惩戒权力与生命权力既有重迭又有区别。前者围绕肉体产生个人化的结果，它把肉体当作一种有力量的有机体，并试图把这个有机体驯化为既实用又顺从的力量。而后者一方面也涉及肉体，但并不是围绕肉体以肉体为核心展开，而主要是作用于生命，集中在人口或大众身上，「它试图控制可能在大众中产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控制或改变其出现概率。」 (cherche à controller la série des événements hasardeux qui peuvent se produire dans une masse vivante.) （Foucault, p.222）生命权力不是通过对个体的训练，而是通过生命总体的平衡，达到某种生理常数的稳定，实现人类整体的安全。福柯认为，这两种权力机制一个是惩戒，而另一个是调节，处于不同的层面，也正是这样，它们才不会相互排斥，而且可以结成同盟，可以说，大多数情况下，针对肉体的惩戒机制和针对人口的调节机制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微观领域内，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和社会进行塑造和管理，与在宏观领域和整体范围内运转着的统治权形成犄角之势。
文艺复兴之后，统治权理论描述的那个至高无上的模态和组织方案的权力在民主力量膨胀、工业化道路加剧的社会中变得再也无力支配经济和政治个体，以至于有太多的东西既在下层又在上层，既在细节上又在整体上脱离了旧的专制的权力机制。为了找回尊严，重新控制社会，权力开始了痛苦地变异或分化，其行使方式也被迫从公开野蛮的统治变为隐蔽的威慑。权力的变异产生了两种与统治权理论描述不同的权力机制：惩戒权力（pouvoir disciplinaire）和生命权力（bio-pouvoir）。需要指出的是，新的权力机制并不是要取代统治权的古老权利，而是补充它，新的权力并不是取消旧的权力，但是将进入它、改变它。
新的权力机制完全不能用统治权理论的术语描述和辩护，但它们共同存在。新旧权力机制根本上的异质在新的权力机制日益壮大的情况下为甚么没有带来统治权理论大厦的坍塌呢？为甚么统治权理论在君主的头被砍下的情况下不仅继续存在，而且继续组织法律原则并供给欧洲呢？为甚么统治权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和重大组织原则能如此持久呢？福柯认为，一方面因为统治权理论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卖主求荣调转了炮口，从维护君主政体转为「反对君主政体和一切阻挠惩戒社会发展的障碍」（un instrument critique permanent contre la monarchie et contre tous les obstacles qui pouvaient s'opposer au développement de la société disciplinaire.）另一方面，统治权理论和「以它为中心的有关法律规则的组织可以在惩戒机制之上附加法律体系，从而掩盖前者，抹去惩戒中固有的统治及其统治技术的因素」。(l'organisation d'un code juridique centré sur elle ont permis de superposer aux mécanismes de la discipline un système de droit qui en masquait les procédés, qui effaçait ce qu'il pouvait y avoir de domination et de techniques de domination et dans la discipline.) (Foucault, p.33)最终应允统治权的民主化，使人们产生了统治权在自己的手中的幻觉。
统治权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它们必须作出妥协，出让部分领土给惩戒的权力和生命权力。传统的统治权理论围绕统治权这个中心从上到下对权力进行宏观分析，把权力视为某种先于其实施、具有恒常齐一性质的事物。但是这种权力分析不能正确地解释众多的微观权力关系，因为细微的权力关系弥漫于身体、性、家庭、亲属关系、话语等等之中，而在这些细枝末梢的角落里，宏观权力机制缺场了。十七、十八世纪，一种新的权力机制-惩戒的权力-应运而生，填补了统治权无法入驻的领土。这种新型权力机制是建立在人类科学基础上的，它利用科学话语通过诸如家庭、学校、行政机构、医药卫生机构、监狱等作用于人的肉体、人的灵魂，从而既能提高他们的力量和提高他们的效率，又能使他们驯服，最终保证社会的内聚力。统治权话语中的权力源自法律规则，它的实施是一种司法程式，惩戒的权力与法律是不相容的，它有自己的话语，它是知识创造的工具和认识的复杂的场，它站在知识巨人的肩膀上。这样，至此至少已经存在两种权力机制：一种是围绕统治权的法律机制；另一种是通过惩戒运转的权力机器。权力同时通过法律和惩戒技术运转。前者权力运作的机器是国家、军队、警察、法律等，这时权力主要是否定的、禁止性的。而后者的权力主要运作在家庭、学校、医院、监狱等，在这里，疯子被排斥，儿童的手淫被监视和被禁止，人们被严密的监视，处于全景敞视的状态之下，通过惩戒和规训，这种权力制造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主体，因而，权力不仅是压抑的、否定的，更是生产的、肯定的。
惩戒的权力试图支配的是人的群体，以使这个人群可以而且应当分解为被监视、被训练、被利用并有可能被惩罚的个体，「它以肉体为中心产生个人化的后果，它把肉体当作力量的焦点来操纵，并同时使这个力量既有用又顺从。」 (elle est centrée sur le corps, elle produit des effets individualisants,elle manipule le corps comme foyer de forces qu'il faut à la fois rendre utiles et dociles.) （Foucault, p.222）十八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了另一种权力-生命权力，它也是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的影响。惩戒的权力形式以个人化的模式沿着人-肉体的方向完成，福柯称之为肉体人的解剖政治学；生命权力以大众化的模式沿着人-类别的方向完成，福柯称之为生命政治学（biopolitique）。
这样，至今在权力家族最终形成了统治权、惩戒权力和生命权力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正如吴蜀联盟抗曹一样，后两者也似乎结成了联盟，合力与统治权争夺地盘，那么，生命权力有哪些领地或是势力范围呢？首先，控制出生率、死亡率、人口繁殖等一类的生命的整体过程，最终实现人口质量的全面提高。福柯认为，十八世纪下半叶当出生率、死亡率、人口的繁殖等这些过程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联系时，它们就成了知识的物件和生命权力控制的首要目标。例如，人口统计学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调查，得出人口过多或过少的结论，然后，通过各种途径控制出生或鼓励生育，达到干预整体出生率的目的。中国二十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为福柯的生命权力说做了一个恰当的注脚。防止并消除流行病是生命权力控制死亡率的重要内容。事实上，流行病已经不仅仅被看作一种病，它也是对人的力量的剥夺、工作时间的消减、经济代价的付出，它既有治疗的代价，又有生产的损失。如2003年春天在世界很多国家流行的非典型肺炎，不但对人们的生命造成了重大威胁，制造了巨大的社会恐慌，而且还直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政治权力也受到挑战。因而，它最终导致了政治与医学的联盟共谋，权力在它们的共谋中穿行。生命权力的这些功能导致了十八世纪末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医学的诞生，其主要功能是公共卫生，「包括协调医疗、集中资讯、规范知识的机构，还有开展全民卫生学习和普及医疗事业的活动」 (avec des organismes de coordination des soins médicaux,de centralisation de l'information, de normalisation du savoir, et qui prend aussi l'allure de campagne d'appretissage de l'hygiène et de médicalisation de la population.) （Foucault, p.217）生命权力干预的第二领域则是为弱势群体庇护，为因偶然事件而丧失生活保障人提供帮助。这些人包括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受到意外事故伤害的人，残疾人以及其他各种异常人。针对他们，生命政治学不仅要求建立救济机构、医疗机构，而且还要建立一些更健全、更经济的机构，如保险、个人储蓄、社会保障机构等；生命权力最后一个领域是对人类负责，对人类的生存环境负责。（参见Foucault, p.216）即为了人类的持续长久的利益，权力承担起了环境保护、保持生态平衡的重任。
随着生命权力的实践，国家开始负责把人口当作资源加以管理，政府利用生命权力话语使身体成为社会关注的物件，并利用社会政策这类工具制造特定类型的人口。例如，卫生政策用来保证人口的健康状况，制造健康的劳动力。禁止同性恋的政策确保人把性能量用来繁衍后代，制造出国家未来的公民、工人和消费者。由此可见，人们的肉体被视为资源，可以用来满足社会利益、国家利益。
生命权力作为权力的第三种形式，与前两种权力有重要区别。福柯认为，统治权理论在对权力的绝对支出中建立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在君主专制的历史中是独裁的、阴暗的，是「使人死」的权力，能够置人于死地，君主的权力只能从他们可以杀人开始有效果。统治权理论话语中的权力在君主的头被砍下之后，变换形式依然存在。与此不同，生命权力旨在提高人口质量、优化人们生活，使人们更好的生存繁衍下去，因而，相对于统治权的权力，它是「使人活」的权力。
惩戒权力与生命权力既有重迭又有区别。前者围绕肉体产生个人化的结果，它把肉体当作一种有力量的有机体，并试图把这个有机体驯化为既实用又顺从的力量。而后者一方面也涉及肉体，但并不是围绕肉体以肉体为核心展开，而主要是作用于生命，集中在人口或大众身上，「它试图控制可能在大众中产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控制或改变其出现概率。」 (cherche à controller la série des événements hasardeux qui peuvent se produire dans une masse vivante.) （Foucault, p.222）生命权力不是通过对个体的训练，而是通过生命总体的平衡，达到某种生理常数的稳定，实现人类整体的安全。福柯认为，这两种权力机制一个是惩戒，而另一个是调节，处于不同的层面，也正是这样，它们才不会相互排斥，而且可以结成同盟，可以说，大多数情况下，针对肉体的惩戒机制和针对人口的调节机制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微观领域内，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和社会进行塑造和管理，与在宏观领域和整体范围内运转着的统治权形成犄角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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