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的质量问题及其他

前几天，用力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别样的教与学：欧阳修复兴传统文化的历史细节》。十余日的纠缠厮杀，看似冲出了一条血路，实际上自己并不满意。交给编辑之后，总觉得要说得话没有说透，更没有说完。内心里拿字数限制当借口，其实，还是个人驾驭文字的能力不够。

心情并不畅快，不似上次。写完《好人家的鸦片：青年、家庭与近代知识转型》之后，觉得长出一口闷气，可以四处拿与人看。昨晚，正在修改这篇论文，彭正梅教授发来一则材料：

我现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他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来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

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

……

弟　泽东。

一九二○，三，一四。

当时未来得及细看。午夜，才回复一条：听主席的话，跟党走。

今天早晨，彭教授来信息，说毛主席聪明，实际上，很多人在国外多年，也并不懂西学。另外，没有中学，无可比较。 他是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启发我、鼓励我。我在比较学，领受的任务就是中西教育传统的比较。我立即回复表示同意。

然而，又多话，说： 只是现在译本太差：或词不达意，不知所云；或一知半解，欺外瞒内；或毫无道义，胡译乱翻。我基本上只想念89年以前的译本，那时译者更有专业精神。这话没有乱说。福柯的书译得就不好，属于第一种，读中译本，倒真不如抱着本辞典自己读原版；《知识的边界》译得还算不错，但偶有难懂处，一对原文，也有漏译的地方；《教育的终结》纯粹是胡来，可以入第三种。这本书，是我对现今译者起疑心的原点。当时在南京，即将入职上海。千辛万苦运到上海来，开卷一读，满篇文字个个印得清晰，却不知他在说什么。找人弄了一个英译本，看了一下，发现第一句就错。真是让人气愤。耐着性子对比了前言，发现全是错误。于是，将这本书当垫桌腿的垫子，然后直接扔掉了事。

彭教授回信说，89年以前事少，现在种种威逼利诱。 他是译者，译了不少有质量的书，对德国教育十分在行。他的这番话，我有理由相信，也十分理解。可是，为什么要译那么多呢？为什么不能有精品意识呢？

这话，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会说得理直气壮。可是，现在，我没有了底气。到底自己也有功利心，也急于表达。就像那些译书者急于译出更多成果一样，都难免俗。

制度在逼迫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制度逼迫之后，制度内的同事之间，形成一种竞争，也形成一种偏见和歧视，逼着你不得不驽马十驾，快马加鞭。于是，大家都在拼命。

拼命，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