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在腾讯直播上谈写作的一些摘录和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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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写头版头条，我想写的是38版下面的小文章，关于我在街上偶然碰到的一个无名的人。我不想上头版头条，我也很少写过头条。”
“今天的大新闻不会是明天的大新闻，它是易朽的。我不想写易朽的东西，我想写的是那种有长期价值
的东西，就像一篇短篇小说，或是一首诗。我不是一个诗人，但我有诗人的自负。”
“伟大的非虚构作品必须也是这样。它不能是话题性的。不能依赖新闻。不能依赖名人效应，因为今天的名人不会有名太久。”
“我写的是非虚构，但我想着的是虚构，就好像我是以一个剧作家的视角来写作的。”
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在于，隐私的部分往往是虚构的领域，非虚构往往书写公共领域的东西，那些人人都认识的人。“而我想写的是你没有听说过的人，我想写的是愿意讲述自己内心生活的人。我想要做的是突破非虚构的限制，把我的创意非虚构写作、文学新闻的工作转移到私人生活，这是这个工作的难点，因为我使用的还是真名。”
通常小说家的比大部分非虚构作家的标准更高，但我立志做跟小说家拥有同样标准的非虚构作家。
“作为一个非虚构作家，我要做的是和你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这意味着我会逐渐了解你，但你也会逐渐了解我，你对我的了解使你可以信任我。”我在采访中对采访对象心怀尊重。写完他们的故事，过了几年，我打电话给他们，“让我们把这个故事更新一下怎么样？”他们会说“好啊”。“虽然在六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采访了成百上千的人，但从来没有人说过我背叛了他们。”
我是怎么让采访对象同意让我把他们的隐私写进书里，让人人都能看到，并且还署上真名的？我诚实对待他们，并且同样坦诚地把自己的故事也写在里面，包括我自己婚外情的故事。“如果我想要保持诚实，我就必须告诉读者，在写别人的时候，我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在做什么。”“我不是像其他记者一样高高地坐在记者席里，我完全身处于我书写的材料的场域当中。”
“我是不会相信别人的话的，除非他们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如果采访对象不同意署真名，我就不写。“我不想我的读者不知道我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写偷窥者的故事时，开始他不让我署真名，因为这样会让他进监狱。后来过了好几年，2014年的时候他不再做汽车旅店了，他打电话给我说可以写他的故事了，我说要署你的真名，他说可以，于是我就写了，这本书2016年出版的。如果我可以虚构他们的名字，我早就能多写二十几本书了。
你必须将同一个问题问十遍，并获得十个答案。
当我写一个偷窥者，我也做了一个偷窥者做的事。我希望从他们的眼中感受他们所做的事，见他们所见，想他们所想。
“在我还是一个年轻记者的时候，《纽约时报》一个年长的记者对我说：‘我要教你的是，不要用该死的电话。去见人，看着他们的眼睛，要到场。’从年轻时起，我的观念就是‘要到场’。就是这样。”
“录音机有很多问题，最坏的一点，就是采访者不用再听对象说话了，他们失去了听人说话的能力。”
“在那个不断旋转的塑料装置上，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录下了别人说的话。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一个问题，我再问你十个问题，你回答了，我说非常感谢，回去弄出一份文字稿，然后我就可以写出一篇文章了。但那个故事毫无价值。”
我没有说我很好地接受了这些批评，我是说这些批评是交易的一部分。人们批评我不是因为我的language，而是因为what life I am living。
（优秀的非虚构作品）第一句就要好。可能是一个吸引人的场景，因为我喜欢描述场景。
非虚构作家可能不会努力写出漂亮有诗意的语言，他们的努力在别处。 “想要真正写好很难。如果你想要创造一种非虚构的艺术，实现一种采访的艺术，并且以一种准确、微妙、丰富，有时是诗化的语言写出来，这很难。我不会花一小时又一小时费力去寻找那个准确的词、写出一个完美的句子或段落，除非我对我的采访对象怀有尊重。”
“我不想写头版头条，我想写的是38版下面的小文章，关于我在街上偶然碰到的一个无名的人。我不想上头版头条，我也很少写过头条。”
“今天的大新闻不会是明天的大新闻，它是易朽的。我不想写易朽的东西，我想写的是那种有长期价值
的东西，就像一篇短篇小说，或是一首诗。我不是一个诗人，但我有诗人的自负。”
“伟大的非虚构作品必须也是这样。它不能是话题性的。不能依赖新闻。不能依赖名人效应，因为今天的名人不会有名太久。”
“我写的是非虚构，但我想着的是虚构，就好像我是以一个剧作家的视角来写作的。”
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在于，隐私的部分往往是虚构的领域，非虚构往往书写公共领域的东西，那些人人都认识的人。“而我想写的是你没有听说过的人，我想写的是愿意讲述自己内心生活的人。我想要做的是突破非虚构的限制，把我的创意非虚构写作、文学新闻的工作转移到私人生活，这是这个工作的难点，因为我使用的还是真名。”
通常小说家的比大部分非虚构作家的标准更高，但我立志做跟小说家拥有同样标准的非虚构作家。
“作为一个非虚构作家，我要做的是和你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这意味着我会逐渐了解你，但你也会逐渐了解我，你对我的了解使你可以信任我。”我在采访中对采访对象心怀尊重。写完他们的故事，过了几年，我打电话给他们，“让我们把这个故事更新一下怎么样？”他们会说“好啊”。“虽然在六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采访了成百上千的人，但从来没有人说过我背叛了他们。”
我是怎么让采访对象同意让我把他们的隐私写进书里，让人人都能看到，并且还署上真名的？我诚实对待他们，并且同样坦诚地把自己的故事也写在里面，包括我自己婚外情的故事。“如果我想要保持诚实，我就必须告诉读者，在写别人的时候，我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在做什么。”“我不是像其他记者一样高高地坐在记者席里，我完全身处于我书写的材料的场域当中。”
“我是不会相信别人的话的，除非他们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如果采访对象不同意署真名，我就不写。“我不想我的读者不知道我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写偷窥者的故事时，开始他不让我署真名，因为这样会让他进监狱。后来过了好几年，2014年的时候他不再做汽车旅店了，他打电话给我说可以写他的故事了，我说要署你的真名，他说可以，于是我就写了，这本书2016年出版的。如果我可以虚构他们的名字，我早就能多写二十几本书了。
你必须将同一个问题问十遍，并获得十个答案。
当我写一个偷窥者，我也做了一个偷窥者做的事。我希望从他们的眼中感受他们所做的事，见他们所见，想他们所想。
“在我还是一个年轻记者的时候，《纽约时报》一个年长的记者对我说：‘我要教你的是，不要用该死的电话。去见人，看着他们的眼睛，要到场。’从年轻时起，我的观念就是‘要到场’。就是这样。”
“录音机有很多问题，最坏的一点，就是采访者不用再听对象说话了，他们失去了听人说话的能力。”
“在那个不断旋转的塑料装置上，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录下了别人说的话。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一个问题，我再问你十个问题，你回答了，我说非常感谢，回去弄出一份文字稿，然后我就可以写出一篇文章了。但那个故事毫无价值。”
我没有说我很好地接受了这些批评，我是说这些批评是交易的一部分。人们批评我不是因为我的language，而是因为what life I am living。
（优秀的非虚构作品）第一句就要好。可能是一个吸引人的场景，因为我喜欢描述场景。
非虚构作家可能不会努力写出漂亮有诗意的语言，他们的努力在别处。 “想要真正写好很难。如果你想要创造一种非虚构的艺术，实现一种采访的艺术，并且以一种准确、微妙、丰富，有时是诗化的语言写出来，这很难。我不会花一小时又一小时费力去寻找那个准确的词、写出一个完美的句子或段落，除非我对我的采访对象怀有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