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量子佛学：科学-宗教对话，量子与心灵

最近，关于科学与佛学的讨论很激烈。科学家能否讨论佛教？当科学家思考和研究意识和禅修的时候，他/她是不是就一定会背弃自己的科学理念和素养，滑入伪科学和民科的范畴？这一系列争论，如果抛开具体个案的细节的话，其实指向了更广义的一系列有关科学-宗教关系的问题，比如，科学与非科学是不是从根本上没有任何兼容的可能？再比如，如果科学家有来自科学以外的研究动机，这是不是一种对“科学精神”的践踏？ 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给出一些初步的回答，并希望讨论不再局限于科学斗士对于佛教践行者的单方面攻击。即使在现阶段，对于佛学的科学表述还有诸多值得争议的地方，解决方法也不应该是以“伪科学”和“巫术”来拒斥讨论。既然人们对科学和宗教怀有同样浓厚的兴趣，两个团体的接触和对话也不可避免，我们更应该去思考的应当是如何更好的展开对话。好的交流不仅能够促使对迥异于自己的个体和团体的理解，更可以加深对自己和自己所在团体的批判性理解，甚至拓展自身对于真理的追求。这对两个领域都是极有裨益的事情。 由于本人学识所限，本篇文章比较偏重于对科学的讨论；宗教界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理解和运用科学话语，怎样把科学方法和诉求与宗教方法与诉求并置，这又是另一个非常复杂、却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仅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引发一些有意义的讨论，敬请指正。 1. 科学家会讨论宗教吗？ 科学家会讨论宗教吗？这是之前很多讨论所集中的地方。这里引用科学史学家 Ian Barbour 的框架进行讨论［1］。在不同的年代、地点和领域，科学和宗教可能处于冲突，独立，对话，融合，四种典型关系中的一种。 第一种，冲突。当科学和宗教都在争夺同一块领域的解释权的时候；当两边都奋力捍卫着“主义”不放的时候；当表面上的冲突实际上蕴含着权力上的争夺的时候---这时候，剧烈的冲突就会出现。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以理查德·道金斯为首的所谓“新无神论”者和支持智能设计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科学唯物主义斗士们从原则上否定了神的存在，而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教义都是真的。谁也不打算推翻自己信仰的根基，这就是不可沟通和妥协的冲突了。 第二种，独立。人们可能会说，科学是向外的，宗教是向内的；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宗教是关于个人生活的。科学和宗教关心的问题不一样，研究对象领域不同，目的不同，方法论上互不干涉，不互相借用语言和概念。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清晰的画一条线，一劳永逸的避免接触，从而避免冲突。这是很多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可能持有的观点。 然而如果仅仅基于对当今基础物理学的理解，就来给出对科学，以及科学-宗教关系的理解，很可能非常局限。而且我们可能会很悲观的发现，这条想象中的边界线从来都无法稳定的存在。宗教和科学毕竟都是有解释世界的野心的；人们也从来不会乖乖安分的待在自己的领域。事实上，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宗教和科学处于第三种模式，即对话模式。比如，当实证主义者说“科学是客观的，我们用实验证明规律的存在”的时候，佛教徒会说“佛法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客观，因为佛经里所描述的心理状态，我们可以通过禅修的方式证得”。当物理学家发现，微观粒子无法用我们所熟知的宏观世界的波或者粒子来描述的时候，他可能会借用道教的阴阳符号来表达这种波与粒子的互补性［2］。有些时候，有些科学领域里，灵性的存在并不会与科学有什么冲突，在科学研究自然的基础上思考灵性问题(nature-centered spirituality）是完全可能的。还有现在一些对于冥想的神经科学实验室里，科学家本身可能就是佛教冥想的实践者，也和佛教人士有大量直接对话，这些实践和对话也直接激发了科学灵感和思路［3］。然而，以什么样的姿态对话，对话的目的是什么，这其实是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会在最后一节讨论这个问题。 最后一种模式是融合。出自某种神学冲动，人们去研究科学；科学研究的结果可能会影响神学教义；科学和宗教的融合可能会诞生出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在西方科学发展早期的自然神学中，人们之所以用科学手段去研究自然，是为了通过这些规律去得到上帝的存在的证据，自然规律即是用来理解上帝的语言；包括牛顿和波义耳在内，很多我们今天理解的”科学巨人”，其实都抱着一种神学冲动去研究科学。更近一点的例子包括由数学家 Alfred North Whitehead 怀特海提出的过程哲学，他的形而上学体系深受物理学和生物学知识的影响，其中的神学内涵在后来又由不少神学家加以发展和阐述。 科学能研究什么，能讨论什么，并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规定和争辩出来的，而是一直在不断发展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也可以非常有趣。毕竟我们完全可以说，对于生命和意识的起源的好奇，对于神秘自然的敬畏，对于物质最深层秘密的探寻，本质上就是一种对于原初、古老和宏大的力量的宗教性追寻［4］。对于意识、精神、哲学和宗教的讨论在科学的发展中从来没有缺席过，它们只是在幕后时隐时现。 2. 量子力学与意识：从哲学沉思、嬉皮运动到严肃研究，一场漫长的科学之路 如前文所述，同样是做科学研究，科学家们可能抱有截然不同的动机，有些动机可能完全是宗教性的、形而上学的。抱着不同动机的科学家，可能做出一样好的科学吗？如果是抱有一种非科学的动机来做科学，是不是就必然导致对所谓“科学精神”的践踏呢？ 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作为人的科学家，和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科学方法，以及用科学方法所揭示的知识和规律。佛教里面有个很经典的比喻，“一个人拿手去指月亮”。这里可以借用这个比喻来帮助理解这三个范畴（人，方法，知识），月亮可以被理解为知识和规律，科学方法就好比那只指月亮的手，而科学家是指月亮的人。每个科学家都有不一样的信念，这种信念可能是哲学，政治，或者宗 教的。在有些科学家身上，这种信念甚至可能很强烈，会贯穿他/她的整个学术生涯，影响他/她对于不同课题的价值判断，指导他/她的研究议题；然而抱着不同动机的科学家，完全可能做出同样有效的科学研究，因为科学研究的有效与否，应该是方法层面的考量，而不是价值观层面的判断。 可以说，量子物理与人脑、意识的关系，在几十年前看来，就是这样一种几近于狂热而不切实际的信念。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1920 年代爱因斯坦和玻尔对于量子力学所解释的宇宙图景，关于观测与实在的关系的争论---是否需要一个观测者来决定一个物理体系的状态？物理学家戴维·玻姆提出关于量子力学的隐变量理论，也提出人脑或许与量子力学所揭示的认识论有所联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嬉皮运动的全盛时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现了一个小团体“基础物理学小组”The Fundamenl Fysiks Group。由于冷战结束，美国政府对物理学界大幅削减经费，很多年轻的物理学家找不到正经编制的学术工作。然而这一小群人却没有因此丧失对物理问题的兴趣和探索；相反，脱离主流的状态给了他们自由探索的更大空间。就像爱因斯坦年轻时业余组建的“奥林匹亚学院”(Olympia Academy)一样，他们组织非正式的会面，对基本物理问题进行哲学沉思，也讨论关于非主流理论物理思想。量子超距作用便是当时被反复咀嚼的问题之一。理论上两个处于纠缠态的量子，即使相隔几万光年，改变其中一个量子的状态，另一个也会随即改变，并不需要任何信息传递的时间。这个假设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用实验验证吗？这对牛顿经典时空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颠覆？量子纠缠会和人脑和意识有关吗？同时，这一小群年轻失业物理学家还积极参与各种嬉皮运动，阅读东方哲学，以期获得对量子纠缠所揭示的迥异时空观的理解。他们对于非主流理论的挖掘和重视---比如约翰·贝尔在量子力学理论的工作---也影响了之后的量子密码学领域的发展。［5］此时，即使量子力学与人脑与意识的关系并未被提上科学研究的议程，仅仅是以一种猜想的形式存在，但这两个无法用常识理解的领域，却已以某种形式“纠缠”在一起了，并将会被后继的物理学家传承。 80年代，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坚定的认为，人脑之所以能产生意识，一定与最基础的科学定律---比如量子力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曾经于1989年出版了一本有关人工智能的极具争议的书《皇帝新脑》，提出意识或许与大脑中某种特殊的蛋白质结构--微管(microtubules) 里的量子效应有关［6］。彭罗斯的原始假说受到了不少科学家的抨击（“量子纠缠能维持的时间和空间尺度那么小，怎么可能在生物体中维持！”），但这个问题---量子效应会影响生物体吗，如果是，它到底是怎么产生作用的？---在近几十年的不少研究中得到了回答。比如有研究证明，一些鸟拥有“量子罗盘”来帮助探测地球磁场和导航；还有研究指出量子效应在植物光合作用过程中的作用［7］。最近，物理学家Matthew Fisher 提出，一种独特的由九个钙原子和六个磷原子组成的波斯纳分子（Posner molecules）很可能能长时间储存量子信息，维持量子比特之间的纠缠态；这种存储模式---Fisher称为量子记忆 quantum-memory---在大脑中可能会影响神经元的交流，进而很可能影响人脑的认知模式［8］［9］。 在历经前后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旅程，最基本的量子力学与最玄妙的人脑与意识，终于要真正走到一起了。最近（2017年6月7-10日）加州圣地亚哥刚刚举行了The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会议（http://consciousness.arizona.edu/)，参会者包括量子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理论物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哲学的学者。他们聚集在一起，从各种角度尝试理解认知领域的难题。真是一场跨学科的盛宴。 对于非主流的、有点荒诞，甚至有点疯狂的学术动机，我们应该怎么看呢？科学家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避免的会接受各种宗教的、政 治的、哲学思潮的影响，也不可避免的将这些动机带进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去。可以说，从科学诞生之日开始，这些非科学的体悟就以深刻的方式影响着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在这个故事里，从看起来最荒诞不经的对于量子力学的阐释，到最终落实成扎实的学术成果，历经了半个多世纪。这些五花八门的做科学的动机，只要其方法是遵从科学的，就并不影响其科学成果的有效性。 3. 科学与宗教对话的正确打开方式 如果科学与宗教是值得互相对话的，那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该怎么交流呢？交流的目的是战胜对方吗？ 相比于科学和宗教间的“小摩擦”，不同宗教/意识形态的人们之间的冲突要更加剧烈和普遍。因此，我们不妨参考跨宗教对话 (interfaith dialogue) 领域的一些经验。列奥纳多·斯威德勒（Leonard Swidler）是天普大学宗教系的退休教授，宗教对话和全球伦理的著名倡导者，四十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推进跨宗教与跨意识形态对话。在一篇总结如何对话的文章中，他说道［10］： “过去，当来自不同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人坐在一起时，比如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人们要么是为了击败对手，要么是为了更有效地了解对手以便对付对方，要么是为谈判增加砝码。相遇的人们不外乎是为了对抗——只不过 有时在言论上更为为公开，有时则隐蔽些而已；人们在一起往往是以战胜对方为终极目标，因为他们确信唯有自己是拥有绝对真理的。 ”但对话不是争辩。对话者要开明地怀着同情心来聆听对方，因为他／她得尝试尽量准确地理解对方的观点，最大可能地从自我出发去了解真相。这种态度自然包含了这种假设，那就是我们会发现对方观点的合理之处，如果我们愿意坦诚面对，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尽管改变令人不安。 “宗教对话和意识形态对话有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们抛弃有关对方的错误信息，开始了解对方的真实面目。在第二个阶段，人们开始思考对方传统所具的价值，并希望能将之恰如其分地吸纳进自己的传统中。比如，在佛耶对话中，基督徒们可能会更欣赏佛教的冥想传统，而佛教徒则可能更欣赏基督宗教的先知批判传统和追求社会公义的传统——这些价值都由很强的传统维系，但又不具有排外性，可以与对方团体结合起来。如果人们严肃、执着并敏锐地对待对话，那么就会进入对话的第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人们开始探讨实在、意义、真理以及其它人类没有意识到的新领域；正因为这些对话中的问题、洞见和追问，人类开始面对这些崭新但目前未知的实在层面。我们方得如此说：人们耐心寻求的对话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启示’（re-velation）工具，成为一种对实在（我们的行动依据）的更深刻的‘去蔽’（un-veiling）。”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洞见和经验运用到科学-宗教的对话中去。很多时候，科学和宗教就像两种“意识形态”，双方都认为自己掌握着绝对真理，对话也往往不可避免的走向战争。因此，我们需要摒弃对于对方的成见，以真诚、诚实、平等的态度展开对话，开始真正的了解对方。对话并不意味着模糊边界，并不意味着科学与宗教的知识可以混为一谈；相反，对话可以引发对差异性的思考和对自己的批判性理解。最终，对话应该能够引发对各自领域的新的思考，开拓新的领域。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并不是没有决断力的。“伪科学”，拙劣的科学研究，对于宗教内容的胡乱解释，这些仍旧需要被摒弃；多元主义并不是对于真相的否定，我们仍旧应该不断地追求真理［11］。然而，为了防止伪科学“气功大师”的出现，而对科学-宗教对话采取一种回避、否定的态度，无异于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科学和宗教之间，完全不需要一种敌对的、非此即彼的态度；它们可以有丰富多彩的合作形式，互相激发灵感---毕竟，它们都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伟大尝试。

Postscript 2021年2月27日

由于和友人又聊及此话题，把此旧文翻出来重看。文章对于问题的剖析，今天的我仍旧同意，但结尾稍显不足。何谓“对话可以引发对差异性的思考和对自己的批判性理解”？何谓“对话应该能够引发对各自领域的新的思考，开拓新的领域”？怎么样开展“丰富多彩的合作形式，互相激发灵感”？这些都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又要牵扯到权力的问题。显然，在现实中，宗教和科学是有很不同的话语权的。近三百年来，宗教的话语权不断下滑，科学的话语权不断上升。宗教节节败退、退守，最后只好以“个人体验”作为最终堡垒。这堡垒，现在还得跟脑科学和心灵哲学不断纠结，说的好听，是合作，说的不好听，是不断被科学话语在新的语境里改写和重塑。脑子上被贴上电极，就仿佛抱住了金主大腿，从此再也不用担心自身合法性。怎么看，都有点惶惑和谄媚。

这些问题，在人类学里都是老生常谈了。人类学家们的实践所表明，能走出去，还得要能走回来。走回来，来建设更好的此地。佛教或许也该如此。达 lai 笑眯眯的脑袋上缠满电极，可不是为了脑科学；因为他，连脑科学实验室也更加慈悲了［12］。 这才是佛的教导吧。 参考文献 ［1］ Ian Barbour, Religion and scienc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77-105. ［2］ 波尔在得到丹麦最高勋章The Order of the Elephant 之后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有着阴阳鱼元素的纹章。引用戈革在《戈革致田松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中的描述：“当时他必须设计一个族徽图案，而他又一定要把他最得意的“互补性”概念表示在族徽上。他费了许多脑筋（还到丹麦的王国图书馆中去查过资料）想不出好办法，当一位中国史专家（S·罗森塔耳的夫人汉娜·柯比林斯基，汉名柯汉娜）向他建议了“阴阳符号”（即我们所说的“太极图”）时，他就很高兴地采用了。” ［3］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63607/449458 ［4］ “One could say that the anxious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Life and Mind; the fascination in the “mysteries of Nature”; the urge to penetrate and decipher the inner structures of Matter - all these longings and drives denote a sort of nostalgia for the primordial, for the original, universal matrix.” Eliade, The Quest for the “Origins” of Religion, 158 ［5］ David Kaiser, How the hippies saved physics: science,counterculture, and the quantum revival. ［6］ 今年，彭罗斯成立了 The Penrose Institute，专门研究他关于基础物理定律和意识之间的联系的猜想，他甚至大胆假设广义相对论和意识也有某种联系。参见https://penroseinstitute.com/ ［7］ Lambert,Neill, Yueh-Nan Chen, Yuan-Chung Cheng, Che-Ming Li, Guang-Yin Chen, and Franco Nori. "Quantum biology."Nature Physics 9, no. 1 (2013): 10-18. ［8］ Fisher,Matthew PA. "Quantum cognition: the possibility of processing with nuclearspins in the brain." Annals of Physics 362 (2015): 593-602. ［9］ 《生物量子效应，人脑会是一台量子计算机吗？》https://www.jiqizhixin.com/articles/f0dc107e-1fcb-4a27-9548-e946dddf0ce3 ［10］ 详细内容可参考网页http://dialogueinstitute.org/dialogue-principles/，内有英文原文“对话十诫”，以及包括中文在内的二十种语言翻译。引文有格式上的微小改动。 ［11］ 孔汉斯在“全球伦理的宗教宣言”中说，“我们决不能把自由混同于任性妄为，或把多元主义混同于对‘真相’漠不关心。我们应该不断地追求真理和不受腐蚀的真诚，而不要传布意识形态的或党派性的片面真理。”《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UW Madison 的 Center for Healthy Minds 有各种面向社会的公益项目，这在科学研究机构中很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