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儒家的天人之道
相对於西方现代以人利用机器剥削、开发自然资源，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最值得称道。
天人合一，解释的人太多了，以致大家常以为是陈腔滥调，其实其义蕴还远未被发掘出来。尤其后世之解释多受孟子「穷理尽性以知天」之说影响，重在由个人主体心性讲，说人可以内在地超越以合天。如此，天人合一就成为一种人的心性修养境界。整个宋明理学思路下的基本讲法均如此；近年当代新儒家所引生的「内在超越」理论争议，亦由此而发。
但天人合一之涵义并不止於此，它还指人应有参赞天地之化育的行动。《中庸》指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参，指人应参与到自然之中，依循其道。《易经》中讲人如何仰观俯察、取象天地；董仲舒讲人之起居动作应如何「循天之道」等，皆属此。
赞，指襄助、翊赞，令天地之化育更为和谐周到。荀子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於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篇）等言论即属於此。
民国以来，受西方现代思潮之影响，多将荀子这类说法比附於现代思维，说荀子跟孔孟不一样，是戡天役物的。不重天，重人，发挥了「人定胜天」的精神，而大予赞美之。殊不知这是特定视野下的误读，藉著讲荀子来宣泄我们想主宰万物、戡天胜天、追上西方的心情。荀子哪是这样的呢？
他的意思是天生人成、天人相与。不能只讲天那一面，而人啥事都不干。光思天、颂天、重视物之所以生的部分，远远不够；还应就天所生之物、所命予人者，去利用它、成就它。因此，他才会说：「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这是荀子不同於庄子处，也即是儒家不同於道家处，他批评庄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正缘於此。道家也讲以人合天，但以儒家看，它人文化成的工作少了些，著重在「大天而思之，望时而待之，因物而多之，思物而物之」，故未能开物成务。
而荀子说的「应时而使之，理物而勿失」等，是属於人的部分，却也不可以根据人自己的私意来乱搞的。天人不打成两截。原则乃是「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人应依循著天道，所以人自己做不好，乃逆了天常之故。「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如何能参天地化育呢？
「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荀子说的这些话，许多人都以为那是讲天人之分，实则这是讲人如何「参」。
显然依此说，天人关系既不偏人，亦不偏於天；既重天，又重人。儒家之学，有「执两用中」的特点；这便是明证。凡执著一偏而说，俱不中而窍。
荀子天人之学，在近代遭误解最甚，故略依其所说，稍释儒者论天人之义。
其实此义亦非荀子独创，乃是儒者自来之态度。陆象山即曾说过：「圣人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而民不病於居。服牛乘马、刳舟剡楫，而民得以济险。弦弧剡矢、重门击柝，而民得以御暴。凡圣人之所为，无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载尧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时、禹平水土、稷降播种，为当时首政急务」（卷廿四，策问）「世儒耻及簿书，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八政首食货，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卷五，与赵子宜）。讲的都是儒者该开物成务的事，且推其传统於上古三代，而批评后世儒者不能综理庶物，光晓得成己，不能成物。
可是儒者之开物成务，又是要「其养曲适，其生不伤」的，其道在於顺天。用现在的话说，可云依循自然的法则、规律或性质，勿斲勿伤。这是总原则，具体的做法，则首重天时。
儒家〈月令〉之学，讲的就是人在一年中之作息云为均须依著天时来进行。如《礼记·月令》说：孟夏之月，「毋有怀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勤民，毋或失时。”“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等都是如此。
儒家的政治理论也最强调「使民以时」。其精义是孟子提出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注：物，谓**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孟子集注》尽心上）。
经济上，亦是如此。《荀子，富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蔬以泽量，然后六畜**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鱿、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虽然天地生养万物足以食人，但也不能对自然界进行掠夺性开发；相反「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王制）。根孟子说「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材木不可胜用也」同个意思。
这些思想资源，均是我们在进行现代性批判时极为重要的，与西方当前生态思潮适可互相浚发。因此，我们的做法应该是两头的。一方面要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去重读儒家经典，体会并发掘其生态思想，以贡献於世界，强化西方生态主义的论述，以扭转现代化的路程。另一方面，我们谈儒学，也要由过去偏於内圣、个人道德主体性、内在超越的讲法，扩及开物成务的部分，由「穷理尽性以知天」，进而兼至经天纬地、参赞化育的天人之道。
龚鹏程（1956年3月15日－），当代教育家、作家，出生于台北市，籍贯江西省吉安市，曾任《国文天地》总编辑、台湾学生书局总编辑，是台湾佛光大学与南华大学的创校校长、中华武侠文学学会会长，现任卢森堡欧亚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校长，游历中国大陆，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四川大学讲座教授，作育英才无数，著作七十余种。少年时代钟情中国武术，并由习武而博考文献，获得许多文献学的知识与方法。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天人合一，解释的人太多了，以致大家常以为是陈腔滥调，其实其义蕴还远未被发掘出来。尤其后世之解释多受孟子「穷理尽性以知天」之说影响，重在由个人主体心性讲，说人可以内在地超越以合天。如此，天人合一就成为一种人的心性修养境界。整个宋明理学思路下的基本讲法均如此；近年当代新儒家所引生的「内在超越」理论争议，亦由此而发。
但天人合一之涵义并不止於此，它还指人应有参赞天地之化育的行动。《中庸》指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参，指人应参与到自然之中，依循其道。《易经》中讲人如何仰观俯察、取象天地；董仲舒讲人之起居动作应如何「循天之道」等，皆属此。
赞，指襄助、翊赞，令天地之化育更为和谐周到。荀子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於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篇）等言论即属於此。
民国以来，受西方现代思潮之影响，多将荀子这类说法比附於现代思维，说荀子跟孔孟不一样，是戡天役物的。不重天，重人，发挥了「人定胜天」的精神，而大予赞美之。殊不知这是特定视野下的误读，藉著讲荀子来宣泄我们想主宰万物、戡天胜天、追上西方的心情。荀子哪是这样的呢？
他的意思是天生人成、天人相与。不能只讲天那一面，而人啥事都不干。光思天、颂天、重视物之所以生的部分，远远不够；还应就天所生之物、所命予人者，去利用它、成就它。因此，他才会说：「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这是荀子不同於庄子处，也即是儒家不同於道家处，他批评庄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正缘於此。道家也讲以人合天，但以儒家看，它人文化成的工作少了些，著重在「大天而思之，望时而待之，因物而多之，思物而物之」，故未能开物成务。
而荀子说的「应时而使之，理物而勿失」等，是属於人的部分，却也不可以根据人自己的私意来乱搞的。天人不打成两截。原则乃是「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人应依循著天道，所以人自己做不好，乃逆了天常之故。「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如何能参天地化育呢？
「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荀子说的这些话，许多人都以为那是讲天人之分，实则这是讲人如何「参」。
显然依此说，天人关系既不偏人，亦不偏於天；既重天，又重人。儒家之学，有「执两用中」的特点；这便是明证。凡执著一偏而说，俱不中而窍。
荀子天人之学，在近代遭误解最甚，故略依其所说，稍释儒者论天人之义。
其实此义亦非荀子独创，乃是儒者自来之态度。陆象山即曾说过：「圣人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而民不病於居。服牛乘马、刳舟剡楫，而民得以济险。弦弧剡矢、重门击柝，而民得以御暴。凡圣人之所为，无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载尧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时、禹平水土、稷降播种，为当时首政急务」（卷廿四，策问）「世儒耻及簿书，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八政首食货，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卷五，与赵子宜）。讲的都是儒者该开物成务的事，且推其传统於上古三代，而批评后世儒者不能综理庶物，光晓得成己，不能成物。
可是儒者之开物成务，又是要「其养曲适，其生不伤」的，其道在於顺天。用现在的话说，可云依循自然的法则、规律或性质，勿斲勿伤。这是总原则，具体的做法，则首重天时。
儒家〈月令〉之学，讲的就是人在一年中之作息云为均须依著天时来进行。如《礼记·月令》说：孟夏之月，「毋有怀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勤民，毋或失时。”“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等都是如此。
儒家的政治理论也最强调「使民以时」。其精义是孟子提出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注：物，谓**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孟子集注》尽心上）。
经济上，亦是如此。《荀子，富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蔬以泽量，然后六畜**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鱿、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虽然天地生养万物足以食人，但也不能对自然界进行掠夺性开发；相反「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王制）。根孟子说「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材木不可胜用也」同个意思。
这些思想资源，均是我们在进行现代性批判时极为重要的，与西方当前生态思潮适可互相浚发。因此，我们的做法应该是两头的。一方面要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去重读儒家经典，体会并发掘其生态思想，以贡献於世界，强化西方生态主义的论述，以扭转现代化的路程。另一方面，我们谈儒学，也要由过去偏於内圣、个人道德主体性、内在超越的讲法，扩及开物成务的部分，由「穷理尽性以知天」，进而兼至经天纬地、参赞化育的天人之道。
龚鹏程（1956年3月15日－），当代教育家、作家，出生于台北市，籍贯江西省吉安市，曾任《国文天地》总编辑、台湾学生书局总编辑，是台湾佛光大学与南华大学的创校校长、中华武侠文学学会会长，现任卢森堡欧亚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校长，游历中国大陆，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四川大学讲座教授，作育英才无数，著作七十余种。少年时代钟情中国武术，并由习武而博考文献，获得许多文献学的知识与方法。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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