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
2017-06-27 erratic 二十七个遗失的吻
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她用手背抹净眼泪，拿下插在辫子里的那根草棍儿，然后举起铅笔盒，迎着对面的人群跑去。
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欢乐的呐喊，她们叫着香雪的名字，声音是那样奔放、热烈；她们笑着，笑得是那样不加掩饰，无所顾忌。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颤栗了，它发出宽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
——《哦，香雪》
小时候，我有一段离家借宿的经历。那是小学六年级，我报了海贝英语夜校“3L班”，就在颜安小学。我家在遥远的村子，住在家就没法读了。那时候的我真是好学，妈妈只好把我安排到了她的发小、同事——阿敏阿姨家。于是，每天放学后，六年级的我就去三年级找阿敏阿姨的女儿，伊丽妹妹。她学习好像不太好，总是为成绩而犯愁。过了一阵，大姑妈家的表姐又叫我去住在她家。表姐家就在练塘镇太阳岛开发公司往西不远，“美丽思”蛋糕那个位置——当然，现在已不复存在。那是一幢不高的商品房，楼梯很窄，有点暗。夜校放学后，我就踩着这个楼梯上楼，回到表姐家。表姐家也不大，进门就是四方的小客厅，表姐的儿子那时候还在学步车里往东往西，听我读英语，就咯咯咯地笑起来。姐姐说：“他倒像也听得懂的！”
朝南两个房间，我一个人睡客房。姐夫上班经常到很晚，8点多，我已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如果在家，我一个人是会怕的，但是街上的房子，路灯光会投进房间，不像乡下的夜晚是一片漆黑。姐夫进来把衣服挂在飘窗边的衣帽架，关门前低沉又温和地问我：“阿静，睡着了吗？帮你关灯喽。”
在“3L班”学什么呢？英语老师是我小学同学周吉的舅舅，他长着李健那样的脸型，乌云似的头发微微的自然卷。当然，没有那么帅。每天，我们在课上学习Sue、Sandy、Billy的故事，两两对话，去讲台前表演，回家还要把课文录下来——尽量模仿原音的语音语调，然后把磁带交给老师。故事往往以“Sandy and Sue……”开头。六年级的我的声音，很像Sue本人。“One for Tom and one for me,one for Sandy and one for me……That’s not Fair！”Billy分糖的这段在我脑海里的印象过于深刻，大学了，我叫朋友陪我吃饭，她说刚陪别人吃过，但还可以陪我去。我就把这段故事告诉她。她总结说：所以Billy是最胖的！
这个班是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组成的，一晚上有两节课。在课间休息时间，我们跑下楼，玩起了捉迷藏。白天庄严向上的以“三棵元宝树”著称的校园，在晚上变得漆黑一片，分外有趣。
我和一个五年级的小女孩藏在一块，就成了好朋友。她住在镇上。直到开心网红火的时候，我还加了她，说起小学英语夜校捉迷藏的事情，她却表示：不记得了。
揣着一个热馍馍那么多年，原来它早已冷掉。但在那些捉迷藏的夜晚，它永远滚烫。
怪我记性太好。我还记得小学三四年级和我一起在外公看门岗的公司一起玩耍，躲在种一串红的花坛后边的青浦小女孩的名字，她大概只有7岁，她叫：邱一节。现在想想，她那样可爱的小姑娘，应该叫的是“邱懿洁”。
谁还会记得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呢？据说记忆有筛选功能，很多重要的事偏生想不起来，这些细节却在岁月一遍遍洗淘之后依然没有褪色。为什么呢？一个乡下的野丫头，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同。住在镇上的小女孩的热情感染了我，城里小姑娘的亲切令我难以忘怀，因为敏感地觉到了不同，这偶然的交汇竟成了藏在内心的珍宝。意识到差别，——虽然这种意识连自己都未曾察觉，是长大的开始。撒欢离我远去。长大，是很不好玩的一件事。
《哦，香雪》里，香雪到镇上上初中。她的铅笔盒是父亲亲手做的，在城里同学“啪嗒啪嗒”的自动铅笔盒面前，自惭形秽。她们故意问香雪：“你们一天吃几顿饭呀？”“两顿。”香雪小声回答。
香雪意识到了差别。
工作以后教的都是乡下和外地的孩子。五年级毕业后，我请学生到家里玩。那天，一位家长和我说：”谢谢老天的眷顾，让漂二代遇到陈老师。今天孩子说，陈老师家真大。到陈老师家，感觉自己是个乡下人。”
可你们不知道，到现在，我也没觉得自己不是“乡下人”呀。
小学四年级和最要好的朋友骑在春天的风里是多么舒服。只记得金灿灿的油菜花了，却也没觉得乡下的“风景”有多好。那时候确乎还纯无风景的概念。小学六年级我去镇上读书了。班级是所有村落孩子的大杂烩，欢乐而随意，大家并无不同。而初中的时候我是多么虚荣啊！居然有同学是——镇——上——的。他们斯斯文文的，说话也文文静静。没有我们那种粗野的欢快。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了区别和——自卑。开学大扫除，镇上同学只要带抹布在明晃晃的教室里轻描淡写地抹抹窗玻璃，农村的却要带镰刀和蛇皮袋去操场上割草，每回我都感到暗暗的羞耻。那种实实在在的无处躲藏的羞耻，即使全班有一半同学是和我一样的，也不能削减它的一分一毫。家在镇上，多么像一个美丽的梦啊。
我想象着在那样的房子前，开门后挂好钥匙，（那时候乡下的房子大门都敞开着，从上到下只用锁房门）进入明亮的空间里，然后站在窗前看看天气，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呢。放学后我会乐于去镇上同学家里逗留，遥望一个由窗明几净构成的精致世界。但天黑前你得赶回家啊，粗野的丫头。
我初一的时候，就偏科了。“颜安中学”那时候还是练塘镇上一所全区不入流的高中的名称，而我们的初中，还叫“练塘二中”。
那时，学校氛围还是相当宽松，校园里鱼龙混杂，既有以为自己“混了社会”而在某一天被欺负后，噙着泪水，一脸不谙世事的愤怒，红鼻子绿眼睛地拿了一把长刀藏在抽屉板里的男生，我看着他可怖却稚嫩的脸，理解了后来看的所有青春电影。也有我这样因为独独数学考了八十几而烦恼，却依然下课准时出现在教室和种着银杏树的花圃之间的空地上跳橡皮筋踢毽子的女学生。
这个花圃是我们五班的包干区，校门口的黑板上写着各班的行为礼仪值日的分数。班主任矮矮的个子，清秀的圆脸蛋架着圆圆的框架眼镜。温和可亲的她也曾经在看到校门口的分数后有些生气地命令我们清理雨后黏在泥泞里的银杏或香樟叶子，我们蹲在地上，一张张抠出来。每天晚托课，听着数学老师——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给我们讲分解质因式（？），从骂骂咧咧到哭哭啼啼，我是震惊的。我至今记得她泪眼婆娑的，时不时推一下滑落鼻梁的眼镜，一副——受侮辱与损害的样子。我盯着她，有些漫不经心，又忍不住觉得：她好丑。一个老师，怎么能因为教不会学生而又哭又骂呢？多年以后，没想到我也当了老师，回想起来对这一切可以理解了，不过那副“丑”的形象映刻在我脑海里，无论如何也变不成美的了。她当班主任的隔壁班，班风更彪悍，同学当时都叫她“沈老太婆”。我们班好像是没人叫的。
班主任让我这个没有构图细胞的人担任宣传委员，每回我都在黑板报上画了横平竖直的线后精疲力竭地对着条条框框发愣，此时，暮色四合，骑自行车回家路上的树，白天看起来是云淡风轻，入夜了却成为四起的妖魔在黑夜里幻化它莫测的剪影。
妈妈对着我狂吼：早和夜不知道的？！骑车上学半小时。雨天的石子路，铺着无数大大小小尖利的石块，硌着车轮踯躅难行，黄汤水围成了无数个小池塘，把守着我上学的崎岖道路，稍有不慎便会溅起满身。套着粗制滥造的雨衣，雨水肆虐在我无从遮蔽的脸上。为何雨水打在我脸上会让我感觉屈辱，我不知道。
上学的路呵，真远。
即使是数学不太好的我，也被老师推荐去了青浦实验中学考“杏范星期学校”，数学的提高班。题目很灵巧，我居然考进了。于是每个周日，开始了和同桌淑娴、6班胡顺坚、4班钱丽燕和朱峰一同坐车去青浦上课的经历。课很难，听得云里雾里，出来却惦记着去公园路农工商超市买一大袋零食，特别是胖子面包，菠萝包，里面的椰蓉葡萄干掏出来吃真带劲。不仅给自己买，还会给阿姨家的妹妹买。至今，她还要把发胖的帐算一点到“胖子面包”头上。
那是个什么天气呢？春天，却下起了雪。风很大，把我的伞都吹折了。课程越来越难，渐渐的，我就不再去了。
初二的第一学期开始，我的成绩稳定在年级第二。第一名，也稳定在6班的胡顺坚。
初中毕业考，我直升了青中。青浦的同学说话，和我们练塘人不一样。每一句话，都有一个拐弯呢，听起来要自信婉转许多。每一个西片的人，都要经受口音的洗礼。几个星期以后，我学会了与讲青浦话的同学无碍地交流。回到练塘，换一口正宗的练塘话与村里人闲谈。青浦城区的同学互相之间认识，他们来自两所中学——东方中学或实验中学。他们灿烂，自信，咋咋呼呼。我放不准自己在这个大熔炉里的位置了。九月，大家穿着短袖，精瘦温和的班主任小王叫我到走廊谈话，我穿着妈妈特别到镇上给我做的白色带叶子花纹的长袖衬衫，双手摆在身体两侧，不知如何是好。我第一次觉得这件衬衫那么土，身体紧绷着，局促得简直要发起抖来。小王说：“你别那么紧张。放松点。”我记得他的善良，这句话却令我更加羞惭万分。
高中的一切令我觉得新鲜、畏怯、恐慌、疲于应付，我开始变得叛逆，变得“有思想”。小王要求我们每周写周记，别人写一页，我每次都写五六张，拷问着学数学的原由，拷问着考大学的目的，内心的自我压抑到极点，紧缩得无限小，又向笔尖喷发，张狂到无限大——在纸上写下“我活着是为了写，我写是为了活着”。
一次期中考试，我语文考了88，考试的作文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印发给全班，从此以后，几乎每一次，我的考试作文都被作为范文印给全年级，有一次，连带还印了5分古诗文赏析的内容。数学还是我的忧伤，但我不再自卑了。我和班里很多女生成了好朋友，其中还有阿蒲。阿蒲身材修长，文理兼优，气人的是体育还很好。每年的运动会，我们班举牌的就是她。她性格爽快，每一次，在楼梯上，在校园里，她总要不依不饶地指着同年级一个男生说：你看那个杠头，里面光着穿西装！裤子脚管么剪短了一截，剪得破破烂烂！到现在，我也没有勇气告诉她，那就是我初三喜欢的男生。在全区最破旧初中的煤渣操场上看起来放荡不羁的少年行为，放到明亮整洁的高中校园里，放到审美观初成型的新朋友的眼里，都成了蠢和土——那是个十足的乡下人，就像内心的我自己，我努力掩藏自己，在新生活的洪流里涤荡自己身上的泥土气息，涤荡那些令人羞于启齿的蔺草、茭白、垄沟乃至于父母的说话方式，让自己和城里同学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可他没有。平时言辞刻薄的我只对阿蒲笑笑。我们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和没心没肺、烂漫无邪的初中生活相比，高中生活多了几分严酷。就像冬日早晨六点操场蒙蒙亮，我们集合跑步时广播里播放的《下沙》。路灯还亮着。
青春不仅是寻找情感，更是寻找自己。疾驶的列车令人目不暇接，重要的行李，顾不得带就要上路。总有一段路，如同黑暗无边的隧道，要固执而孤独地一个人走。
蓦然间，轻舟已过万重山。
大学听古代文学作品精读课，周圣伟老师说：你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你就没法读懂古诗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是啊，我懂。我是农村出生的孩子，我在农村长大。雷阵雨后的晚上，爸爸提着汽油灯，和妈妈一起带我去田里抓田鸡。空气是清新的，脚踩在烂泥上，凉凉的，滑滑的，很舒服。夏天午后，蝉鸣声令人犯困；夏夜，我们就在蛙声里入眠。
不管我多么仓皇，总有这一片田野率先迎接我。不管它是春的金黄，夏的碧绿还是秋冬青黄杂陈的随意。
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她用手背抹净眼泪，拿下插在辫子里的那根草棍儿，然后举起铅笔盒，迎着对面的人群跑去。
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欢乐的呐喊，她们叫着香雪的名字，声音是那样奔放、热烈；她们笑着，笑得是那样不加掩饰，无所顾忌。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颤栗了，它发出宽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
——《哦，香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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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有一段离家借宿的经历。那是小学六年级，我报了海贝英语夜校“3L班”，就在颜安小学。我家在遥远的村子，住在家就没法读了。那时候的我真是好学，妈妈只好把我安排到了她的发小、同事——阿敏阿姨家。于是，每天放学后，六年级的我就去三年级找阿敏阿姨的女儿，伊丽妹妹。她学习好像不太好，总是为成绩而犯愁。过了一阵，大姑妈家的表姐又叫我去住在她家。表姐家就在练塘镇太阳岛开发公司往西不远，“美丽思”蛋糕那个位置——当然，现在已不复存在。那是一幢不高的商品房，楼梯很窄，有点暗。夜校放学后，我就踩着这个楼梯上楼，回到表姐家。表姐家也不大，进门就是四方的小客厅，表姐的儿子那时候还在学步车里往东往西，听我读英语，就咯咯咯地笑起来。姐姐说：“他倒像也听得懂的！”
朝南两个房间，我一个人睡客房。姐夫上班经常到很晚，8点多，我已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如果在家，我一个人是会怕的，但是街上的房子，路灯光会投进房间，不像乡下的夜晚是一片漆黑。姐夫进来把衣服挂在飘窗边的衣帽架，关门前低沉又温和地问我：“阿静，睡着了吗？帮你关灯喽。”
在“3L班”学什么呢？英语老师是我小学同学周吉的舅舅，他长着李健那样的脸型，乌云似的头发微微的自然卷。当然，没有那么帅。每天，我们在课上学习Sue、Sandy、Billy的故事，两两对话，去讲台前表演，回家还要把课文录下来——尽量模仿原音的语音语调，然后把磁带交给老师。故事往往以“Sandy and Sue……”开头。六年级的我的声音，很像Sue本人。“One for Tom and one for me,one for Sandy and one for me……That’s not Fair！”Billy分糖的这段在我脑海里的印象过于深刻，大学了，我叫朋友陪我吃饭，她说刚陪别人吃过，但还可以陪我去。我就把这段故事告诉她。她总结说：所以Billy是最胖的！
这个班是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组成的，一晚上有两节课。在课间休息时间，我们跑下楼，玩起了捉迷藏。白天庄严向上的以“三棵元宝树”著称的校园，在晚上变得漆黑一片，分外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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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一个五年级的小女孩藏在一块，就成了好朋友。她住在镇上。直到开心网红火的时候，我还加了她，说起小学英语夜校捉迷藏的事情，她却表示：不记得了。
揣着一个热馍馍那么多年，原来它早已冷掉。但在那些捉迷藏的夜晚，它永远滚烫。
怪我记性太好。我还记得小学三四年级和我一起在外公看门岗的公司一起玩耍，躲在种一串红的花坛后边的青浦小女孩的名字，她大概只有7岁，她叫：邱一节。现在想想，她那样可爱的小姑娘，应该叫的是“邱懿洁”。
谁还会记得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呢？据说记忆有筛选功能，很多重要的事偏生想不起来，这些细节却在岁月一遍遍洗淘之后依然没有褪色。为什么呢？一个乡下的野丫头，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同。住在镇上的小女孩的热情感染了我，城里小姑娘的亲切令我难以忘怀，因为敏感地觉到了不同，这偶然的交汇竟成了藏在内心的珍宝。意识到差别，——虽然这种意识连自己都未曾察觉，是长大的开始。撒欢离我远去。长大，是很不好玩的一件事。
《哦，香雪》里，香雪到镇上上初中。她的铅笔盒是父亲亲手做的，在城里同学“啪嗒啪嗒”的自动铅笔盒面前，自惭形秽。她们故意问香雪：“你们一天吃几顿饭呀？”“两顿。”香雪小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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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雪意识到了差别。
工作以后教的都是乡下和外地的孩子。五年级毕业后，我请学生到家里玩。那天，一位家长和我说：”谢谢老天的眷顾，让漂二代遇到陈老师。今天孩子说，陈老师家真大。到陈老师家，感觉自己是个乡下人。”
可你们不知道，到现在，我也没觉得自己不是“乡下人”呀。
小学四年级和最要好的朋友骑在春天的风里是多么舒服。只记得金灿灿的油菜花了，却也没觉得乡下的“风景”有多好。那时候确乎还纯无风景的概念。小学六年级我去镇上读书了。班级是所有村落孩子的大杂烩，欢乐而随意，大家并无不同。而初中的时候我是多么虚荣啊！居然有同学是——镇——上——的。他们斯斯文文的，说话也文文静静。没有我们那种粗野的欢快。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了区别和——自卑。开学大扫除，镇上同学只要带抹布在明晃晃的教室里轻描淡写地抹抹窗玻璃，农村的却要带镰刀和蛇皮袋去操场上割草，每回我都感到暗暗的羞耻。那种实实在在的无处躲藏的羞耻，即使全班有一半同学是和我一样的，也不能削减它的一分一毫。家在镇上，多么像一个美丽的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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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象着在那样的房子前，开门后挂好钥匙，（那时候乡下的房子大门都敞开着，从上到下只用锁房门）进入明亮的空间里，然后站在窗前看看天气，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呢。放学后我会乐于去镇上同学家里逗留，遥望一个由窗明几净构成的精致世界。但天黑前你得赶回家啊，粗野的丫头。
我初一的时候，就偏科了。“颜安中学”那时候还是练塘镇上一所全区不入流的高中的名称，而我们的初中，还叫“练塘二中”。
那时，学校氛围还是相当宽松，校园里鱼龙混杂，既有以为自己“混了社会”而在某一天被欺负后，噙着泪水，一脸不谙世事的愤怒，红鼻子绿眼睛地拿了一把长刀藏在抽屉板里的男生，我看着他可怖却稚嫩的脸，理解了后来看的所有青春电影。也有我这样因为独独数学考了八十几而烦恼，却依然下课准时出现在教室和种着银杏树的花圃之间的空地上跳橡皮筋踢毽子的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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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花圃是我们五班的包干区，校门口的黑板上写着各班的行为礼仪值日的分数。班主任矮矮的个子，清秀的圆脸蛋架着圆圆的框架眼镜。温和可亲的她也曾经在看到校门口的分数后有些生气地命令我们清理雨后黏在泥泞里的银杏或香樟叶子，我们蹲在地上，一张张抠出来。每天晚托课，听着数学老师——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给我们讲分解质因式（？），从骂骂咧咧到哭哭啼啼，我是震惊的。我至今记得她泪眼婆娑的，时不时推一下滑落鼻梁的眼镜，一副——受侮辱与损害的样子。我盯着她，有些漫不经心，又忍不住觉得：她好丑。一个老师，怎么能因为教不会学生而又哭又骂呢？多年以后，没想到我也当了老师，回想起来对这一切可以理解了，不过那副“丑”的形象映刻在我脑海里，无论如何也变不成美的了。她当班主任的隔壁班，班风更彪悍，同学当时都叫她“沈老太婆”。我们班好像是没人叫的。
班主任让我这个没有构图细胞的人担任宣传委员，每回我都在黑板报上画了横平竖直的线后精疲力竭地对着条条框框发愣，此时，暮色四合，骑自行车回家路上的树，白天看起来是云淡风轻，入夜了却成为四起的妖魔在黑夜里幻化它莫测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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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对着我狂吼：早和夜不知道的？！骑车上学半小时。雨天的石子路，铺着无数大大小小尖利的石块，硌着车轮踯躅难行，黄汤水围成了无数个小池塘，把守着我上学的崎岖道路，稍有不慎便会溅起满身。套着粗制滥造的雨衣，雨水肆虐在我无从遮蔽的脸上。为何雨水打在我脸上会让我感觉屈辱，我不知道。
上学的路呵，真远。
即使是数学不太好的我，也被老师推荐去了青浦实验中学考“杏范星期学校”，数学的提高班。题目很灵巧，我居然考进了。于是每个周日，开始了和同桌淑娴、6班胡顺坚、4班钱丽燕和朱峰一同坐车去青浦上课的经历。课很难，听得云里雾里，出来却惦记着去公园路农工商超市买一大袋零食，特别是胖子面包，菠萝包，里面的椰蓉葡萄干掏出来吃真带劲。不仅给自己买，还会给阿姨家的妹妹买。至今，她还要把发胖的帐算一点到“胖子面包”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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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什么天气呢？春天，却下起了雪。风很大，把我的伞都吹折了。课程越来越难，渐渐的，我就不再去了。
初二的第一学期开始，我的成绩稳定在年级第二。第一名，也稳定在6班的胡顺坚。
初中毕业考，我直升了青中。青浦的同学说话，和我们练塘人不一样。每一句话，都有一个拐弯呢，听起来要自信婉转许多。每一个西片的人，都要经受口音的洗礼。几个星期以后，我学会了与讲青浦话的同学无碍地交流。回到练塘，换一口正宗的练塘话与村里人闲谈。青浦城区的同学互相之间认识，他们来自两所中学——东方中学或实验中学。他们灿烂，自信，咋咋呼呼。我放不准自己在这个大熔炉里的位置了。九月，大家穿着短袖，精瘦温和的班主任小王叫我到走廊谈话，我穿着妈妈特别到镇上给我做的白色带叶子花纹的长袖衬衫，双手摆在身体两侧，不知如何是好。我第一次觉得这件衬衫那么土，身体紧绷着，局促得简直要发起抖来。小王说：“你别那么紧张。放松点。”我记得他的善良，这句话却令我更加羞惭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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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一切令我觉得新鲜、畏怯、恐慌、疲于应付，我开始变得叛逆，变得“有思想”。小王要求我们每周写周记，别人写一页，我每次都写五六张，拷问着学数学的原由，拷问着考大学的目的，内心的自我压抑到极点，紧缩得无限小，又向笔尖喷发，张狂到无限大——在纸上写下“我活着是为了写，我写是为了活着”。
一次期中考试，我语文考了88，考试的作文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印发给全班，从此以后，几乎每一次，我的考试作文都被作为范文印给全年级，有一次，连带还印了5分古诗文赏析的内容。数学还是我的忧伤，但我不再自卑了。我和班里很多女生成了好朋友，其中还有阿蒲。阿蒲身材修长，文理兼优，气人的是体育还很好。每年的运动会，我们班举牌的就是她。她性格爽快，每一次，在楼梯上，在校园里，她总要不依不饶地指着同年级一个男生说：你看那个杠头，里面光着穿西装！裤子脚管么剪短了一截，剪得破破烂烂！到现在，我也没有勇气告诉她，那就是我初三喜欢的男生。在全区最破旧初中的煤渣操场上看起来放荡不羁的少年行为，放到明亮整洁的高中校园里，放到审美观初成型的新朋友的眼里，都成了蠢和土——那是个十足的乡下人，就像内心的我自己，我努力掩藏自己，在新生活的洪流里涤荡自己身上的泥土气息，涤荡那些令人羞于启齿的蔺草、茭白、垄沟乃至于父母的说话方式，让自己和城里同学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可他没有。平时言辞刻薄的我只对阿蒲笑笑。我们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和没心没肺、烂漫无邪的初中生活相比，高中生活多了几分严酷。就像冬日早晨六点操场蒙蒙亮，我们集合跑步时广播里播放的《下沙》。路灯还亮着。
青春不仅是寻找情感，更是寻找自己。疾驶的列车令人目不暇接，重要的行李，顾不得带就要上路。总有一段路，如同黑暗无边的隧道，要固执而孤独地一个人走。
蓦然间，轻舟已过万重山。
大学听古代文学作品精读课，周圣伟老师说：你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你就没法读懂古诗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是啊，我懂。我是农村出生的孩子，我在农村长大。雷阵雨后的晚上，爸爸提着汽油灯，和妈妈一起带我去田里抓田鸡。空气是清新的，脚踩在烂泥上，凉凉的，滑滑的，很舒服。夏天午后，蝉鸣声令人犯困；夏夜，我们就在蛙声里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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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多么仓皇，总有这一片田野率先迎接我。不管它是春的金黄，夏的碧绿还是秋冬青黄杂陈的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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