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靠，苗家姑娘的织绣房
在苗岭山区旅行，只要看到吊脚楼上安装有美人靠，那一定是苗族民居无疑。美人靠，又称“吴王靠”、“飞来椅”，是建筑学上的一个术语。乍一听这名词，很容易让人想起江浙一带的园林建筑。是的，江南园林举目皆是美人靠。殊不知，苗岭山区也有美人靠，苗族村民称为“豆安息”，其实就是安装在建筑物上当靠背用的弯曲形栏杆。由于苗族村民多在依山傍水的山间河谷地带安家落户，其住房也多是背山面水而立，故而在美人靠上凭栏远眺，总能饱览赏心悦目的山区景色。
其实，在吊脚楼上建美人靠，不仅为了远眺，主要为的是方便姑娘们在此梳妆打扮、纺纱织布、织锦绣花，制作民族服饰，为自己准备嫁妆。从某种意义上说，苗寨美人靠，是苗族姑娘的开放式闺房。当然，也是媳妇们为自己、为家人尤其是为婴幼儿缝制衣服的地方。换句话说，美人靠是苗族服饰的“生产作坊”。苗族服饰如此丰富多彩，其中也有美人靠的一份功绩。
民族服饰，作为一个民族的重要表征，是相互区别的外在依据。许多民族都有公众熟悉的形象，可称之为“标准像”，只要一看其穿着打扮，就会知道是什么民族。苗族则不然，很难找到统一的服饰和“标准像”。即便在苗族高度聚居的苗岭山区，穿着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尤其是在民族节日集会上，不乏如此打扮的姑娘：脚上穿着入时的旅游鞋、高跟鞋；下身穿着现代式样的裤子，有的还外加一条古香古色的百褶裙；上身穿着用现代面料剪裁、按古代款式缝制的姊妹装；头上几乎全是古代发型，有清代的、明代的，甚至还有宋代的、唐代的。一身穿着跨千年，具有明显的“地层”关系。观其饰物，或者是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传世品，村民称之为“老银子”，或者是用新银子甚至其他金属材料按照古代式样打制的代用品，村民称之为“新银子”。凡是到过苗寨者，都会轻易发现，男女老少穿着各异，几无雷同。细心观察，上装有贯首服、无领服、圆领服、高领服、矮领服、长袖服、短袖服、大袖服、小袖服、左衽服、右衽服、对襟服、有扣服、无扣服、圆摆服、方摆服以及前摆长后摆短和前摆短后摆长等多种款式；下装有带裙、片裙、桶裙、裤裙、长裙、短裙、超短裙、百褶裙、羽毛裙等等；裤子有长有短，裤脚有大有小，相差甚为悬殊。通观苗族服饰，如读“无字天书”，一部生动形象的苗族服饰发展史，耀然于男女老少身上。
服装款式的差异与各地苗族村民的居住环境、生产从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住在水边种植水稻的人们，衣袖和裤脚短而肥，显然是为了方便下田干活。住在山区常在林中劳作的人们则与之相反，衣袖和裤脚长而瘦，为的是防止蚊虫咬伤及荆棘刺伤。在草原放牧的人们裤裆相当大，裤脚特别肥，乃骑马使然。居住在乌蒙山区的苗族牧民，衣服多为长袍，有的还外加披毡，这是野外放牧防寒、防雨、防潮的特殊需要。
服装款式与文化水平、风俗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贯首服、无扣服、羽毛裙，以及袖子不缝合的衣服等，是早期服装的遗风，多少保留古代服装的形态。“鼓藏服”、“上轿衣”则是特殊风俗的需要。从服装款式的不同，可以看出苗族人民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所具有的文化特点。
蜡染、刺绣可称苗族文化的“两绝”，其工艺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苗族蜡染蜚声中外，工艺之精自不必说。苗族刺绣别具一格，刺绣手法多种多样：平绣、皱绣、破绣、辫绣、轴绣、锁绣、挑绣、褶绣、双针绣、结籽绣、盘绦绣，应有尽有，不一而足。苗族刺绣图案十分丰富，各种动物、植物及几何图案达数百种之多。即使同一动物也有许多变化，如苗族妇女刺绣的龙，竟有蚕龙、蛇龙、鱼龙、蛙龙、鸟龙、牛龙、猪龙、羊龙、象龙、鸡头龙、蜈蚣龙、蜘蛛龙、水爬虫龙等十余种。刺绣图案极富变化。同一物体，既有写实的，又有写意的；既有极度简化的，又有大胆变形的。有的图案，既是植物又是动物，如菊花又称“蜘蛛花”。各种图案的组合十分巧妙：初看是几尾鱼，再看是一只鸟，组合起来观察，则是一只蝴蝶或是一只蝙蝠。有些图案，顺看倒看各不相同，正看反看又不一样，可使观者见仁见智，扑朔迷离。
苗族服装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单就各种花纹图案就可当作一部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来阅读。那极简单的一道道线条，被看成是一道道河流，有人竟能指出哪一道是长江，哪一道是黄河，笃信无疑地视为本民族迁徙的历史和路线的形象记录。那很规整的一块块菱形图案，被看成是一丘丘肥田沃土。如今居住在黔西北乌蒙山区的苗族同胞，几乎没有什么稻田，但在他们制作、使用的刺绣品上却有“田连阡陌”的图案，这与史书记载的秦汉时期苗族先民劳动生息在“左洞庭、右彭蠡”的滨湖地区相吻合。
用考古学的眼光看苗族服装，可清楚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将那古老的“鱼纹图案”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鱼纹”对照，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并非一定受到了什么“影响”，但至少可以说明，反映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遗存具有悠久的历史。还有，那些狗爪花、虎爪花、螃蟹花、水爬虫花，生动“记载”早期人类的渔猎生活；那些浮萍花、田螺花、水车花、牛漩花，形象反映具有悠久历史的农耕生活。据此，在一定程度上，可将民族服装看成是研究苗族历史的“活化石”。
用民族学、民俗学的眼光看苗族服装，其文化内涵令人浩叹。苗族妇女喜欢画蝴蝶、绣蝴蝶，甚至画蜈蚣、绣蜈蚣，此乃缘于《蝴蝶妈妈》的故事：洪荒时代，蝴蝶生下十二个蛋，其中一个孵出人类始祖姜央，另一个蛋孵出一条蜈蚣。由于同为“蝴蝶妈妈”所生，故而在别的民族看来是“不祥之物”的蜈蚣虫，被苗族妇女作为一种崇拜物刺绣在衣服上，她们还给它取了个美名“蜈蚣龙”。龙在别的民族看来主要是管水的，而苗族同胞则将龙与牛融为一体，使其既能管水，又能耕田。在苗族刺绣中，长着一对水牛角的龙比比皆是。这“牛龙合一”的图案，既铭刻苗族先民制伏恶龙的战斗历程，又寄托苗族人民对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的美好愿望。
在苗族服装上，多刺绣“蜘蛛花”。相传在某次战斗中，苗族先民战败躲入山洞，追兵发现洞口织有蜘蛛网，因而未进入山洞中搜寻，于是先人意外得救，“恩人就是蜘蛛”。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及英雄人物刺绣在服装上，以在清水江畔征集到的一件苗族女上装最为典型。作者把清代苗族农民起义领袖张秀眉领导的“咸同起义”精心刺绣在衣服上，人物多达近百个，堪称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为时最长的苗族农民起义的“历史画卷”。
苗族服饰丰富多彩，与住地分散息息相关。“住地”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住地是指分布在不同的省份，甚至不同的国度。由于相距遥远，往来不便，交流不多，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圈。狭义的住地，是指分布在同一片山区，还有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山上山下的区别。在崇山峻岭中，即便直线距离不算太远，但由于沟壑障碍，山川阻隔，交往不多，各自在相对封闭的狭小范围内劳动生息。如像在山区中自然存在许多“小气候”一样，同一山区的苗族文化拥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文化圈”。服饰如此，语言如此，建筑也是如此，真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就是苗族支系特别繁多的原因。
反观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一带的传统民居，虽然也有美人靠，但却安装在周边垒砌封火墙的走马转角楼内，且靠背全封闭。从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蜗居在闺阁上的姑娘们，想要观察楼下动静，只能借助楼上密密麻麻的木雕花窗。她们能够看见来者，来者却看不见她们。苗族是个十分开放的民族，因此房屋不封闭，反映在建筑装修上，便是美人靠一定要安装在醒目处。婚姻制度的不同，造成建筑装修采用不同的工艺，遂使苗汉姑娘拥有各不相同的闺房。
内容来源：文章选自：《屋里屋外话苗家》
作者：吴正光
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