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镜
对过去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而过去并非以同一种方式被建构，在时空之茧的内部，也从来没有直线。
以时下中日关系，日本讲谈社这套酝酿已久的“中国通史”中译本终未能亮出“当代”两卷，自在意料之中。与“中国人熟悉的中国通史只到1949年”的官方理由相映成趣的是，仅此 “上古到中华民国”的十卷版，已然构成了对国人历史常识的全面挑战。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套由顶尖日本学者著述、却秉承着彼国独有的“大众史学”的叙事传统，“通俗与严谨”相得益彰的著作，传递了一种不同于“X朝那些事儿”的全新阅读体验，让“中国史不仅仅是国人头脑中固化的炎黄子孙的历史”的观念冲击也显得不那么尖锐了。在当代中国学界，这种观点虽早已成为共识，却很少有学人能身体力行、操运自如。对此，来自日本的“他山之镜”，显然远较我们更为熟悉的“西方汉学”照得清楚。
十位登场作者学术背景各异，文笔风格迥然，史学态度各有所偏，诚不免观点的分歧。比如，当小岛毅和气贺泽保规沿着京都学派的路线描述“唐宋变革”的宏伟史观时，“辽、西夏、金、元”部分的作者杉山正明却走了另一条“平行路线”：影响了整个东亚历史的“唐朝”只是一个“瞬间大帝国”，而宋和元之间这段“过渡时期”则以一种完整、宏伟、积极和连贯的面貌出现，其气度远远盖过了唐朝。虽然，全套书整体的思维方向却完全一致，那便是在东亚-世界，特别是东亚三国的时空联动结构中，描述这个“政治上长久一元的国家”的诞生故事。在这一过程中，十位作者的操作平台，便是以“东亚”和“多元化区域观”的双核系统，不断挑战中国学者心心念念的“华夏中心论”。
全书几乎每卷中都有“与日本交流”的专门章节，但，“东亚”，而非“日本”，才是全书作者最主要的参考视域。虽则本书的译介原本就是中国学者试图嵌入“东亚视角”的一种努力，可正如学者孙歌所说，“东亚”在中国学人笔下时常被架空，更遑论院墙之外从未质疑过自家族谱的“炎黄子孙”。这套“通史”因之有力地证明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当代经验，日本对“东亚”乃至“亚洲”整体视野的敏感度之高。史学家王子今认为，日本学者在论述中国时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线的概念，对于区域历史研究来说难能可贵。反观中国史学的“我执”之弊，正在于受宋代以降愈加强烈的夷夏之辨意识流支配的“大汉族主义”。
本书的“针”挑便是这根“刺”：不论是“唐宋变革”派还是“大、小中国”派都强调，正是那些“胡汉融合”的时代，才具有影响东亚诸国乃至世界历史流向的伟力。与此同时，“中心-周边”的华夏模式也被瓦解，作者们对“天下”“中国”的概念梳理不再是一个所指的不同能指，而是不同空间视域的重重叠加；杉山正明赞扬金宋间的绍兴和议，认为它乃是国际外交史上最能体现亚洲“东方式历史智慧”的案例之一，这种逆转夷夏的态度，一定令看惯了金庸小说中“花果飘零”的屈辱南宋故事的中国人感到惊讶。对“连续-断裂”的颠覆更不必提：除上述杉山之外，近代史部分的菊池秀明也用19世纪中叶到1936年的整体叙述，不断地并联着中国读者脑中“鸦片战争、五四”的历史区块。
或许只有这种“直球”，才让我们体悟到“名为中华的思想方式”（宫本一夫语）的生成过程。更重要的是，这种态度并非专为“解构”中国人而来，而是一种良好的史学习惯。事实上，不断地“转化刻板印象”，寻找那些“建构历史的素材”，对各国坚执的自我本位都具有软化作用。如小岛毅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中，便舒展了内藤湖南因日本学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遮障”而未能酣畅的文化史论，从而与自竹内好到沟口雄三的“亚洲为方法”构成了一种“双面做战”的精神回路，即一边打破“日本独特”的脱亚论，一边也让对“亚洲主义”满怀心事的中国读者认同，现代日本确实继承了中国和亚洲的种种遗产。
这些态度与方法，对于作为整体的东亚来说亦不无裨益。如上田信一反80年代国人东方“黄色文明”VS西方“蓝色文明”的二元性思维径路，从“帝国与海”的角度全面书写明清史，对于一直在“西方”阴影中挣扎求索的亚洲诸国来说，未尝不是瓦解黑格尔-马克思“东方停滞论”的有力方式。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在于与当今时势的连动。除正史部分的相关论述外，数位作者的“中译版序”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2011年的日本地震。对于日本学者来说，这场灾难所放大的，乃是东亚三国你争我夺的优势意识中迅速升级的排他性民族主义的阴影，同时，也是所写时代与所处时代之间玄惑而真实的洞穴之影。
对“现代”“文明”“国族”的价值关怀无疑是当代史学的知识伦理，而从写作主体的立场，这种伦理的建构基础，却不仅仅是把史料作为“对象”，而是把自己也纳入其中。不能不说，从瓷器所感受到的气氛与温度绵延至整个王朝的精神性格，到“近代”这个词在不同亚洲人心中的感觉差异，日本学者对于“个人身体经验和总体历史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体认，要远超于中国学界。
正因此，读者可以轻易地辨析出这些文本背后的史学方法论和文体风格。宫本一夫以考古为基在神话和历史之间的跳荡，平势隆郎在春秋、战国、汉代乃至宋明等不同时空视域下重现的多彩多姿的孔子形象，气贺泽保规和小岛毅的唐宋论述中极为突出的“佛教的存在感”和风物志书写，金文京历史与文学文本中参差相对的“三国”，以及菊池秀明“古风北起，新风南起”的历史独断，这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方法和观点并不都是“日本人”的创见，在中国史学家的著作中却很少闪光。这并非因为本书“大众史学”体裁的轻松态度。正如中国推荐者之一姚大力所言，惟高水平的专业学术，才能产生高水平的“大众史学”。反观中国“通俗史学”混乱的生产状况，“他山之镜”不仅映照出我们乐于寻根问祖的历史无意识，也映照出史学叙述的僵化和院墙内外的壁垒森严。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制作知识的方式总会影响到知识本身。与喜谈“真实客观”的中国史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学者们自觉地对篇幅和笔调进行“主观分配”，并非因为史料的缺乏。
归根结底，历史之镜中映出的，只可能是“我”。想象和感性经验，不仅是文学，也是史学的源头。这是这套丛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发：对过去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而过去并非以同一种方式被建构，在时空之茧的内部，也从来没有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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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半拍 赞赏了这篇日记 2017-0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