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林夏师

      “我想何老师了。”“怎么突然想起何老师了？”“不知道，突然想了。你说他现在里面好吗？”“嗯，一定好好的。”——其实见素并不识得林夏师，只是听我这么痴痴地问，也就这么傻傻地回。
      去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记云：“林夏师正式免职，境况未悉，愁怵不可名状。”五月三日记云：“晚子龙告以林夏师事，愀然不乐。”五月廿三日记云：“林夏恩师罹难，既忧且惧。友朋多来相询。”六月六日记云：“心境颇恶。佐之师来所授《国学概要》课，讲江永天宁寺辨，课后谈及林夏师，称以‘人不可及’。”七月十日记云：“林夏师寿辰，食面，想念殊甚。”
      所记诚然太过简略，但事事宛在目前，不觉忽忽一年了。当时还写过一段话：
      吾辈“身处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一切怪诞与愆邪，都该麻木不仁了，但林夏恩师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功绩与地位，他日必有能言之者！
而今看来，哀而有怨，实在不免负气之嫌，但自谓尚属不偏之见。
      作为学者，林夏师博通而有格局。他早年师从张舜徽、刘迺龢这些享盛名的前辈大家，学有渊源。平日他交代门下弟子所做的功课，也无非是抄书与读《四库提要》——可至今我也没敢告诉他，这两条我什么也没做好；门弟子无论研究什么，他均不予干涉，但要人做出的东西“空前绝后”——这个标准很简单，却也难到了极致。作为出版家，我仍坚信“他日必有能言之者”，但盖棺定论，为时尚早，况且也不是我所能说的。
      据说早年间，林夏师对弟子严厉得很，一次聚餐之后，孟起师兄很惊诧我在老师面前的“放得开”，其实“放松”而不“放肆”，两者中间我还是有分寸的。林夏师因职业的关系，交游殆遍天下，腹中掌故，真不知凡几。师门聚会的乐趣，莫过于听他讲述闻见。他性格偏向率性，论学论治，能言人所不能言，但绝少书生意气，轻易不讥弹他人。我问起退休后的打算，他说，“看书啊，家里那么多书。嗯，还要编一本回忆录，把我们这些年访书出书的好玩的事写进去。”紧接着便飞眉舞色、不能自休地“痛陈革命家史”，那些出版的事我不甚关心，却对此中涉及到的余英时、黄裳、杜维明等学者大感兴趣。我总觉得，假如林夏师把肚子里的见闻掌故编录成书，《郎潜纪闻》《冷庐杂识》不能过也。
      当年读止庵的《惜别》，对他那句怀念母亲的话很有感触，他说，“我们面对死者，有如坐在海滩上守望退潮，没有必要急急转身而去。”如今，林夏师身陷囹圄，相见恐不可期，我怕，怕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一个人像潮水般，在我脑海中渐渐退去，上面那些拉杂记下的片段，早晚也会成了记忆中的竹头木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