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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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豆瓣的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了以前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说到《人间四月天》,必然想到林徽因,然后就是林徽因和几个男人的感情纠葛。关于林徽因的感情生活,梁思成后来的夫人“功不可没”,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但是关于林徽因的骨气,却是每一个人都深深佩服的,这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所特有的气质。
虽然民国时期很乱,社会有太多黑暗的一面,可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却让人格外佩服。以前看过一本书,《民国范儿》,讲的就是民国时期那些知识分子的故事,其实,整理一下,就是民国时期的《世说新语》。六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是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第一次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古诗十九首》里面都是对时间永恒、个体渺小的描写。如果作为个体的个人是那么渺小,那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连曾经存在的最后一点儿证据都消失了,个体的价值在哪里?为了追求个人的价值,那时候的思想也达到了空前的自由,佛教、道教的盛行,炼丹术的发达,还有那些及时行乐的思想。
好像扯得太远了,说回民国。民国时期的文人,不乏狂士。尤其以辜鸿铭为主,辜鸿铭这个人看不起女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直男癌,可是我却很欣赏他身上那钟狷狂的气质。这个人狂妄起来,真的是谁都不放在眼里。不只是他,还有刘文典、苏曼殊等等,仿佛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质。当然,民国时代的人并非都是如此,也有谦逊如胡适、林语堂的人。正是因为民国时期种种思想,才有民国时期学术领域的种种成果。
今天,我就说说我喜欢的两个人。他们从民国走来,却被划分到当代,但他们身上那种民国的精神还在。第一个就是汪曾祺。第一次知道汪曾祺,应该是高中的《胡同文化》,这个高邮人,被划分到京派作家里,大概真的是在北京久了,对北京的文化也是了解得十分深刻。他的《胡同文化》,同学说写得京腔京韵。无论怎么说,汪曾祺的文章,读起来简单轻松,没有民国时期,那种半文半白的感觉。而且,汪曾祺这个人也算幽默,更重要的是坦白和真诚。高三毕业的暑假,我看完了他的自叙体散文集《逝水》,里面算是他一生的描述吧。每一篇文章都很自然,很真诚,没有刻意雕琢,浑然天成。大学的时候,看了他写的《随遇而安》,更是感动,里面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我想,这是他们那个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写照。
第二个人是梁漱溟。这个人可能有些陌生,可是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曾经看过他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里面是他一生的经历。他在里面,重点介绍了他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学社会工作概论的时候,老师讲中国近代的社会工作,乡村建设工作就是其中一个事例。在《这个世界会好吗》里面,梁漱溟讲了自己父亲自杀前与他的一段对话:自杀前三天,即1918年11月7日,已经下了决定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的话。梁济这个人,我并不了解,不过,他留下的绝命书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他的死,总是让我想起王国维,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另一种选择。梁漱溟是深受梁济影响的,所以在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时,他宁可不发声。讲《论语》研读的老师十分欣赏梁漱溟的这种精神,梁漱溟自己说这种精神是孔子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话真是梁漱溟这一生的真实写照。
如今,不知道是否还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不是冷嘲热讽,而是兢兢业业工作,只是对这生我养我的故国有情。没有哗众取宠、崇洋媚外,只是一种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但愿还有吧,但愿这个世界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会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吧。
虽然民国时期很乱,社会有太多黑暗的一面,可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却让人格外佩服。以前看过一本书,《民国范儿》,讲的就是民国时期那些知识分子的故事,其实,整理一下,就是民国时期的《世说新语》。六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是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第一次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古诗十九首》里面都是对时间永恒、个体渺小的描写。如果作为个体的个人是那么渺小,那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连曾经存在的最后一点儿证据都消失了,个体的价值在哪里?为了追求个人的价值,那时候的思想也达到了空前的自由,佛教、道教的盛行,炼丹术的发达,还有那些及时行乐的思想。
好像扯得太远了,说回民国。民国时期的文人,不乏狂士。尤其以辜鸿铭为主,辜鸿铭这个人看不起女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直男癌,可是我却很欣赏他身上那钟狷狂的气质。这个人狂妄起来,真的是谁都不放在眼里。不只是他,还有刘文典、苏曼殊等等,仿佛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质。当然,民国时代的人并非都是如此,也有谦逊如胡适、林语堂的人。正是因为民国时期种种思想,才有民国时期学术领域的种种成果。
今天,我就说说我喜欢的两个人。他们从民国走来,却被划分到当代,但他们身上那种民国的精神还在。第一个就是汪曾祺。第一次知道汪曾祺,应该是高中的《胡同文化》,这个高邮人,被划分到京派作家里,大概真的是在北京久了,对北京的文化也是了解得十分深刻。他的《胡同文化》,同学说写得京腔京韵。无论怎么说,汪曾祺的文章,读起来简单轻松,没有民国时期,那种半文半白的感觉。而且,汪曾祺这个人也算幽默,更重要的是坦白和真诚。高三毕业的暑假,我看完了他的自叙体散文集《逝水》,里面算是他一生的描述吧。每一篇文章都很自然,很真诚,没有刻意雕琢,浑然天成。大学的时候,看了他写的《随遇而安》,更是感动,里面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我想,这是他们那个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写照。
第二个人是梁漱溟。这个人可能有些陌生,可是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曾经看过他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里面是他一生的经历。他在里面,重点介绍了他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学社会工作概论的时候,老师讲中国近代的社会工作,乡村建设工作就是其中一个事例。在《这个世界会好吗》里面,梁漱溟讲了自己父亲自杀前与他的一段对话:自杀前三天,即1918年11月7日,已经下了决定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的话。梁济这个人,我并不了解,不过,他留下的绝命书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他的死,总是让我想起王国维,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另一种选择。梁漱溟是深受梁济影响的,所以在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时,他宁可不发声。讲《论语》研读的老师十分欣赏梁漱溟的这种精神,梁漱溟自己说这种精神是孔子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话真是梁漱溟这一生的真实写照。
如今,不知道是否还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不是冷嘲热讽,而是兢兢业业工作,只是对这生我养我的故国有情。没有哗众取宠、崇洋媚外,只是一种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但愿还有吧,但愿这个世界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会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