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情人杜拉斯
1914年，杜拉斯出生于印度支那嘉定市（即后来的越南西贡/胡志明市）。父亲是殖民地的公务员，在她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是当地小学的教师。她有两个哥哥。她的小哥哥，身材瘦削、灵活，安静，胆子小，直到他死的时候，杜拉斯都离不开他。她的大哥哥，是个流氓，肆无忌惮，没良心，没感情，他偷钱，酗酒，吸毒，后来惨遭酒精摧残，孤零零地，死在医院。她的母亲，只宠爱大儿子，因为自己给大儿子又带来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害大儿子嫉妒，竟觉得自己做错了。
父亲去世后，她们家非常穷。她的母亲买下了一片水稻田。由于一直被太平洋淹没，她的母亲在那片土地上耕作了二十年，一无所获。抵挡海水的堤坝总是被冲垮，田被淹了，她的母亲慢慢一蹶不振，变得有点神志不清。
那片土地，是荒诞世界的心脏所在，那些水稻田，丛林，那种贫穷，寂寞，以及杂沓纷乱的谵妄、悲惨、死亡、遗弃、疯狂都集聚于此，充塞着杜拉斯的童年，不可磨灭，永无止境。
直到她十二岁的时候，她觉得写出来似乎是唯一的方法。她就是为了让那种别人压在她身上的沉默说话，才开始写作。
直到十五岁半那年，她在那里遇见一个中国男人，他成为了她的第一个情人。她从此懂得了纷纷扬扬的情，起起伏伏的欲。她懂得了她自己。
五十多年后，她的母亲也去世了，她觉得可以把一切真相都说出来了。于是，她写了《情人》这本书。在中国，《情人》最受欢迎和好评的是王道乾的译本。翻开《情人》，一开头，我们就深深迷醉其中了：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侯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的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就是杜拉斯。她用独属于她的深沉的感情、细腻的心思、妖娆的文笔，一下子就捕捉了你。你只能跟着她，爱她，别无他法。
杜拉斯写，写在码头的初次相遇，写那个羸弱的中国少爷，写备受命运摧残的母亲、可怕的大哥、可怜的小哥，写她和中国情人不曾停歇的做爱，写热、贫穷和自尊。她写了一切，我们也看到了一切。她像她活着那样去写。不写，她可能早就死了。
她说：“身处于一个洞穴之中，身处于一个洞穴之底，身处于几乎完全的孤独之中，这时，你会发现写作会拯救你。”
所以，在杜拉斯那样激烈、叛逆的生活之外，其实是写作拯救了她。她的孤独谁人懂呢？只有写下来。写下来，就逝去了。懂不懂已经无所谓了。
然而回忆一直都在。那是情窦初开、初知情欲的年纪，那是十五岁半的杜拉斯。那时，她身上穿着磨损得几乎快透明了的真丝的衣衫，穿那双有镶金条带的高跟鞋。头上戴的帽子，是一顶平檐男帽，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饰带的呢帽。就是那样一个形象，在一个没有四季之分，一直炎热的国土上，她遇见了那个风度翩翩的中国情人。
他向她打招呼，用他的车送她回学校。后来又去学校接她，把她带到他的房间里。那是城内南部市区的一个单间房间。在那个房间里，他要了她，或者说，她要了她。
“他一面哭，一面做着那件事。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她为之一变，渐渐被紧紧吸住，慢慢地被抓紧，被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
他们就这样痛苦着，也就这样快乐着。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
后来他们又要了许多。两个人都为着一些东西，在要着，在爱着。那是不堪贫穷，不堪孤独，不堪单调。彼此需要，只能如此。
然而不能在一起，两人之间有太多不一样，太多隔阂。都明白，这样的爱是无望的。而且，到底是不是爱呢？
到了最后，她要离开西贡了。她在船上，看着他那黑色长长大大的汽车停在那里，车前站着穿白制服的司机。车子离法国邮船公司专用停车场稍远一点，孤零零地停着。车子的那些特征她是熟知的。他一向坐在后面，他那模样依稀可见，一动不动，沮丧颓唐。
船开走了，直到她再也看不到他。那辆车也看不到了。
后来，黑夜开始的时候，甲板上有人奏起了肖邦圆舞曲。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听着，后来，她哭了。她在想，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然而，这一切，都已经远了。一切，都远了。
杜拉斯如此把少女往事写了出来。那样年轻，又那样世俗，那样浪漫，又那样迷离，她怀着真诚在写，我们怀着真诚在读，我们都为之叹息，为之伤怀，像听见了一滴水正在落下来。
在越南西贡拥有过这个中国情人之后，十八岁的杜拉斯只身回到巴黎读书。在法学院读书时，她风流不断，开始和不同的人恋爱。那时她们如此年轻，穷得身无分文，可是又天真，充满激情，总是高谈阔论。
1939年，杜拉斯与罗贝尔·昂泰尔姆结婚。而这个人，是她前一个情人的好朋友。
1943年，杜拉斯认识了迪奥尼·马斯科洛，觉得他是“美男子，非常美的美男子”。最后两个人都爱上了对方。半年后，玛格丽特引见迪奥尼认识了昂泰尔姆。接下去的10年之内，这两个男人先后离开了她，她依旧过着自己渴望的、充满爱情、欲望和激情的矛盾生活。
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杜拉斯的态度是这样的：“一个女人若一辈子只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
杜拉斯一边爱着，一边写着。1943年，二十九岁时，杜拉斯写下了第一本书《厚颜无耻的人》。1950年，她发表《抵挡太平洋的堤岸》。那算是她的成名作。她的风格已经慢慢形成。然而对于读者来说，她的作品有些太难了。深奥、自说自话、云雾般地情结，她的作品难读。但她不管这一切，她继续写着，后来她又陆续出版了《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琴声如诉》等书。
除了写作，杜拉斯还执导了十多部电影。就连电影，她也烙上了强烈的杜拉斯的印记：一种语言，无所畏惧；一种寂静，活生生的丰富的寂静。她的电影是由最大程度的撕裂、重叠、材料、落差、溶解的持续变异所制成。
1974年，她执导《印度之歌》，该片于1975年在戛纳电影节期间获法国艺术片影院及实验电影院协会奖。1976年，《整天在树木之中》获让·科克托奖。
然而，她说她选择去拍电影，是因为无所事事，是为了打发时间。她拍电影，是为了逃避写作这种可怕的工作，永无休止，十分凄惨。
她还为其它导演写电影剧本。1958年，导演阿伦·雷乃请杜拉斯为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广岛之恋》撰写电影剧本。她又用她的独特风格，写了那个三十岁左右的法国女人，一个工程师或者是建筑师的日本男人，他们在广岛，异国之恋。在剧本里，穿插着遭遇原子弹的广岛和二战时期女演员少女时代在法国小城纳韦尔与德国士兵的爱情悲剧。这是时代造就的、爱情造就的悲剧。
《广岛之恋》大受成功。成功来之不易。如池莉所说，成熟都是熬出来的，熬至滴水成冰。
从五十年代开始，从《塞纳·瓦兹的高架桥》开始，杜拉斯也创作了很多戏剧。一种她自己称为“话语和声音的戏剧”。
然而，只有写作，才是杜拉斯最忠诚的归属。
“我将一直都会渴望写，比做任何事都更渴望。”
于是，写到后来，那部回忆性的、带着时间痕迹的深情的《情人》出来了。那是1984年，那一年杜拉斯七十岁。
正是这本《情人》，让杜拉斯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使她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法语作家。一九九一年，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成功地把这部名噪一时的自传体小说搬上银幕后，又使得杜拉斯成为当今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的女作家之一。也正是《情人》这部电影，才使得中国读者熟悉她。
我们或许应该幸运，因为《情人》是杜拉斯掩埋珍藏了五十多年的感情。杜拉斯没有在她十几岁渴望成为作家的时候把她写出来，没有在她中年已经出了书之后写出来，而是一直到了七十岁。那时候，回忆起来的，都是最珍贵的，写出来的，都是最深情的。那时候，千山暮雪，都是诗。
而我们，作为读者，都或多或少地，醉在了她的回忆里，沉在了她的文字中。
然而，岁月还是使杜拉斯苍老了。年近古稀，昔日风韵荡然无存，酗酒，怪癖，乖戾，人人敬而远之。她写了一切，却仍旧割舍不掉对爱的渴望。这时，她的最后一个情人出现在了她的生命里。那是不到二十七岁的大学生杨·安德烈亚。
杨渴望认识杜拉斯，给她写信，很多美妙的信，写了两年，有一天，她状况不好，她决定回信给他。他打了电话过来，她叫他过来，他们很快就喝了起来。他们的疯狂从此展开。他成了杜拉斯的情人，一直陪她走完了之后的人生。二十七岁的扬·安德烈亚，身材瘦高，是个同性恋，性格羞涩。他一直陪着她。当她死后，他以她的风格，写了一本书，叫做《情人杜拉斯》。
他写道：“第一次读，第一次喜欢。后来，我抛开了一切，抛开了所有别的书，只读她的作品。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我立即爱上了她写的第一个字，第一个句子，第一本书。我读了又读，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我想成为这个名字，抄她所写的东西，让自己模糊不清，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对我来说，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
他真的成为了可以第一个读杜拉斯的文字的人了。他还伴随着老年的她，常常半夜里开车出去海边喝酒。
“最后一个澡，最后一餐饭，最后一个微笑，最后一个夜晚，谁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我们事先知道哪天要死，知道一切都有可能随时停止，不，不会的，我们活着。我们濒临死亡，但我们还活着，我们生活在一起。”
然而，死亡，不早不晚，它就在那里，它等待着杜拉斯。
1996年3月3日，玛格丽特·杜拉斯逝世，葬于蒙帕纳斯公墓。她82年的传奇一生就这样落幕。
她在爱情的遗迹上写作，在垂老的肉体里言说。她是永恒的情人杜拉斯。
注：本文首发于《民谣与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