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国产版《我的前半生》是在价值观上开倒车
马伊琍版子君,在打翻阔太金饭碗后再就业,成功卖掉了一双限量版鞋子,顿时走路生风,意气风发的内心独白随之响起:“能够做成一件事情,证明自己还有价值,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就像重新年轻了十岁,觉得身心轻快,觉得想要接受更多的挑战,而这一切,都是拜贺涵所赐。”
这一刻,阖上笔记本不解恨,直想在想象中把今年Dior春夏系列广告大片里印有“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的T恤扔几件给她。(其实并没有)
自己被遗弃拜一个男人所赐,觉醒成长是拜另一个男人所赐?这是怎样的价值观?无疑是彻底反转了“子君”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不知道原著作者亦舒会怎么想,而最初创造“子君”这个角色的鲁迅又会怎么想。
“子君”这个角色最初是出自鲁迅之手,灵感来源则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挪威戏剧大家易卜生。
五四时期,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引起了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们广泛的关注。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叫娜拉,热烈而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一度为了家庭不惜付出一切。当娜拉终于发现丈夫是如何的虚伪和市侩,而自己的角色不过是丈夫的玩偶,毅然离开了她虚伪的玩偶之家。
问题是:茫茫黑夜,娜拉能去往何处?像娜拉这种为了家庭付出所有的女人被迫从家庭舒适区出来,能往何处去?
1923年底,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他认为娜拉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这30分钟的演讲之后,鲁迅一直没有忘记娜拉,为了探讨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1925年10月他又写了小说《伤逝》,诞生了“涓生”和“子君”两个角色。鲁迅版的子君,离开学堂,义无反顾投身爱情,当起了主妇,最后琐碎和困窘的家庭生活磨灭了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涓生认识到“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为了投身更为广阔的生活,独自“寻求新生路”,涓生抛弃了子君,子君只能回到她曾勇敢地走出的那个封建旧家庭,在无爱的人间,在父权和冷眼催逼下,寂寞死去。
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子君这个“女儿”的人生无比悲观,满怀悲悯。
亦舒在她的小说《我的前半生》里,将鲁迅笔下涓生和子君的故事从大半个世纪之前搬到了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在她的版本中,被离婚的子君既没有堕落,也没有回来,而是一点一点站起来,捡起养活自己的生存技能,重新拼凑出独立坚强的自我,最后还赢得了比涓生更多金帅气的金龟婿,可以说非常令人解气。
本身性格刚烈的女作家亦舒,写起女性来总是会赋予她们自尊和体面,亦舒女郎大多是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摩登现代女性,人美三观正,更难得是冰雪聪明有灵魂,即使她们也会经历艰难和残酷,有过挣扎和无奈,最后她们总能想方设法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鲁迅笔下的子君:天真,聪慧,勇于为爱而死,指望爱情拯救她于水火。
——亦舒笔下的子君:天真,聪慧,通透,坚强,明白了能够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国产电视剧版的子君:傻白甜,除了看韩剧、卖萌和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什么都不懂,静静等待空降一个高富帅来拯救。
“角膜啊,就是敷在脚上的面膜呀!”
“《红楼梦》就是那个电视剧嘛!看过看过!我原来在家里天天追剧的!”
为了增强戏剧冲突,电视剧给子君的前半生加了不少戏,刻意夸张和渲染她作为家庭妇女的愚笨无能、好吃懒做和不通人情世故,从发型发色到穿着、为人,赋予了她傻白甜人设。
对此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为后面子君的变身做铺垫,增强戏剧对比的张力,作为电视剧来说,这样的改编无可厚非。
但是增加贺涵这个高富帅妇女导师的角色,在傻白甜离异妇女失魂落魄的当口现身,对其加以点拨和改造,帮助她完成“麻雀变凤凰”的华丽转身,让她感慨“一切都是拜贺涵所赐。”——这立马就把对女性境遇的探讨化成了“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肤浅戏码,唯一的区别是傻白甜女主角从惯常用的小姑娘变成了离异妇女。
可怜的子君,从鲁迅笔下出走,到亦舒笔下独立,用了大半个世纪,然后国产电视剧一夜之间就把她扔回了解放前。她身上好容易进化出来的独立和头脑被阉割得干干净净,割下来的部分无中生有地再造了一个男人,由这个莫须有的亚当来对傻白甜的夏娃进行手把手的点拨和调教。
不得不说,这整个就是价值观上开了倒车,让百余年前易卜生的努力、数十年前鲁迅的初衷,以及亦舒赋予子君这个角色的意义统统打了水漂。让人嗟叹女性意识的觉醒道阻且长。
尼日尼亚女作家阿迪契在她名为《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的Ted演讲里,和鲁迅、亦舒一样,对传统婚姻观提出疑问:婚姻可以是一件美好的事,是喜悦、爱和互相支持的源泉,可我们为什么单单要求女性在做人生选择时时刻谨记婚姻最重要?为什么教育女孩向往婚姻,却不教育男孩也同样如此?
性别的问题在于,总是规定我们“应该怎样”,而不是认可我们“是怎样”。谁说女性就一定要傻白甜、一定要讨人喜欢、一定要和其他女性为了抢夺男人而角逐,把全部精力和全部自我献祭给某个男人、为取悦男人而活?
世界很大,处处精彩。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与其等待某个也许到来也许不来的男人拯救,不如尝试想一想:假如我们没有性别期待的担子,我们会更快乐多少,会如何更自由地活出真实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