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YOO 专题 | 汪单：San Quentin监狱艺术项目——作为争取公共利益还是教化的艺术？
ARTYOO 6月专题
公共，是否参与？
艺术通过事件
介入“公共地域”
当代艺术家Lynn Hershman Leeson与壁画家Hilaire Dufresne，合作San Quentin监狱艺术项目
被艺术改造的监狱和囚犯
ARTYOO在上篇《从总体艺术到艺术的公共领域》中提及：“艺术并非是独立的，而是一种配合政治规划、展示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的媒介。这些在今天都可以被理解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必要手段——一种总体性的感性设置。”本文将以美国西海岸San Quentin监狱艺术项目为例，从先锋艺术家Lynn Hershman Leeson在70年代末实施的监狱壁画项目至当下常规的San Quentin艺术课程，横跨30年而空间不变的情况下，艺术是否至始至终作为一种配合权利管控的工具？还是以一种审美性劳动的方式来改变外界对这特殊社群的认知？本文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希冀为一个“药引”，期待本期的撰稿人和读者能引申出更多有关艺术、公共空间和共同体的讨论。
Lynn Hershman Leeson是一位美国西海岸先锋的电影人和艺术家。她的作品在过去50年内不断地探索人工智能、监视系统和基因工程充斥的时代中身份的转换，尤其是关注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同时，Leeson因历经20年制作的一部有关描述了女权艺术运动及美国当代文化蜕变的电影《女性艺术革命》(!Women Art Revolution)而名声大作，但少有人关注Leeson作为策展人和机构负责人的身份。她曾在70年代旧金山成立了“Floating Museum”，一个由艺术家自主经营的、展示公共艺术和委托创作的非盈利机构。在三年的运营期间，Leeson从第一年尝试与旧金山湾区艺术家合作，再到后期邀请国际艺术家与美国本土艺术家互动，共创作了300多件非传统艺术形式的作品，其项目分布于农村空间，公共建筑、城市街道、监狱和公共设施等。Floating Museum旨在最大化利用现有的资源和空间，鼓励艺术家将作品有效地传播给公众，并把当地公共空间转变为临时性展览空间。
自1960年，美国种族矛盾尖锐化，壁画变成了一种表达政治言论的媒介，美国壁画艺术在加州，纽约和辛辛那提尤为盛行，而内容具有强烈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作品往往和公共建筑相结合。Floating Museum与壁画家Hilaire Dufresne及SanQuentin监狱的囚犯在1976年合作完成了一幅壁画。项目的选址地点是一堵在监狱的公共墙面。壁画描绘了想象中未曾建立监狱的San Quentin岛，一个只有大陆与蓝色海洋相连的世界。当时，项目的实施条件比较艰苦，没有充足的资金，甚至颜料和梯子等工具都需要艺术家自行准备。Lesson回忆道：“如果你能在San Quentin完成壁画，那你在其他地方创作就绰绰有余了。关键是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为这些特殊的观众做些什么，而创作者又能从中得到启发。”作品完成后，艺术家要求监狱负责人注明参与项目者（囚犯）的名字。这在当时引起了争论：参与者在这个项目中是作为失去自由，公民权利的犯人还是和艺术家同等身份的创作者？回望自70年代艺术的发展，像“艺术介入社会”这类议题刚兴起，艺术圈很少有人将“公共利益中的艺术”（Art in Public Interest）纳入创作维度。像San Quentin这样为“公共利益“所驱的艺术项目有着一个追求平等的艺术文化图景，也视为一个更宽泛的政治愿景。
San Quentin监狱位于旧金山北部，三面环海，建立于1852年，是加州最早的关押男性死刑犯的监狱。在美国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犯人因长期监禁，受到精神方面的疾病而死在监狱。2005年起，SanQuentin监狱开设了每周的艺术课程，包括绘画，雕塑、创意写作，戏剧和音乐等，从某种程度上亦缓解了囚犯的精神疾病。San Quentin允许他们自由地用艺术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甚至安排他们与艺术家共同完成监狱公共空间壁画和户外雕塑。这些作品无不反映了岛上的历史和囚犯的个人情感。San Quentin监狱艺术项目负责人Carol Newborg曾说过：“这样的展览是囚犯对社会回馈的一种方式。他们所创作出的作品、书籍或其他项目构建了一座对外沟通的桥梁，借助艺术来分享人的感受和经验，试图改变外界对监狱固有的认识，同时挖掘囚犯对艺术追求的潜力，以另一种方式去救赎他们之前犯下的过错。”
在面向不同的公众的艺术项目中，往往伴随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明确目标人群；二是在公共空间中采取何种行动。San Quentin监狱艺术项目并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艺术，而是针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被社会隔离的特定人群，艺术也不发生在公共空间，而是被置于一个受监视及管控的空间。San Quentin壁画项目别有用心地选择监狱食堂的墙面为实施地点：每天，犯人聚集于此，注视着同伴们绘制的大型壁画，而这些有关描绘城市建设或是圣经里基督教堂的壁画像是课本一般周而复始地教育着犯人。借由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无论是壁画的尺幅，内容或参与的性质都渗透着无所不在的控制和警醒。食堂是所有犯人日常活动的场所，也是让这些被监视人暴露的空间，壁画视为一种规训的示意图，看似每个人由此获得主体性和相对的自由，甚至作为创作者的身份出现，但实际上个体的一举一动都在暗中被记录，监控、分析和归类，而某种“不可见”的权力隐藏于暗处。
监狱设定了监视犯人的方法和规则，这些监视又与一系列规则相结合。这些规则引导了犯人的行为规范甚至心理规范，以至于犯人可以对照这些规则进行自我监视和修正，服从规则的程度也成为了赏罚的标准。监狱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管控、有秩序的小社会。而赋予人道主义的艺术课程是否也可以看作是规范行为的手段，以美育教育为名，对犯人的行为和精神做进一步控制和改造？现代监狱将不服从社会规则、对社会造成不和谐的人群隔离，而监狱所设立的地点或是所执行的惩罚是不对外公开的。而San Quentin监狱艺术项目配备了网站和公开售卖作品的线上平台，向公众透露出这块禁地下被剥夺权利的人被改造的历程。线上的展示看似是褒奖这些“艺术家“创作力，同时也是权利的展示，以此向公众证明万恶不赦的犯人也能服从于这套规训的方式，艺术创作的展示对于普通民众起到警示的作用。
有些艺术实践批评者可能认为：“Lynn Hershman Leeson首个监狱项目与常规的监狱艺术课程并无区别，或者它根本就不是艺术，只是监狱配套的教育工作。“诚然，艺术是否能作为社会变革中行动者，或是作为一种扩大文化受众的可能性，这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Lynn Hershman Leeson对SanQuentin的监狱项目的评论试图避重就轻地做了回应：“艺术家可能做得的只是不断地突破自己，并用艺术来反应所处的时代。”
撰稿人
汪单，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策展人及ePublicArt主编。现生活、工作于上海和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