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比亲人消失得还快，所有的还乡都只是在纸上

汶水西流，流经老家时拐了一个弯儿，先由南向北绕过村子左肩，再从村后折向西去，流入黄河。大河拐弯处的北岸，矗立着一座屏风似的山脉，护佑着村庄。连绵的山势，像奔跑中的马群，又如俯卧水岸的巨龙，故名龙山。

历史上，这里是齐鲁交界之地。村庄下埋着一座春秋古城，名曰郈城，是鲁国“三桓之乱”时叔孙氏的封邑，因其城墙越制，被孔子视为必须拆毁的“三都”之一。河流对岸，龙山脚下，亦有一座古城，名曰无盐，传说中齐国无盐丑女的故乡。

此地河流淤积，土地以砂质为主，下再大的雨，道路都不会泥泞。土壤肥沃，种什么都好，以小麦玉米花生大豆为主要作物。河流的淤积使河床逐年升高，地下水位常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砂质土地渗水性好，故土地常年湿润，耕地很少干旱，村里大大小小池塘总是荡漾着盈盈碧波。到处都是茂盛的树木，白杨、国槐、洋槐、椿树、榆树，梧桐，还有不少果树，清河两岸，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绵延不绝。

这样的乡村形貌，至少维持到上世纪80年代。我记得在河床和村子之间有一个庞大的树林隔离带，一条巨长而高大的河堤将树林分割成两半。那些树林多是些洋槐、白杨和一些灌木，树枝遮天蔽日，灌木幽深茂密，需要在里面走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听到汶河嘹亮的水声。与村子隔岸而望的龙山上亦曾有合抱粗的巨柏，都在七十年代末的县域工业化狂热中被砍伐。再后来，村庄和河流之间庞大的树林隔离带也都被采伐干净，全都被改造成收成不高的贫瘠田地。这都是缓慢然而持续发生的事情。

我还没有提到更可怕的采沙。经过近三十年的挖掘，河床已经面目全非。沿岸的每个村子都建有沙场，大卡车源源不断从各地赶来，又都个个不堪重负地将沙子运走，似乎这些沙子是永远采之不尽的。当年高大的河堤被大卡车压扁，树林被砍伐，一些人因此而暴富，但更多的农民并没有为此得到多少利益，反而要承受大自然的报复。

每年冬春之交，此地都会有自己特有的沙尘暴小气候，那是河里的沙尘吹进了村庄。村民们三十年前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风沙，然而三十年后，对这些已经慢慢习惯了。那些树是他们亲自拿着斧头去砍伐的，那些沙子也是他们亲自拿着铁锨装上车的。后来，他们分到了可以做劈柴用的树根，他们还从沙场承包者手中接过微薄的劳动所得。

沙场承包者为获得一个村落的采沙权，各种手段都使尽。承包权一旦到手，养狼狗，雇打手，甚至私藏枪支，更是气焰嚣张。有时候，村里的头头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承包费，还会耍将同一个沙场同时包给两家的把戏，让两家相互争执，吵闹，械斗，最后上法庭。

我认识的一个沙场承包者承包了另外一个村里的沙场，赚钱很多，引起那个村人的嫉妒，村里当初和他签合同的那些人于是默许另外一些人在他沙场的上游另开一座沙场。这不但违反合同，还截留了上游来沙，这位承包者深感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想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无奈当地的法庭办事效率低下，根本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又想找媒体来介入此事，但是媒体当时正在高度关注河沙的过度开采问题，他的沙场恐怕又对此摆脱不掉干系，因此左右为难，忍气吞声。

如今，沙场已经走向没落。他们曾寄希望于再来一次大水，从上游再冲下一些沙子，然而，上游的沙子也没了。疯狂采砂使河床遭到不可逆转的毁坏，河床变低，直接的后果是土地干旱，沙化，以前那种湿润的气候，湿润的土地再也没有了，不需要浇水只凭自然降水也能保持农业正常耕收的日子一去不返，池塘干涸了至少二十年。

大学毕业那年，我差点在这条河里淹死。因为经过多年采掘，我已经完全不熟悉这条河了。我还以为它的河床依然是平坦的，但我一脚下去，却再也摸不到河底。我水性不好，想拼命往上串，往岸边游，都无济于事。后来据说是一个小孩子伸手拉了我一把，我才回到岸边。我没敢将事情告诉家人，怕他们担心。但是，第二天，在我落水的地方，淹死了一个小孩。这个孩子和我在一个胡同里居住。

而河流的污染，带来的后果更加严重。从八十年代开始，河水就开始不定期的变浑。造纸厂、农药厂都往大汶河里排污。从那时，我们就在被污染过的发红的水里洗澡了。小孩和大人们会一边洗澡，一边谈论这水的污染。我们都知道，这么红的水一定是从造纸厂里排放出来的。我们还庆幸，它至少不是从化肥厂排放出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化肥厂的污水不但发黑，还有能熏死人的恶臭。我们村子西南不远就有一个化工厂，它的污水环绕在厂子周围，每次经过那里，人们都不得不掩鼻。我们在造过纸的红色水里洗澡，没有感到什么不正常。

这块地区是有名的食道癌高发区，这是当地人都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耳闻目睹过许多被食道癌夺去生命的人。是不是跟河流污染有关，很难证明，但当地人却一只将这归结为水土不好。

我有个小学同学，他的父亲还在我们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因为食道癌死掉。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恐怖的场景，得了这种病的人被视作瘟疫，不敢有人靠近。我的同学也因此休学，直到他父亲去世。我那时听大人说食道癌就是吃不进东西，最后活活饿死。我们那时出于同学之间的热心，曾经结伴去探望，却被那个同学生生拦在门口。后来人们将他父亲的死归结于他的母亲，认为他的母亲有克夫命。再此之前，她已经嫁过一个人家，也生了孩子，但丈夫不久就病死了（是否食道癌不知道），然后嫁给这个男人（我的同学可能是上个男人的孩子）。她找先生算命，被告知她这辈子必须要克掉5个丈夫的命之后才能将这“克夫命”去掉。不久，她果然又找了个男人，嫁到外村去，扔下孩子们自己活命。

我们曾经在清澈见底的河水里游泳嬉戏，摸鱼捉鳖，光着身子不知羞耻地在夏日滚烫的河滩上奔跑。那时的大汶河是温柔的，她河床平坦，水流温顺，一公里长的河床，我们可以从南岸走到北岸，又从北岸返回，我们经常一整天都在那里玩耍，甚至游过河去，爬对岸翠屏一样的龙山上去。

最近刚回过一次老家，因为一场葬礼。越发觉得，我和故乡的维系，越来越依赖于一场又一场葬礼。等到再没有葬礼可以参加的时候，也就是彻底与乡村告别的日子了。

但这种看似消极的想法也过于乐观了，村庄正在比亲人更快地消失。新一轮的土地集约化和城镇化运动，正在将农民赶进楼房，而他们以庭院为主要载体的生活方式将彻底从土地上删除。再过几年，可能就连这已经沙漠化、空心化的村庄实体也不复存在了。而我所能做的，只能在这废墟所残存的地基之上，以虚拟和虚构的形式，复建一座乌有的乡村，为所有回忆中的事物，找一个存放的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