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毓：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
一、小引
汪精卫是民国政治史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人物。在他六十余年的生涯中，集中了“无政府党人”和“国民政府主席”、“民族主义者”和“汉奸”、“革命志士”和“反革命”等多种相互对立的政治身份和立场。① 清朝末年，汪以暗杀摄政王一举成名，成为革命“偶像”。民国初年，本享有极高政治声望的他坚持“不做官吏”，辞去一切政务，赴法留学，一时成为淡泊名利的象征。然而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汪却表现出对权力的热烈竞逐。不但在当年6月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以全票当选，留下“自己选自己”的笑谈，② 还出人意料地成为国民党“联共”政策的积极奉行者和“左派”的领导人。1940年3月，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汪出任伪行政院长、代国府主席，以“汉奸”的身份终结了政治生涯。遥想早年“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豪情，可谓“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③
理解汪政治生涯中这些截然相反的身份和立场转变，及其本人在历史中跌宕起伏的命运，是本文的主旨。汪是一个“与时俱变”的政治人物，思想发展和行为变化只有放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得到解释。而他的政治命运的戏剧性，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民国政治的复杂性和20世纪中国云谲波诡的历史变迁。本文主要依据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及台湾大学所藏档案中的汪精卫手稿、函电及诗词、文集、回忆录等，对汪从晚清革命志士到民初退出政坛，再到1920年代中期重返政坛并积极谋求权力，以致最终走上汉奸之路期间的情感体验、内心挣扎及与时势变迁的互动，重新进行一番考察，力图揭示其“多变”与“矛盾”行为中“一贯”的性格。通过理解这一典型政治人物的情感、性格、心理、行为动机与结果之间的差距，及其在历史的波澜中被选择、被塑造、被抛弃的经历，同时可以透视中国现代史上独特的政治样态与精神风貌。
二、暗杀手段与烈士精神
汪精卫早年享有盛誉，很大程度上得自于1910年三四月间在北京什刹海对摄政王载沣的暗杀行动。这一计划虽没有成功，但这种自杀式的暗杀行为本身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却足以令人壮怀激烈，感慕而兴起。当时蔡元培在致吴稚晖的信中就有“精卫君至可敬爱”之语。④ 随后，汪在狱中写下洋洋洒洒痛斥清廷的千字“供词”，并留下十余首感怀杂诗。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为代表的作品，饱含充沛的生命热情，使汪成为辛亥时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后来以刺杀广东将军孚琦而闻名的温生才，在行动前留给南洋友人的绝笔信中，就以汪为榜样，表达希望能步其后尘的心愿。⑤ 当汪在狱中得知温生才遇难后，写下“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的诗句，以示感怀。⑥ 木棉花又叫英雄树。汪以木棉花隐喻革命者，传达出革命党人血染天涯的悲壮豪情。
汪试图诉诸“暗杀”来改变局势的信念并非偶然，而是与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接受和理解有关。美国学者德里克曾说：“1902—1907年间，被无政府主义所吸引的中国年轻的激进派，是通过虚无党的政治实践，即通过个人的政治行动、特别是暗杀……来认识无政府主义的。”⑦ 汪也不例外。他说：“铭自二十岁以来，所知者排满洲排专制而已，后乃渐闻无政府社会主义……数年以来，对此主义心加热矣。”⑧ 他也认为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行动“自然以暗杀为第一义”。汪出狱之后曾策动过彭家珍暗杀良弼。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汪调和南北呼吁袁世凯辞职未果，终于明白“书生之不如奸雄”，后悔当初没有暗杀袁世凯。⑨
汪精卫如此钟情于暗杀，流露出性格中的某些特征和心灵深处的某种“情结”。美国学者王克文认为，汪的性格中深藏着一种“烈士情结”，总希望能得到一次为国捐躯的机会。⑩ 叶嘉莹在分析汪的诗词之后认为，他的生命中贯穿着一种“精卫情结”，这种情结催迫他，执著地要牺牲自己去完成一个什么东西，不顾一切地要追求一个不可能的事。(11)
为什么壮烈的牺牲对汪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汪曾在《论革命之道德》一文中说：革命党人的将来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火中，顷刻化为灰烬，是为革命之“烈德”；釜于烈火中受尽煎熬，是为革命之“恒德”。薪和釜的用途虽然不同，为了天下苍生之饱食的目标却是一样的。(12) 那一年汪28岁，对流血牺牲之“烈德”有着热切的期待，梦想着自己的生命能够像薪一样，“炬火熊熊，顷刻而尽”。(13) 这种期待，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于个体生命存亡的某种美学想象。那是一种在体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之后，渴望年轻的生命能如流星般划亮夜空燃烧自己，能如樱花般在最璀璨的年华随风飘落的美学想象。它不求成功，不求回报，只求完成一种生命的“姿态”。“姿态”的背后，有着对人生至深的苦闷。
汪精卫在狱中所作的《述怀》诗开篇即问道：“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此生何所为，此情何所托”，(14) 表达了他对有限人生的孤独感和脆弱感的体验。汪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在兄妹十人中排行第十，因此幼年可以依依膝下，为父母所宠爱。然而他在13岁和14岁的两年中，分别遭受丧母与丧父之痛。自此寄居兄嫂门下，过着清贫的生活。这在少年敏感的心灵中，深埋下孤苦和死亡的阴影，而时时感到一种忧患相逼的心情。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不停地追忆清明秋日的早晨，中庭怒放的芙蓉花下，慈母督导劝学的场景。(15)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成为汪情感中永远的缺憾。1904年，新式教育提供的公派留学机会，让20岁的汪远赴东洋，受到民族、民权与民生思想的启蒙，并在革命党与立宪党人的论战中施展才华，看到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年轻的内心踌躇满志。可以想象，投身革命事业，怀揣救世理想，将自身的痛苦与民族兴衰、民生疾苦联系在一起，会给一个孤独而向往生命之荣耀的心灵带来怎样的充实感和成就感。然而，革命路程漫长艰难而繁巨，不能一蹴而就，革命事业本身也并不总是激情而光明的。汪以“恒德”和“烈德”来比喻革命者的两种不同人格，并称自己“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这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汪的性情和他对于壮烈死亡的追慕。
在所投身的政治理想之外，“烈士”这个概念本身即传达了一种精神。汪精卫十分仰慕荆轲，曾在《述怀》诗中感叹：“驱车易水傍，呜咽声如昨。渐离不可见，燕市成荒寞。”他体会到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渴望自己也能在千载之下被人追思怀念，反映了“烈士精神”所代表的一种特殊的心理诉求、人格状态和生命形态。“烈士”的内心往往对现实有着强烈的愤恨，而又深切地感受到形骸之易朽，人生之须臾，因而对灵魂的升脱、精神的不灭，有着至深的渴求。汪说过“恨如九鼎压，命似一毛擢”，“九死诚不辞，所失但躯壳”。(16) 很多辛亥时代的暗杀志士也都表述过相同的体验。因谋刺铁良而被杀的烈士王汉在生前就说过：“正义千古不灭，肉体决不永存，果以身殉国，躯壳即暂时受苦，灵魂必永久享福。”(17) 因谋炸出洋五大臣而身死的吴樾生前也在《与妻书》中说：
内顾藐躬，素非强壮，且多愁善病，焉能久活人间？与其悔之他日，不如图之此日。抑或苍天有报，偿我以名誉于千秋，则我身之可以腐灭者，自归于腐灭，而不可以腐灭者，自不腐灭耳。夫可以腐灭者体质，而不可腐灭者精灵。体质为小我，精灵为大我。吾非昧昧者比，能不权其大小轻重以从事乎？……则当捐现在之有限岁月，而求将来之无限尊荣。(18)晚清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传统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的瓦解，由此引发了更为深远的文化危机。一个传统中国士人得以生活于其中并以某种思想框架把自我、社会和宇宙理解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那个世界，彻底破碎了。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苦难、死亡和命运的神秘莫测，应该怎样去面对？生命的意义感、尊严感与荣耀感，将以怎样的方式来确立？这是促成辛亥时代“烈士精神”流行的深层原因。而晚清社会、政治风气的颟顸腐朽、虚与委蛇，又使得真性情、真血气、真诚坦白的精神被赋予了崇高的价值，具有振奋人心的道义力量。在那个壮怀激烈的年代里，人们相信这种真诚勇毅的牺牲精神，可以在一国之人晦盲否塞、沉酣不醒的气氛中，以血铸钟，震荡人心，鼓动革命。章太炎就非常重视精神的感召力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曾在《检论·小过》篇中，将辛亥革命的成功归结为革命党人艰苦卓绝，舍生忘死，以至诚的精神感动了天下之人。(19) 熊十力在为居正的《辛亥札记》所做序言中也说，昔日章太炎每遇鄂中旧人，“必咨嗟太息而慰安之曰：辛亥之事，不忍忘也”。因为鄂人王汉首拼一死，刺杀清廷亲贵，其真诚弘毅高尚之精神，化作天下之气，遂使鄂军全体皆成革命党，人人置生死于度外。此段雄壮之气，乃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20) 此外，人们还相信，这种“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暗杀手段，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政治局势的变更。吴稚晖说：“五步流血之事，固世界至吉祥之盛事，而五步流血之人，亦世界至伟大之人物也。”暗杀以个人的牺牲诛除强暴，无形中减少了战争的惨剧，“真慈爱之至矣！”(21)
汪精卫在什刹海刺杀摄政王，正体现了这种崇尚真诚和自我牺牲的政治文化，因此得到时人的广泛推崇。辛亥之后，汪借助《民报》时期和暗杀事件中积累起来的政治声望，会和南北，受到双方倚重，被誉为创立民国的功臣之一。广东军政府、省议会和各界团体纷纷致电汪，请其回粤出任广东都督。同盟会1912年1月在南京举行会员大会时，甚至有举汪为总理的提议。(22) 然而，这种得自于道德和“风烈”的政治地位，并不能证明或赋予汪更多的政治智慧和实际的政治能力。事实上，在很多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汪往往缺乏前思后想、妥善周全的能力，而常常表示出一死了之的决心。在致吴稚晖等友人的信函中常可以看到，在面对袁世凯专权和日本侵略问题时，汪动辄即说：“果不幸而破裂，则从容东向自刭，即可了事”，“除了以身为殉之外，了无办法”，“弟之办法至为简单——为日军所杀，与为袁政府所杀，两无所扞”这一类的话。(23) 这些私人信件，表达的应该都是比较真实的处境和心情，说明汪虽然不乏流血牺牲的意志，却缺少深沉弘毅的政治智慧。重要的是，这种踔厉敢死的烈士精神在辛亥时代的政治风尚之下，过快赋予了年轻的汪过高的荣誉和地位，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对政治的认识，以为敢于自我牺牲便是政治中最高的道德。汪精卫这种性格特点和他早年对政治的认识，对他今后一生的政治选择和最终的命运，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退隐”中的困顿挣扎
民国成立后，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和议和南北的功绩，受到各界拥戴。面对政治高位的诱惑，汪以“自顾才力实不能胜”为由，予以坚决推辞，(24) 并在1912年2月加入了无政府党人李石曾发起的“进德会”，宣布“不做官吏”。同年8月，汪辞去一切政务，偕陈璧君赴法留学。从1912年淡出政治，到1921年出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并协助孙中山整理党务，在将近十年的漂泊生涯中，汪度过了他30岁的时代。但是，他总不能忘情于政治。经历了内心几度的苦闷挣扎之后，终于彻底抛弃了以教育宣传为手段的无政府主义，投入到以争夺权力为目的的实际政治和党派斗争当中，走完了从一个纯真的革命青年向追逐权力的“政客”转化的心路历程。
汪在民初“不做官吏”的选择中，既有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也有现实的考虑。年轻的革命党人，虽然有充沛的救国热忱，却缺乏实际的政治能力。其唯一可以依赖的政治资本，就是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理想、光明、忘我的志向和热情，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德感召力。民国建立之后，晚清延续而来的官僚政治依旧，腐败社会依旧，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此辈毫无政治经验的革命党人若投身政治，不仅不能有所作为，反而会误国误身。这一点，汪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经对吴稚晖说：
人苟良心不死，莫不欲授衔辔于社会而自为其牛马，然为社会计，亦当以其茁壮始令服役。乃事势所迫，竟以出生之犊引重致远，甚且瞎马驮盲人入于深池，为此小犊与瞎马下一判语，直可曰：“其罪当诛，其心无他”，亦可曰“其心无他，其罪当诛”。在人才不足之社会中，此种苦痛，无能幸免。弟此时心理及将来之所行亦俟。(25)汪亦知自己的政治能力不足以负建国重任，而认为当前的行动原则只有两条，第一，求学务早；第二，待时而动。(26) 在赴法之前留给孙中山的信中，汪说自己对于现代政治和科学真理茫然无知，“所有者只社会上虚名，此等虚名，自误误人”。(27) 这些话并不仅仅是“托辞”。在革命党人缺乏实际政治能力的同时，政党政治和议会制等新的政治理念，找不到获得支持的社会基础和得以依靠的政治力量。于是，淡出政治，转而从事思想文化教育，寄望于“新知识”打造出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形成新的政治主体和社会力量，淘汰旧式官僚，匡正世道人心，力矫凉薄风俗，就成为民初很多革命党人的共识。
汪到巴黎后，与李石曾一起创办了《民德杂志》，“专发挥人道主义和科学知识，不谈政治”。(28) 1912年12月，他在法国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一起商议今后的行动计划，都认为当时除了“制造舆论”以外，没有更好的救国办法。(29) 几年后汪回顾在民初的这段经历说，当时的志向以为，革命后的最大希望即在于“借言论出版之自由以传播真理”，改造国人思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之前的革命就没有意义。(30) 1915年，汪在亡国危机的刺激下，曾提出“本身欲求中国不至于灭亡”的13条构想，认为目前改良政治的唯一手段就是革命，而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用“感动”的方法，造成现有军事力量的倒戈。行“感动”之法的关键，在于造成舆论。因为“军人亦犹是人耳，舆论所是从而是之，舆论所非从而非之”。而造成舆论的关键，就在于新知识和新思想的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形成的途径只有教育与宣传。汪说：“说来说去，归著于教育，此其意义并非广漠，但使此后我辈所译之书，所著之小册子，有一部分眼光心神注集于此，为对症发药之计，则自然收其效果。”
在这种“教育救国”的理念之下，汪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出现了分歧，他认为，中国的外患方殷，必须维持政局稳定，因此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倒袁”军事行动，认为“革命军适以促亡而已”。(31) 同时，汪也不支持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尤其激烈反对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的等级区分和党员立誓服从孙中山并盖指模为证的做法，曾在致吴稚晖信中说：
年来国民党受人诽谤，有甚于千夫所指，然无论如何，诽谤终不至有失其立脚地。今中山党纲已成，则彼立脚地而自失之矣。尽千万侦探之造谣、千万文人之曲笔，当亦不能想到杜撰出如此之党纲以污革命党人之面目，今竟自做出来。……读其党纲，如读彼等死刑之宣告。彼等死矣，无可再生，不须更为之一计将来，但痛恨既往之逐臭而已。(32)汪对于中华革命党的不满，进一步反映出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他的影响。在中华民国政党腐朽、军阀专制的新形势下，汪对于政治的理解还停留在辛亥革命的历史阶段，希望以风烈、道德、舆论感召国人，影响军队，聚集起“反袁”的政治力量。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革命党对于现实斗争的意义。
尽管认定了“教育救国”，但是民国政治的腐恶现实和风雨飘摇的政局，又使汪难以安心于教育宣传。在留法数年中，一直挣扎徘徊于教育与政治之间，每当国内政治出现危机，就局促不安，以为自己如果身在漩涡之中，总可以补救一二。(33) 然而等亲身回国参与其中之后就会发现，国内政局之复杂，远非自己当初的简单设想所能应付。但若完全置之不理，专门从事教育，内心又感到不安。(34) 1912年冬天，汪在法国写下一首《蝶恋花·冬日得国内友人书，道时事甚悉，怅然赋此》：
雨横风狂朝复暮，入夜清光，耿耿还如故。抱得月明无可语，念他憔悴风和雨。天际游丝无定处，几度飞来，几度仍飞去。底事情深愁亦妒，愁丝永绊情丝住。(35)诗中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忧思和身在天涯的感怀之情溢于言表。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矛盾激化。汪精卫、蔡元培为解决“宋案”回到中国，主张南北调和。“二次革命”爆发后，汪、蔡又与唐绍仪联名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并联络反袁各方，发表多篇言论，呼吁袁世凯去职，但最终都于事无补。1915年1月，日本大使向袁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对留法诸君“刺激甚剧”。汪在致吴稚晖函中说：“木屐儿蠢动之消息，已如疾风骤雨而至，此事固非意外，但前此尚希冀木屐儿有所顾忌而不敢为，今则或噤如寒蝉或且为之张目，木屐儿已直视中国为彼之印度。”(36) 并与陈璧君、方君瑛等商议归国后的行动办法，急则“效死”，缓则筹款设立学校，专行精神教育。(37) 同年6月，汪回到上海，“驻沪十日，所见所闻，伤心刺骨”。感到教育虽是根本的救国之道，但教育可以发挥作用的前提，却是国家保持完全的独立。若亡国之后，教育的权力操于外人之手，虽欲不受愚民教育，亦有所不能也。(38)
这种急切的现实危机感，使汪既不能全心投入政治，又不能安心于教育事业，对于他的这种两难心情，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无政府党”友人，曾有过多次讨论，都希望他能够安心于教育，“既认定教育可以救世，便当断绝政治上之迷信。”(39) 对于几位师友的殷切期望，汪曾向吴稚晖表白自己的心情说：
先生望弟向学之心至殷至厚，令我且感且惧。回忆二十一岁初留学东京时，原欲摒弃一切、专心学问，而卒以从事革命之故，夺去修学时间无数，时时以此自疚。然使置革命事业于不顾，以一意于学问，又非此心之所能安。此两者兼顾不可、择一不可，真是一大苦事。每当掷却书卷、收拾行李时，辄欲发声一哭。(40)在教育救国成效缓慢、不足以对抗现实危机的形势下，汪本人追慕名誉而不甘寂寞的性情，也使他难以在每日撰文、筹款、印书的“琐屑”事务中得到满足。在这徘徊犹豫的数年中，无论是从事文化教育还是政治活动，都没有达到汪期待的“效果”。这使他陷入更深的苦闷彷徨之中。对比当年《民报》的影响力，汪在法国创办的《民德》、《学风》等杂志都不成功，他自己也没有任何成就感，甚至觉得“可羞、可笑、可哭、可叹、可恨、可鄙”，说“西方杂志正如一大戏台，各种角色已都齐备，铭于此间不过扮一小兵，遇得胜时则摇旗呐喊，败时则低头受戮而已，有何价值可以讨论？”(41) 这使他终于开始懊悔自己在民初淡出政治的举动，感到“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后悔不该加入进德会，不该宣布“不做官吏”，也不该留学于海外。对于这几年来进退失据、毫无建树的处境，汪曾设喻说，自己本为一锤，欲熔而铸之以为锯，最终却落得锤不成锤，锯不成锯。(42)
1919年11月11日，汪精卫自欧洲回国抵达上海，1921年担任了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和广东军政府最高顾问，1922年又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1923年成为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实业部部长，迎来了他一生政治地位的高峰。这说明，随着1920年代整个中国政治思潮更迭、政局变化和国民党自身的发展，汪对于何谓政治本身和如何参与政治，也有了新的理解。从此，汪彻底改变了从前以在野身份从事书报宣传和暗杀的政治行动方式，转而相信谋取到（最高）权力，才是施展抱负、改变局势、影响历史的最终途径，由此开始了其半生追逐权力的政客生涯。
四、“革命”话语下的权力竞逐
20世纪20年代以后，汪的行为渐渐发生变化，不再坚持早年信奉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和宣传、教育、暗杀等“无政府主义”推崇的政治行动方式，而是一步紧似一步地投入到实际政治当中，并在人到中年时达到了权力的顶峰。这种个人行为方式的变化，是随着整个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动发展而发生的。192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兴起、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国革命的形势有了全新的发展，中国政治随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里，“革命”的话语占据了强势的地位，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43) 同时，人们对于什么是“革命”，什么是“革命”的目标和方式，也都有了新的理解。辛亥时期那种崇尚真诚、退隐和不以获取“权力”为目标的革命文化，渐渐退去。新一代“革命党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是一种“实力”的较量，是一种“权力”的争夺。某一种政治主张，只有具备社会基础，才能变成实际的政治力量。信奉这一主张的政党，必须有军队、群众及阶级基础，必须结合某种社会力量，才能形成政治势力。国共合作之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时期即意识到的“建党”问题和“革命武力”问题，(44) 都具备了实现的条件。随着“大革命”的展开，群众型政党和群众运动两种政治理念登上历史舞台。“革命”不再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而是结合了政党、军队、群众、意识形态等多种力量的“实力斗争”，以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为中心任务，以新政权的建立为最终目标。
汪很快接受了这一新的历史形势，对政治的理解也有了新的进展。他热烈地赞美国民党“改组”和“唤起民众”、“打倒帝国主义”这两项新的策略，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光明大路”，一条孙中山用了40年心血和经验从九死一生的痛苦中找出来的“唯一的光明大路”。(45) 他还学会了一套国际共产主义的革命话语，过去信奉的书报宣传，也上升为积极明确的动员手段和意识形态建构。1925年2月，汪在上海南洋、同文、文治几所大学，做了题为“政治与群众”的演说，宣称达到“好政治”的唯一途径，便是革命。革命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革命的方法就在于唤起群众。(46) 1925年六七月间，广东政权改组，汪一跃登上国民政府主席与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位。随后两年中，汪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在各种演说场合熟练操弄着“阶级”、“群众”、“帝国主义”、“世界革命”等概念，以至于连被认为是“汪派”的顾孟余都抱怨说：汪“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述一切”。(47)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也认为：“汪政府曾以保护农民运动而出名，汪精卫离开政权有利于一切反革命分子。”(48)
汪一生以反共著称，最初对“联共”政策也心存疑虑。1924年10月孙中山曾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49) 据吴稚晖说，直到1927年4月汪还说过“苏俄不但把国民党当工具，他把什么东西都当作工具”之类的话。(50) 尽管在“联共”的两年中，汪频繁使用“阶级”、“压迫”、“世界革命”的话语进行群众动员，但是他对这些概念的解释却与共产党有着根本的区别。汪明确地将“国民革命”解释为各阶级民众“共同”的革命，“是集合全民众的势力，向着一个目的进行，决不可使之分散”。(51) 虽然使用了“阶级”的概念，汪却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而将国民党领导的革命称为“全民革命”。他说：“中国国民党是联合民众来做国民革命的”，“要满足人人的生存欲，同时抑制人人的支配欲”。(52) 可见，汪的“联共”是在各种政治力量复杂交织的形势下，寻求苏俄势力支持，利用新的革命话语，并借鉴共产党的组织和动员方式，以增强实力并推行其政治主张的一种策略性行为。
在1925—1927年的“联共”过程中，汪两次在关键时刻，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提升并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第一次是在蒋介石制造“三二○事件”导致汪离职出走之后。为遏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和“武力统一中国”思想的发展，使国民党回到改组初期扶助工农的“革命民主”路线上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结合在广东和在北伐战争中崛起的反蒋派系，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迎汪复职”运动。这场运动发动了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各级党部、各军党员代表大会、各界群众大会和湖北省总工会、武昌学生联合会等各种民众团体。在《汉口民国日报》等党的机关报上，一时“促汪销假”的通电铺天盖地而来。时论“大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慨”，且说经过此番运动，“汪精卫”这个名字立刻在新兴的革命青年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但视汪为“今之完人”，还给他添上了“党圣人”的称号。(53)
汪第二次借力于共产党，是在1927年4月从欧洲返国前后。当时国民党内部已呈分裂之势，而他在巴黎时的无政府党友人——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全都站在上海蒋介石阵营一边。唯独汪来到武汉，成了武汉“左派”的中心。在从上海往武汉途中，汪写信给李石曾说：“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其他结果，故不如决然舍去也。”还说他与吴稚晖等人“感情道义，至少有十数年之胶结，其力量之伟大，过于万万机关枪炮”，而分裂造成的感情痛苦，“过于生命之摧毁”。既然如此，汪为何坚持前往武汉呢？据他自己解释，第一，他坚持国民党“改组”的精神和政策决不可牺牲，“联俄”的意义并非普通的国际关系，而在于接受苏俄的革命方法；第二，既然有“党”，就必须有“党纪”，改组政策如欲更改，必须经由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不能由中监委和一班军人来操作；最后，汪认为，民生主义是必须坚持的，而“反共产”的人则将民生主义也一同抛弃了。(54)
以上三点，都可以看作是汪支持“联共”的理由。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没有提及，这就是汪在取道俄国的回国途中，与莫斯科之间是否有什么相互的保证或约定？这一点我们没有发现直接的档案文件，但是在1927年6月，武汉政权已陷于严重危机的时候，莫斯科仍对汪抱有幻想，希望他支持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而武汉则对莫斯科提出贷款和物质援助要求，条件是他们将反对蒋介石。斯大林在6月24日致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提到武汉政权向莫斯科提出的贷款要求，并且说：“我想现在就可以从1000万项目下汇出300—400万，但1500万的问题暂缓。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1500万，看来，如果我们不提供这1500万，（他们）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55) 莫斯科还直接电示汪说：“我们认为，国民党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恳请您运用您的全部威望对国民党的其他中央委员施加影响。……我们认为，通过国民党的民主化、更多地联系群众、停止领导层内的动摇是可以挽救事业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有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希望，借助于您的威望，国民党中央内的动摇是会减少的……”(56) 这些材料显示，汪在回到中国之前，与莫斯科之间很可能有过某些承诺。
在1925—1927年的“联共”过程中，汪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展开对权力的竞逐。1925年9月，当陈璧君致函汪，请其勿忘民初“不做官吏”的诺言，辞去国府委员时，(57) 汪回复陈璧君说：
民国元年我宣言不做官吏，以彼时痴心妄想以为国民革命之事已了，今后当进一步为国民革命以上之工作也。何图二年以后国事日非，仍有需要于国民革命，六年以后由欧返国，投身于国民革命……我非为官吏也，做国民革命之工作而已。在政府，此政府名为革命国民政府，在军队此军队名为国民革命军队。我舍此将何之乎？我并非抛却无政府主义之理想，但此理想之实现总在国民革命之后。今日尽瘁于国民革命之进行，即所以求无政府主义之理想能得比较接近，又何疑而以为被嫌乎？(58)借助“革命”的话语，汪为自己政治生涯的几次转变构造了一种连贯性，也为自己对权力的竞逐提供了充分的合理性。
在1925—1927年间，随着革命浪潮的层层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将领李品仙将军回忆说：在民国十五年北伐前后这段时期，共产党几乎在国民党内造成了一种舆论势力，只有左倾才是革命。共产党是左倾的，也就是革命的，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人，都是反革命。(59) 汪作为“联共”的领袖，自然是革命的象征。他一到武汉就喊出“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走开去”。在武汉“分共”之后与蒋介石的斗争中，他也念念不忘占据革命的符号。他早年的革命历史，也被充分调动起来，作为宣传的工具，论证其在权力斗争中的合法性。
1927年10—11月，张发奎、黄琪翔因反对桂系控制的南京特别委员会而发动“广州事变”，宣布“拥护汪精卫”，“改造新广东”，特出版《党声·迎汪专号》，向广大革命青年呼吁：汪先生是“以高尚的人格、纯洁的情操、伟大的精神、广博的学问”去从事革命的，是“为农工利益”而斗争的，“汪先生由青年而至现在‘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革命青年的精神和行动，是十二分值得我们革命青年效法而追随，汪先生定能领导我们去争得革命的最后胜利”。(60)“广州起义”被镇压后，国民党内对汪展开了凌厉声讨，随即他被排除出国民党的领导集团，再度流亡欧洲。但是，避居法国的汪并没有放弃对“革命”话语的争夺和对自身意识形态的建构。1928年初，汪的亲信陈公博来到上海，创办了《革命评论》杂志，以“革命”立场自居，抨击南京政权的腐化，提出恢复“一大”精神、改组国民党的主张。汪也在巴黎思考着如何“多预备些左派的革命理论和方案”。(61) 然而，此时的“革命”对于汪来说，早已不再是一个“革命青年的精神和行动”，而是一种话语，一种维护自身利益并攫取权力的意识形态了。
五、汉奸之路的心态和性格
1940年3月30日，主持对日“和谈”的南京伪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国现代史上最具规模的汉奸集团粉墨登场，汪以国民党原副总裁的身份叛国投敌。仅在两年前，汪还说过：“只有不成材料几个最无赖的人，才肯做傀儡。敌人要学从满洲进关利用中国士大夫统治中国人的办法，是绝对做不到了。……哪个士大夫变节，立刻认他作汉奸，不齿于人。”(62) 然而汪为何自己走上了汉奸之路呢？
与大多数“主和派”一样，汪反对抗战，主张“和谈”，首先是基于一种必败论的政治见解。“主和派”片面强调“国力”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由此得出抗战必败的结论。高宗武在回忆录中说，他某次在南京看到中国军队调赴前线作战，士兵在大雨中“连雨披也没有，背着步枪之外只有机关枪”，心想如此装备之军队，怎能抵得住久经训练、装备完整的敌人，不禁“泪为之下”。(63) 汪也有这样的心情。卢沟桥事变之后，他说自己“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看到前线下来没有医药救治的伤兵，又感叹：“此仗如何能打下去？”(64) 在汪逃离重庆之前，抗战已进行到最艰苦的阶段，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军事一溃千里，援助物资又遭封锁，国际局势暧昧不明。在重庆，在沦陷区，国民党官僚和奸商们层层勾结大发国难财，一派亡国景象，更加重了他的悲观。他认为中国军备之落后，国力之衰弱，根本不足以抗战，国民党内部之腐败，亦不足以立国。战争持续的结果，只能造成中国民穷财尽，农村破产，游民充塞，陷入长久的分裂与混乱之中，最终沦为殖民地，绝无复兴的可能。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保存元气”。他对陈公博说：“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65)
在认定中国抗战胜利无望的同时，汪内心还有一层更深的恐惧，就是共产主义势力的兴起。他认为，国民党一旦以武力抵抗日本，中共必然乘机采取行动。甚至说：共产党“无异是日本的别动队，若以不祥之例言之，恰如明末之李自成张献忠”。(66) 1935年11月汪致函胡适讨论对日战争问题时说：如今的战争是经济战争，中国的军队没有经济供给，留驻于沿海沿江必成无数傀儡政府，进入西北内地必成无数土匪。绝不能做到战败而复兴，“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67)
曾有论者提出，汪的本质之一是代表了半封建社会没落士大夫阶级的人格。(68) 他们更多从“文化”视角而非从政权或“实体国家”的视角来定义“中国”，相信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改造异族的力量。他们根据历史经验认为，即使中国国家被外族征服，只要基本的社会结构不发生改变，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基层统治秩序不被破坏，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则征服者不过是一个漂浮在社会上层的权力阶级，并不会对中国文化和士大夫阶级本身的利益构成伤害。“五四”新文化的健将周作人“附逆”之后开始大讲汉文字传统，讲儒家，讲中国思想问题，沦陷时期北平很多知识分子高调谈论中国文化，都可看作是这种“文化中国观”的表现。汪的“和平、反共、建国”论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也正迎合了封建没落士大夫阶级的心态。
在抗战亡国论的错误判断之下，“偏安”成了汪的一个基本政治诉求。他认为，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但也显示了中国人不可轻辱，中国不会灭亡，反而是日本“蝮蛇吞象，有不胜负担之苦”，即使在占领区内，也统治困难，消化不得。因此他判断，日本人确实有议和的意向，这不会是无稽之谈。此时中央政府还在，国家仍然保持独立，不妨以“议和”换来一个偏安之局。(69) 1937年7月31日，“和谈”运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高宗武，在庐山先后受到蒋介石和汪召见，对汪、蒋二人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事态至今，若一步错误，全东亚之破灭殆为必然。当此非常时期，对日最后折冲之责任请任之宗武。宗武当以热诚说服近卫，藉近卫之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线为转捩点，使日军由华北全部撤退，以救中国，并防止亚洲之破灭。在此一举。(70)对于高宗武的提议，蒋介石不置可否，汪则积极赞同，让他“继续努力”。而日本人在与高宗武谈判时，很快探知汪蒋的态度，并立即上报日本政府和军部。于是始有“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和“拉汪”、“倒蒋”的方针出台。而汪也幻想着他出面“和谈”，能有助于日本国内的“理性”势力占据上风，进而影响到日本的国策。他认为，“主战派”之所以坚持抗战到底，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不相信日本人，以为日本除了灭亡中国就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而英美之所以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就是希望中日长久作战；将自身的实力消耗殆尽，然后把整个东亚变成英美的殖民地。(71) 现在他打算告诉主战派，同时也告诉日本人：中日两国真正的利益在于停止战争，站在平等的地位开展合作，形成一个东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这不但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72) 他期待着日本侵略者也能看清形势，从东亚和平的大局着眼，以理性的思考，长远的眼光，明白中日两国“和则共存，战则两伤”的道理。在逃出重庆之后，他曾对影佐祯昭说：“我相信至诚没有不通人的道理，一国之至诚必通他国，因而我要中国先让其难，示之以诚，日本必能了解中国的诚意，中日合作之门将为之启开。”(73)
1938年11月12日晚至14日晚，汪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主和派的主要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西义显等人，在上海重光堂进行了秘密会谈，约定：第一，在中国承认“满洲国”、放弃内蒙地区、出让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所有在华经济特权的前提下，日本将停止侵略并“尽快”撤军。第二，汪逃出重庆，到达昆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日本政府在获知消息之后，即公布调整中日关系的根本方针。然后汪转至香港，发表收拾残局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作为回应。同时，云南、四川的军队先后宣布独立。汪召集国民党内亲汪派系，在云南、四川和广西、广东四省日军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74) 后来汪叛逃重庆，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宣称日本对中国无领土野心与军费赔偿要求，旨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汪派人在香港发表“艳电”响应，都是这次会谈预先策划的结果。
然而，妄图以“至诚”对日本的汪，却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求和行动对于日本国内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他没有认识到深受资本主义危机打击，正在进行社会重组和建设高度国防国家的日本，在宣称解放亚洲、修正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国策之下灭亡中国的野心，更不清楚日本内阁与军部及国内政党、财阀之间以中国为筹码展开的错综复杂的权力争斗。如果说重光堂会谈明确而具体地制定出了所谓“防共驻兵地区”和撤兵条款，而汪正是由于这些明确的条款，才最终下定了脱离重庆的决心，那么在后来发表的第三次近卫声明中，则完全删去了有关撤兵的字句，而且把“蒙疆”这一具体而明确的概念也改成了含混的“特定地区”。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声明，日本军部亦对近卫文麿表示，没有履行的诚意。在1939年11月日本兴亚院最终交给影佐祯昭的作为落实近卫声明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中，更进一步增加了将晋北十三县编入“蒙疆”、大事扩张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权限、委任日方经营重要铁路、显著扩大防共的永久驻兵区域，在海南岛设定权益等等旨在灭亡中国的条款。连影佐祯昭本人看到这份条约时，也表示对其“感到遗憾”，“不禁心情黯淡”。(75)“和谈”的日方代表西义显则更明确地指出，日本的官僚和军阀，在汪已经站出来斡旋和平的时候，仍不去也不懂得如何抓住机会，这说明他们的政治感觉远远落后于历史进程，根本不是生存于现代世界中的民族的领导者。汪不了解如此愚昧的日本领导集团，并以他们为谈判对手，必然要陷入窘境之中。(76)
汪不但在对日交涉中过高估计了日本的理性势力和他自己的地位，对于他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原本设想，只要他振臂一呼，与他早有渊源关系的第四战区（广东、广西）司令官张发奎和云南军阀龙云，以至陈济棠、何健，都能参加他的构想。如果这些将领行动了，那么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各军也都会响应。如此他将能在日军占领区之外组建一个与蒋对抗的政府，并拥有“独立”的军队。但是，在汪逃出重庆之后，这些将领全都按兵不动。一直被看作汪派要员的顾孟余、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等人，也都不同意他的主张。(77) 结果，汪在这场孤注一掷的冒险中耗尽了毕生的政治资本。
在抗战亡国论和一系列错误的政治判断背后，汪的投敌行动无疑也受到了自身权力欲望和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激发。虽然从1920年代起即已下定了投身政治的决心，但直到1938年12月叛国离渝之前，汪在党内高层权力格局中始终不能占据统治地位，他的政治主张也难以得到推行。1932年宁粤合流之后，汪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陈公博出任实业部部长，表面上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但是同年11月，蒋介石接受钱昌照的提议，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受蒋介石直接领导。其初衷虽为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但因工作范围涉及军事、外交、教育文化（包括编制中小学教科书）、财政经济、交通运输、土地粮食等方方面面，并聘请了大批专家学者出谋划策，不免有与汪领导下的行政院分庭抗礼之嫌。陈公博也曾抱怨说，资源委员会（注：前身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专门和实业部为难”。(78) 汪当时身兼外交部长，但据钱昌照回忆，淞沪抗战之后，蒋介石指定他为代表，经常与何应钦、孙科、程潜、唐生智等人议商“和战”问题，有时桂系与粤系将领也参加，唯独没有汪派的人在内。(79) 在多年的汪蒋斗争中，汪越来越处于劣势。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确立了以蒋介石为总裁、汪为副总裁的新的党政关系，规定总裁行使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将全国的抗战力量统一在蒋介石一人的领导之下。据龚德柏回忆说，他亲眼所见，汪在接受副总裁演说时，脸色极为难看，可想其愤慨不平的心情。(80) 可见，汪蒋始终不能真诚合作，而汪作为国民党元老，又从心底不甘于屈居蒋介石之下，这恐怕是潜藏在“救国”动机背后的汪与日本人“合作”的更深层动机。
汪蒋斗争的高潮和最后分野，是发生在1939年3月的河内枪击事件。这场由军统特务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导致汪最亲近的秘书曾仲鸣惨死，带给汪精卫无限悲愤，激起他对重庆的极大反感。据高宗武说，日本的犬养健和影佐祯昭在探知汪宅被刺后，即刻从东京来到河内，要求与汪见面，见了面就号啕大哭，汪亦流泪。这一场大哭，就把汪给哭走了。(81) 高宗武的描述过于戏剧化，难以为信，但至少可以反映出汪的悲愤情绪和日本诱降势力对此情绪的利用。今天的人们多认为，河内枪杀案是针对汪所为，因曾仲鸣临时与汪调换了房间而遭到误杀。但当时日本的情报部门判断，枪杀案的目标本来就是曾仲鸣。蒋介石对汪的周围采取恐怖行动，是为了将汪派势力切割，孤立汪，迫使其放弃“和平运动”而出国流亡。(82) 在案发前两天，中央曾派谷正鼎来到河内，送来了汪出国所需的护照和旅费。日本情报资料还显示，案发之后，宋美龄、陈公博也都到过河内，劝说汪出国。(83) 这一消息无法进一步证实，但由此可知，在河内的汪并非没有转圜余地。他的最终投敌，与悲愤、仇恨造成的冲动情绪大有关联。当年六月，汪终于在日本人的陪同之下，来到日本占领的上海虹口，从此走上了万劫不复的汉奸之路。
汪精卫并非深谋远虑之人，他在得知“重光堂密约”内容后，未等到日方的任何公开声明，就仓皇逃出重庆，彼时已下背水一战的决心。但对于如何进行所谓的“和平运动”，其实并无主张。汪逃到上海后，比在河内更加彷徨。他周围的人则分为两派，以周佛海为代表的一派力主组织伪政府，陈公博一派则力陈“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坚决反对。最终周佛海的意见占上风。事实上，到1939年11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出台时，任何“和运”中人都已明白“和平”的虚伪和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策划“和运”的两个核心人物——高宗武、陶希圣，就在此时悬崖勒马，逃到香港，在《大公报》上全文刊出《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揭露汪日谈判和签订密约的经过及条款内容。而汪又怎么会不明白呢？据说他在签署《要纲》时潸然泪下，说：“他们要我签，我就签罢。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84) 陶希圣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85)
“喝毒酒”的隐喻，形象地表现了汪的性格，他在行动中常带着一种近于妄想的偏执与自信，相信自己能够挽救时势。只要认定某种政治主张，便不计后果付诸行动。1939年12月，在汪日双方就《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条款进行最后之讨价还价的时候，陈公博曾对影佐祯昭说：“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回答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陈立刻把此话报告给汪，望他慎重考虑，汪却忿然说道：“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86) 他在诗中说“忧在己不力，岂在忧时穷”，还说什么“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可是一旦真正投入到凶险的对日交涉中，就变得毫无谋略。周佛海就常在日记中抱怨汪，说他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87) 褚民宜在他的《自白书》中说：“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汪先生……既为救民而来，而又不能有强过临时、维新两政府之表现，有时受日人迫胁，竟至闭门痛哭。”(88) 在汪逃离重庆时，吴稚晖曾寄书河内奉劝他：“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人为被诱而死，国为被诱而亡，均为民族之耻。”(89) 汪在民族生存最艰难的时刻，没有坚持战斗的勇气，接受日本人的诱降条件，幻想以媾和赢得一个偏安之局，最终“被诱而亡”，身败名裂。
自知做了汉奸的汪，心情是悲苦的，经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将桌上散置的公文抛在地上，或用双手猛抓自己的头发，并对身边的人发火。1941年6月14日是旧友方君瑛的忌辰，汪于舟中“独坐怆然”，写下“孤悬破碎山河影，苦照萧条羁旅人”的诗句。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汪在新愁旧痛中，客死东瀛。在生前的一首《金缕曲》中写道：“故人落落心相照，叹而今生离死别，总寻常了。马革裹尸仍未返，空向墓门凭吊。只破碎山河难料。我亦疮痍今满体，忍须臾、一见儳枪扫。逢地下，两含笑。”(90) 不知此时他的心中，是否还深藏着早年绚烂的革命记忆。十年前，在1934年1月出版的《东方杂志》上，汪发表过一篇《自述》，回忆自己庚戌被逮时的情景说，警察从他的夹衣里搜出《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等文章，问他为什么藏在身上，他说，“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91) 1939年12月汪在《艳电书后》再次写道：“警察在我身上搜出‘革命的决心’几篇文字，问我道：‘带这些文字做什么？’我答道：‘没有什么，这些文字，从前以墨写出来的，如今想以血写出来。’”(92) 越是到了晚年，汪越依赖于早年的经历，不断地回顾“烈士”的过往，以此来粉饰“汉奸”的现实。“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革命对于汪，曾经是成就生命意义的媒介，最终却变成权力斗争的手段；政治对于汪，曾经是一个救国的梦想，最终却使其走向叛国的下场。
六、结语：性格与命运
汪精卫是一个生长在国家危亡、文化断裂时代的读书人。他一生不能忘情于政治，这种体验，其实是中国很多忧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曾论述梁启超为何与中国五十年腐恶政治不能绝缘，说：“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又说：“此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93) 汪以“烈士”之名登上历史舞台，尝言“革命之决心”所由起，在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目睹芸芸众生辛苦憔悴，为人践踏，无异于牛马草芥，由此而陷入沉忧之中不能自拔。忧愤郁结，“以成革命之决心”。(94) 一个生逢衰末乱世而又生性敏感的青年，将个人生命中的抑郁感伤与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联系起来，由此获得生命意义的充实与发扬，这是值得肯定的。对于他早年投身政治的救国动机，我们是可以不怀疑的。但是，汪虽有投身政治的热忱，其胸襟、器识、性情与人格，却不足以在危难重重的现代中国担当起政治的责任。他能够登上中国高层政治的舞台，很大程度上源于早年的“烈士精神”所积累的政治资本。然而这种“道德资本”并不代表实际的政治能力。当他真正投入到以实力相较量的政治斗争中的时候，其阶级本性与性格中的种种弱点就充分表现出来，使他在翻云覆雨的局势变幻中，不能始终把持自我和辨识方向，最终被权力所扭曲，被历史所抛弃。
汪精卫以“精卫”自喻，曾有诗云：“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95) 可见其抱负远大。他自以为想得清楚，看得明白，“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96) 但是，他完全没有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执著于自己的一点点所谓“理性”，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其实是盲目偏执。
汪以“烈士”成名，由此获得人们敬仰。终其一生，他都沉浸在这种自我牺牲的幻觉所带来的庄严与崇高感当中。胡适得知汪死讯之后，曾致函高宗武说：“精卫以‘烈士’（Martyr）出大名，终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认只要有牺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会错。‘我生命尚且不惜，你们还不相信我吗？’他好像常常这样想。”(97) 左舜生晚年评价汪说：“大抵汪之为人，富感情而易冲动，经不起刺激，偶然也喜欢弄一点小聪明，多少带一点党人的积习，但本质则仍不失为一读书人。”(98) 这对揭示汪的个人性格，不无助益。
汪一生以“文人”、“书生”自命，他的性格中也存在很多“文人”的特质，如自命清高、多愁善感、脆弱而多情等。汪很少积极肯定政治本身的价值，而常常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刻意疏离。他一生依赖“革命”的话语，以“革命党”而非“政治家”自居。他在1920年代重返政坛之后，曾对吴稚晖说：“自去年以来，如蛆虫之浮沉于粪窖中，忽忽不知旦暮。”(99) 汪的诗中有“终留玉洁冰清在，自与嫣红姹紫殊”，“如此独醒还独醉，几生修得到芙蓉”等句子。1926年3月，汪在“三·二○”事变中受到打击，“病中”读陶渊明诗，“摊书枕畔送黄昏，泪湿行间旧墨痕”，发出“人生何处不笼樊”的感慨。(100) 1934年5月，曾加入改组派的杨玉清去巴黎留学前，请汪写格言，汪立刻提笔写下《易传》中的句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101) 汪一生动辄称病辞职，公开标榜“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处世态度，这都表现出某种旧式文人清高自赏的习气。汉奸政权时期追随汪的雷鸣，在为汪所作的传记中，反复强调汪对于文学的热爱和对于政治的厌倦，标榜其“清高自重”、不甘以政治“自污”的心情，认为汪若生活在一清明盛世，而发挥其全部才华于文学生涯，或许将能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大放异彩，“可是中国需要先生的政治领导，更甚于其私人生活的文学经营”。(102) 这种解释很符合汪的自我想象。而这种“文人”认同，又使他在政治斗争中过于强调“姿态”，重视营造“人格魅力”，行动中常带某种“表演牲”，耻于承认自己的权力欲望，致力于以一种情义和人格感召来维系部属的信赖和服从。
汪为人多情，春花秋月、孤松衰草、风雨山河，凡触目之景，无不感怀而伤情。汪在曾仲鸣死后，公开发表《举一个例》，引述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记录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蒋能求和而他不能。(103) 这种为宣泄个人愤怒而多次公然泄露国家机密、破坏抗战利益的汉奸行为，就是感伤之情不能收摄而使个人复仇情绪难以控制的表现。他的性情又常常表现出强烈的侥幸心理，见到机会就跃跃欲试，因而政治主张以“多变”著称。
傅斯年在1940年汪投敌之后，发表过一篇《汪贼与倭寇—— 一个心理的分解》，用“罪犯心理”分析汪这样一个上有严父、继之有严兄、自幼受“女儿式”教育的大家庭中的庶子。认为汪与无知狂妄、既要学人又恐不如人的日本官僚集团共享了一种“庶子情结”，他们“有聪慧的头脑而无安定的神智”，有做“人上人”的欲望而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领。(104) 这种卑怯感，一激而为权力欲，再激而为领袖狂。从文中的分析可以看出，汪做“人上人”的欲望十分强烈。他自视甚高，不甘屈居人下，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具有高度的自我关注、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不现实的妄自尊大和理想主义。(105) 他热衷于名誉，追求行动的“效果”，渴望生命的荣耀，总想要亲自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这种名誉渴求潜藏在“爱国”热忱的背后，是促使汪投身政治的更深层的动机。《国闻周报》一署名“客观”的记者，曾评论汪，说他“胸无城府，以书生骤跻高位，又好谈兵，轻燥实所不免”。又说，“时人誉蒋为英雄，汪乃欲以一书生羁勒武人，以口舌笔墨取蒋而代之，汪不自量力度德，宜其败也”。(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