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看明清王朝：上田信《海与帝国》“导读
过去几年，若要我推荐一本给一般读者看的明清史著作，我一定会说卜正民的《维梅尔的帽子》，但现在，随着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这书在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我终于有了新的推荐名单。
要理解《海与帝国》的特色，我们首先要认识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这套丛书的制作动机。这套出版于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五年，是为了庆祝讲谈社创立一百周年而制作，至今已相隔十二年。
其实，类似的丛书，讲谈社此前已经出版过数次，在一九七七年刊行的“新书东洋史”系列中，台湾曾经翻译其中与中国史有关的四册，合而为一册《中国通史》，由稻乡出版社于一九九〇年出版，常被台湾历史系所当作中国通史指定教材，使用率相当高。这其实反映了台湾的中国史阅读，与最新的研究成果之间有不小的落差。另外一方面，从一九七七年到二〇〇四年，讲谈社的这两套中国史，亦有不少变化的轨迹可循，例如，早期是将中国史作为东洋史的一部分而编入“新书东洋史”之中，直到二〇〇四年这套，中国史才独立出来，自成一个系列。
本书作者上田信是日本明清史学界青壮派学者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对于台湾读者来说，他的名字可能不如明清社会史或文化史的岸本美绪、大木康、松浦章等人来得眼熟，就连日本早期的海域史著作，也不见上田信的名字，但《海与帝国》出版之后，终于让大家见识到这位史家的地域史与海域史结合研究的功力。
《海与帝国》的史观与书写特色
从“交易”的类型来分析历史，是这是本书的视角。作者认为只有人类可以从完全不同的地区带入物资消费，这种跨越稳定的生态环境进行交换物资的行为，在本书中称之为“交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一样的交易类型，有掠夺、互酬、纳贡、集中再分配、以及市场。这本书探讨的这五百年间的历史，就是一种欧亚地区纳贡、集中再分配的机制的兴起与瓦解的过程，这之间穿插着掠夺的横行，此外，欧亚地区萌发的市场制度，中国亦有参与。
其次，他提出了“合散离集”的史观。本书和其他册不同，作者提出了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模式的看法。上田信首次提出这看法是在一九九九年的《森林和绿色的中国史》书中，借用日本成语“离合集散”，予以拆解重组，用这名称来解读中国史特色，这几个字代表中国历史的几个阶段循环。首先是交易机制稳定的阶段“合”，接着开始动摇，整个体系出现明显裂痕就是“散”，当产生许多新的可能，各个体系领导反目成仇、展开抗争，就来到“离”，到最后一个方案整合其他剩下体系就称为“集”。作者认为在元以前，中国可分三个周期，每个周期都有“合散离集”，可在东亚的框架下讨论，但到了第三周期循环还没结束前，蒙古帝国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交易新机制，纳入中国为其中一部份，此后，要理解中国史，就要在新的框架下来理解，因此作者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东欧亚”，要以此来厘清元明清的历史。
不仅提出独特的视角与史观，上田信在讲明清历史时，是放在他所创“东欧亚”这样的空间架构里。这作法和杉山正明有些类似，是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下来看辽、西夏、金、元的历史。所谓东欧亚的空间，以海域来看，指的是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以及与这些海洋相连接的陆地或岛屿组成的空间。若从我们一般常用的世界地理角度来看，这部分包括了东北亚、西藏与蒙古高原在内的中亚、东南亚以及印度一部份。
在这样的观念下所书写的明清历史，果然各章的重点和以往通史著作截然不同；过往以皇帝、宫廷及事件为主的政治史架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交易体系”为内容的世纪变化（见目录）。除了“交易体系”的核心观点外，本书另外有四个特色环绕着明清帝国：海洋、白银、物与环境，这在其他明清通史著作中是较为少见的。
海洋的视角
在前言中，上田信以一段“花莲妈祖在昆明”的趣味经验，将读者的视野带到海洋的课题，这章的标题叫“大海环抱的两个帝国”。上田信在一个近年来田野调查的重要地云南昆明机场遇到台湾妈祖进香团，为何这群观光客会带着妈祖来丽江旅行？妈祖是谁？为何台湾东部会有这样的妈祖庙？而丽江为何会成为知名景点？要将这些故事联系起来，作者告诉我们，得从历史上来解开谜题。
要谈这样故事，以往都从明末的政治史谈起，但书中却从元朝为开端。作者引用杉山正明的说法，元朝就是透过集中至再分配的交易机制，将势力拓展到欧亚全区的帝国，这个时期发展出来的机制是白银的大循环。但到了蒙古帝国瓦解时，欧亚大陆东部失去核心体系，转到与次体系并存的状况。到了明代时，虽然承继的不是唐宋的模式，但也无意愿及能力取代元朝创立，此时十四至十五世纪的中国退到一个次体系的位置。
这段故事，我们不仅在过往通史著作未曾听过，也没在《维梅尔的帽子》里提到。上田信擅长将明清帝国内部的变化放在蒙古帝国建立起来的白银交易体系脉络来检视。因此，十六世纪贵金属的精炼技术提升后，来自日本与美洲大陆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市场，一度退到次体系位置的现象开始重生，此后，商业时代开始出现，建构出一幅新的核心体系。
简单来说，作者一再强调，明朝是十三世纪在欧亚地区产生的白银体系瓦解之后，于东欧亚产生的帝国。环绕着这样的体系转换，《海与帝国》每章都提到了海洋。看这本书，你不能从以往教科书灌输给你的内陆帝国脑袋去看明清；反而从海洋来看帝国，我们会看到另外一种景象。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到日本学者才有的独特解读观点。例如在“第五章 商业的时代”中，上田信提到以往两岸的中国史学者较少提到的“宁波之乱”，从这条故事，上田信带出“日本银”的问题，并做出一个关键的结论：“就在宁波之乱后续处理的同时，日本出现了即将席卷整个东欧亚地区的变化。”
在“第六章 社会秩序的变化”中，提到十六世纪后半出现有别于朝贡机制的交易方式──“互市体系”。随着海禁到互市的开展，原本被舟山群岛双屿港抢走光彩的福建漳州月港，再度跃上历史舞台，这现象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
同样的故事，我们在《维梅尔的帽子》也看得到。卜正民在“秤量白银”这章提到，一夜之间，海盗成为商人，违禁品变成出口货，地下交易变成了将马尼拉等东南亚港口和泉州、漳州连成一气的商业网络。大批货物从月港出口，白银从月港流入，把中国和世界连成一块。此后，我们看到的是大家所熟悉的跨越大平洋的西班牙势力与美洲白银的故事。
月港遗址
白银与铜钱的双重架构
从“第一章 事件的时空”开始，上田信就点出，从欧亚大陆东部这个框架下来看，白银流通体系在蒙古帝国时期是核心体系，其周边使用铜钱的经济圈则形成次体系。白银与铜钱在空间上的双重架构，成为自一三五一年以来，长达五百年的交易体系。
上田信还补充了过往讲解中国史教科书都没提到的问题：这些白银到底去了哪里？他的回答是，由于十八世纪繁荣的马六甲港口变得没落，曼谷、西贡等新的交易中心崛起，根据推测，从中国流出的白银多半是进入了新加坡。英国商人用这些白银购买东南亚各地的物产，或是招揽来自中国的劳工。
对于这种世界史的动向与明清的关系，白银的故事相当重要。我们或许可以模仿《国家为什么失败》的作者批评《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戴蒙（Jared Diamond）所说的“笨蛋！问题在制度！”(页十四)，说出“笨蛋，关键在白银”这句话。的确，此后的明清历史的确与白银有密切关联。虽然上田信谈了这么多的白银故事，但直到十九世纪这部分，他才描绘出这幅全球史的图像。他认为从十九世纪中叶之后，中国裔民众的活动开始跨出东欧亚的框架，开始往美洲大陆、澳洲、非洲等地拓展，他将从那时到现在称之为“全球舞台”。
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学者从全球视角解析十七世纪以来的贸易流通。若要说起这种观念转变的源头，一定要提到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那本于二〇〇〇年得到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的重要著作《大分流》，这本书跳脱以往的欧洲中心论，不再以西方的扩张为分析的视角。他主张一八〇〇年之前，中国与欧洲基本上在经济发展的方向是大致相同的，此后，才有了分流。最主要的关键，不在于以往的技术的创新论点上，而是一种偶然性的因素，也就是所谓地理上的好运带来的能源革命，以及海外人力资源的特权。这种论点，着实影响卜正民写《纵乐的困惑》、《维梅尔的帽子》，甚至近来的《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
主导这场历史变迁的，就是在明中叶以后成为民间主要流通货币的白银。没有白银，十六世纪后期及十七世纪初期，就不可能出现中国商品的全球出口现象。有关这点，我们不妨找出包乐史的名著《看得见的城市：全球史视野下的广州、长崎与巴达维亚》，不仅引领我们看到这些白银流通带领的影响，更将三座城市的历史与当时的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联系在一起。
《看得见的城市：全球史视野下的广州、长崎与巴达维亚》
中国与欧洲的需求，创造出白银的大量流通，从而促使日本和南美成为两大供应来源。十七世纪的全球经济，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供需结构而形成。到了明中后期，白银已经是通行全国，位居货币流通的主导地位。当明代的白银储存量与银快开采量不足以应付民间日益扩大的白银需求的日益扩大时，海外的资源自然成为探寻的焦点。此时，旧的对外贸易模式——朝贡贸易已不能满足国内需要，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开采。在此同时，葡萄牙人于一五四○年代到达日本，他们发现中日间的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遂开始积极扮演中介的角色，并将贸易范围扩大欧洲。
西班牙人到亚洲后，也发现了这项商机。一五七〇年代起，西班牙大量开采他们在南美洲波多西(Potosi)的银矿，再经由墨西哥的阿加普科(Acapulco)转运至他们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基地，以购买中国出口到此地的商品。其中，丝绸与瓷器是最主要输出至欧洲的商品。有些白银是经由葡萄牙人之手，经由澳门流入中国。
因而，白银的故事将我们对于明清历史的认识，扩大到全球史的脉络下来观看，唯有如此，才能看到海洋与明清帝国的关系。
物的流通
用“物”来写历史是《海与帝国》的另外一大特色。上田信这样的物质文化的书写特色，也反映在明清史的研究新趋势上。近来的明清史有些新的研究课题，像是：“物质与消费”、“身体、医疗与社会”、“城市、空间与日常生活”、“感官与饮食文化”、“文化相遇”、“阅读与出版”、“旅游与书写”、“雅俗与士庶文化”、“视觉与图像”、及“记忆与历史”，这些课题除了以往的文化史取向外，许多研究是采取物质文化的视野。
《海与帝国》中有好几个小节就是直接以物当作标题，像是：“苏木环绕的海洋世界”、“以盐建立的帝国”、“毛皮与帝国”及“鸦片与军舰”。这些一个个看起来颇不起眼的物品，在上田信独特的叙事笔法下，既微观又宏观。
其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苏木与毛皮，这或许也与我本身是研究清代的东北人参有关，对于这些谈贸易打造的世界史特别敏感。上田信提到自永乐到宣德的十五世纪前半的海洋世界交易状况时，他举的就是琉球国尚氏中山王的例子。透过《历代宝案》的史料，我们会看到一四一九年时，受命出访的使者搭乘三艘外洋船，携带礼物，抵达暹罗国（阿瑜陀耶）后呈上礼物。根据出访回国后的报告，对方的官府称礼物太少，要官员购买瓷器，而且还搬出禁制条例，表示不许在当地任意购买苏木。在往后的几年，每年都会有琉球船派到阿瑜陀耶进贡。这批《历代宝案》中收录六年后的阿瑜陀耶给琉球国王回礼的书信，从中就可以看到赠礼清单中有三千斤的苏木。
过往少有史家这样写这段历史，尤其将焦点集中在苏木上。上田信却提醒我们，在解读这些史料的同时，也能看出十五世纪前半期的海上世界。除了要了解最初制作这些文件的琉球王国外，也要特别留意在东南及南海上的苏木交易。
苏木在中国很受欢迎，当时除了琉球、阿瑜陀耶外，满刺加及日本都会带苏木到中国。一来航行过程不占空间，处理容易，量少也可交易，重点是很值钱，因此成为东海与南海航行者常携带的交易商品。
“毛皮与海的帝国”那部分也相当精采。上田信从晚明的《万历野获编》谈起，提到晚明每年在宫廷需要分发给大臣的貂皮有一万张，狐狸毛皮约六万张。这些皮是从哪来的？又怎么取得的？从这则笔记数据，他将这复杂的中国东北的毛皮贸易网抽丝剥茧地展示给读者。当时皇帝赐给大臣的毛皮中，最珍贵的就是黑貂皮，而讲这项商品带到中国和朝鲜的就是女真人。作者还提到，十六世纪，透过海洋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都市，造就了一批富人阶级，对于黑貂皮的需要也越来越高。这种需求与其说是御寒，倒不如说是成为北京有钱阶级的身份地位象征。上田信说这些故事当然不是只是谈时尚、消费文化而已，他要谈的反而是点出这样的皮毛贸易需求对于建州女真势力崛起的影响。因为掌握这些交易的政治集团，就是活动区域离中国最近的女真。
不只是中国，这种毛皮与帝国的故事还延伸到俄国政府。满州人在统治中国后，毛皮需求大增，俄国政府为与中国交易，从一六七○年后，持续派使节团到北京交涉，从西伯利亚运到北京的黑貂皮一年高达一万多张。事实上，当时的这种毛皮贸易已经是全球史的故事中的一环了。俄罗斯帝国此时转向中国销售毛皮，背后反映的是北美洲也开始出产毛皮，使得俄国市场萎缩，不得不往其他国家。
有关这部分，《维梅尔的帽子》有较清楚的交代。早从十七世纪开始，美国人、法国人与原住民彼此就为了皮毛一事，交战不休。卜正民的这本全球史名著就有许多篇幅提到海狸皮的重要性。
然而，不只东北的毛皮与帝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其实人参也是。这部分上田信就完全没有着墨，仅在第一章提到当从商业时代到产业时代时，产业化的方式之一，就是以国产化的方式制作宝物，或宝物的替代品，人参就是一例。他举的例子是德川吉宗时代的日本，奖励种植竹节人参来取代过去的朝鲜人参。
当时整个东亚的人参都有相当频繁的流通，不仅是人参药材，还包括有与人参知识有关的各种专书。我在《人参帝国》一书中提到，十八世纪中叶以来的东亚，出版过许多人参专书，当时的朝鲜、日本及中国约有四十几部这方面的书籍，可见这些东亚国家的医药知识与博物学的交流相当密切。唯有透过这些书籍的出版文化与医学知识互动的研究，才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东亚间的药物知识与博物学交流的实际面貌。明清时期，东亚的中日朝鲜地区，经由人参消费的流通，彼此无论在消费知识与医疗知识上，都有频繁的交流。
当然产业化的不只是人参、生丝，另外还有以出口商品的方式进行，像是日本出口到中国的海产，以及英国走私到中国的鸦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第八章“产业时代”提到的装在草袋中的海产“俵物”的出现。当时在中国盛世的荣景下，对于干燥海产出现了强烈需求，在一七一五年的“正德新制”下，鲍鱼干、海参、鱼翅大量流入中国，成为宴会料理不可或缺的食材。
环境与地理
上田信过往在中国大陆做了相当多的田野调查，研究地域社会与环境史，因此本书在写作上除了上述三个特点外，还特别强调环境与地理的因素。
在提到明朝初期有许多因政策而起的移民传说，除了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外，贵州、云南也有。上田信举了明初朱元璋攻打云南的地缘关系的例子说明这件事是打造完整帝国的一大工程，以往很少有人以环境的角度来看云南的重要性。云南在欧亚大陆上有着非常重要且特别的位置，云南南部与东南亚之间构成文化圈，西部则是自古就藉由“西南丝路”这条交易要道与南亚链接；与西藏高原之间则有著名的茶马古道交易路线。此外，云南是好几个文化圈交集的地区，有人以“东欧亚的脐带”来比喻。上田信在谈明朝在此建立的政权统治体系时，还提到由于云南有高山、溪谷，构成了复杂的地形，是由多个民族分居共存，因此在统治时并不容易。
上田信不仅在论述国家权力的扩展或海外移民，处处都提到了环境的特色与限制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与人文景观形塑，本书还绘制了许多详细的地图让读者更容易有地理概念与空间感。这或许与上田信的训练与田野调查特色有关，虽然这特色其他册也有，但并未如本书绘制的地图这么多且如此精细。例如圆仁的旅游路线图、倭寇猖獗的地区图、盐城周边地图、南海贸易据点、东南亚的日本人街、利玛窦的旅程、江户时代对中国交易的四条路线、美洲大陆原产作物传播世界图、十八世纪互市体系下的中国沿海都市、江西商人交易分布图……等等，让人印象深刻。
《海与帝国》的延伸阅读
《海与帝国》出版后十年，尽管这种透过海洋看明清中国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本书还是这些专著中最深入浅出，既有观点又有故事的好书。这本书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书末列有参考文献，若要进一步参考当代研究，可以延伸阅读的书有哪些。
然而，毕竟已出版超过十年，读者若还意犹未尽的话，倒是有几本进阶的书可参考。日本近来的这方面研究已经形成“东亚海域史”研究群，其中最显著的研究成果，就是东京大学小岛毅教授主持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大型计划：“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一般俗称为“宁波计划”。在这个计划下成立了东亚海域史研究会，成员以历史学、文学与哲学为主，二〇〇七年举办了第一次研讨会，计划期间出版好几套丛书，展现出研究成果，像是“东アジア海域丛书”及“东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丛书”。
据东大教授羽田正的说法，这些丛书的书写有几项特点，一是海域概念的引进与开辟新的世界史方向，二是时间序列史的相对化与历史的模式化；三是团队合作的研究，所有的议题及书写都是共同讨论出来的，而非以往的会议论文式地各写各的。简单来说，就是较以往更为强调，全球史的取向是近来的新趋势。
在这些研究中，若想要很快地掌握东亚海域史方面的研究趋势，首先我的建议还是从研究入门着手。桃木至朗编的《亚洲海洋史研究入门》（《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门》，岩波书店，二〇〇八年）是其中首选。这本书的作者不限于中国史或日中交流史领域，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中岛乐章，他最早的研究课题是明清徽州商人，之后参与“东アジア海域丛书”的计划，撰有《宁波と博德》。这之间又曾与藤田明良、鹿毛敏夫、冈美穗子、山崎岳合作参与了「东アジア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之后中岛乐章二〇一三年又编有《南蛮・红毛・唐人―一六・一七世纪の东アジア海域》，结合了日本史与东洋史学者共同探讨亚洲海洋史，这在过往较为少见。《海与帝国》中所提到的几个重要观点，本书都有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相当值得一看。
此外羽田正编的《从海洋看历史》（广场，二〇一七年）也是一本重要的入门书。这书算是“东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丛书”的首卷，将这套书的东亚海域历史发展特色做基础的介绍。监修的小岛毅对这套书的描写是：“本系列丛书是以这一千年的时间跨度，观察到东亚区域内即使几乎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经过多采多姿和丰富多元的交流活动，并且对于催生日本本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关键性的角色。”
前后呼应的“花莲妈祖”
尽管《从海洋看历史》选出了三个“百年间”，具体描绘各自的时代特征与多样性，和以往的历史叙述相当不一样，算是此书最具特色的一点，不过就整体而言，《海与帝国》以中国为主体，从海洋的角度看整个明清帝国，对一般读者而言，更能看出这跟以往教科书所学的中国史有何不同。因此，尽管已经距今十多年，《海与帝国》还是目前坊间最完整也最好的一本明清通史读本。在如今出版市场上全球史当道且不断强调全球视野的主流趋势下，这书的出版更加凸显了从海洋看历史的重要性。
为了行文方便，这篇导读将《海与帝国》的四种书写特色：海洋、白银、物及环境分别论述，但这不代表作者在写作时是分开思考问题，相反的，本书处处可见这四种特色的影子。直到结论“妈祖与明清历史”时，作者再度展现叙事的功力，将这四部分整合在一起，又回到了前言中所提到、在昆明机场遇到花莲妈祖进香团的故事以及他的疑问，并用以下这段话总结本书：“如果花莲的神像中确实附着着妈祖的灵魂，在跟着郑和横跨欧亚海域，于南海及印度洋看过无数港湾的她，对于眼前丽江的风景又有什么感想呢？听完随行信众的说明后，当我再次凝视着端坐在机场长椅上的妈祖容颜时，明清五百年的历史瞬间化为一道闪光窜过脑海——那正是妈祖遍历欧亚大陆及海洋的旅程。”
看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一开始作者所铺的梗的用意何在。的确，妈祖的故事就是明清帝国与海洋的五百年故事。当读完这整本《海与帝国》，相信你的世界观一定会有改变！
（本文系《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一书“导读”，作者蒋竹山，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经作者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上田信 著，叶韦利 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17年6月。）
要理解《海与帝国》的特色，我们首先要认识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这套丛书的制作动机。这套出版于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五年，是为了庆祝讲谈社创立一百周年而制作，至今已相隔十二年。
其实，类似的丛书，讲谈社此前已经出版过数次，在一九七七年刊行的“新书东洋史”系列中，台湾曾经翻译其中与中国史有关的四册，合而为一册《中国通史》，由稻乡出版社于一九九〇年出版，常被台湾历史系所当作中国通史指定教材，使用率相当高。这其实反映了台湾的中国史阅读，与最新的研究成果之间有不小的落差。另外一方面，从一九七七年到二〇〇四年，讲谈社的这两套中国史，亦有不少变化的轨迹可循，例如，早期是将中国史作为东洋史的一部分而编入“新书东洋史”之中，直到二〇〇四年这套，中国史才独立出来，自成一个系列。
本书作者上田信是日本明清史学界青壮派学者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对于台湾读者来说，他的名字可能不如明清社会史或文化史的岸本美绪、大木康、松浦章等人来得眼熟，就连日本早期的海域史著作，也不见上田信的名字，但《海与帝国》出版之后，终于让大家见识到这位史家的地域史与海域史结合研究的功力。
《海与帝国》的史观与书写特色
从“交易”的类型来分析历史，是这是本书的视角。作者认为只有人类可以从完全不同的地区带入物资消费，这种跨越稳定的生态环境进行交换物资的行为，在本书中称之为“交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一样的交易类型，有掠夺、互酬、纳贡、集中再分配、以及市场。这本书探讨的这五百年间的历史，就是一种欧亚地区纳贡、集中再分配的机制的兴起与瓦解的过程，这之间穿插着掠夺的横行，此外，欧亚地区萌发的市场制度，中国亦有参与。
其次，他提出了“合散离集”的史观。本书和其他册不同，作者提出了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模式的看法。上田信首次提出这看法是在一九九九年的《森林和绿色的中国史》书中，借用日本成语“离合集散”，予以拆解重组，用这名称来解读中国史特色，这几个字代表中国历史的几个阶段循环。首先是交易机制稳定的阶段“合”，接着开始动摇，整个体系出现明显裂痕就是“散”，当产生许多新的可能，各个体系领导反目成仇、展开抗争，就来到“离”，到最后一个方案整合其他剩下体系就称为“集”。作者认为在元以前，中国可分三个周期，每个周期都有“合散离集”，可在东亚的框架下讨论，但到了第三周期循环还没结束前，蒙古帝国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交易新机制，纳入中国为其中一部份，此后，要理解中国史，就要在新的框架下来理解，因此作者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东欧亚”，要以此来厘清元明清的历史。
不仅提出独特的视角与史观，上田信在讲明清历史时，是放在他所创“东欧亚”这样的空间架构里。这作法和杉山正明有些类似，是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下来看辽、西夏、金、元的历史。所谓东欧亚的空间，以海域来看，指的是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以及与这些海洋相连接的陆地或岛屿组成的空间。若从我们一般常用的世界地理角度来看，这部分包括了东北亚、西藏与蒙古高原在内的中亚、东南亚以及印度一部份。
在这样的观念下所书写的明清历史，果然各章的重点和以往通史著作截然不同；过往以皇帝、宫廷及事件为主的政治史架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交易体系”为内容的世纪变化（见目录）。除了“交易体系”的核心观点外，本书另外有四个特色环绕着明清帝国：海洋、白银、物与环境，这在其他明清通史著作中是较为少见的。
海洋的视角
在前言中，上田信以一段“花莲妈祖在昆明”的趣味经验，将读者的视野带到海洋的课题，这章的标题叫“大海环抱的两个帝国”。上田信在一个近年来田野调查的重要地云南昆明机场遇到台湾妈祖进香团，为何这群观光客会带着妈祖来丽江旅行？妈祖是谁？为何台湾东部会有这样的妈祖庙？而丽江为何会成为知名景点？要将这些故事联系起来，作者告诉我们，得从历史上来解开谜题。
要谈这样故事，以往都从明末的政治史谈起，但书中却从元朝为开端。作者引用杉山正明的说法，元朝就是透过集中至再分配的交易机制，将势力拓展到欧亚全区的帝国，这个时期发展出来的机制是白银的大循环。但到了蒙古帝国瓦解时，欧亚大陆东部失去核心体系，转到与次体系并存的状况。到了明代时，虽然承继的不是唐宋的模式，但也无意愿及能力取代元朝创立，此时十四至十五世纪的中国退到一个次体系的位置。
这段故事，我们不仅在过往通史著作未曾听过，也没在《维梅尔的帽子》里提到。上田信擅长将明清帝国内部的变化放在蒙古帝国建立起来的白银交易体系脉络来检视。因此，十六世纪贵金属的精炼技术提升后，来自日本与美洲大陆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市场，一度退到次体系位置的现象开始重生，此后，商业时代开始出现，建构出一幅新的核心体系。
简单来说，作者一再强调，明朝是十三世纪在欧亚地区产生的白银体系瓦解之后，于东欧亚产生的帝国。环绕着这样的体系转换，《海与帝国》每章都提到了海洋。看这本书，你不能从以往教科书灌输给你的内陆帝国脑袋去看明清；反而从海洋来看帝国，我们会看到另外一种景象。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到日本学者才有的独特解读观点。例如在“第五章 商业的时代”中，上田信提到以往两岸的中国史学者较少提到的“宁波之乱”，从这条故事，上田信带出“日本银”的问题，并做出一个关键的结论：“就在宁波之乱后续处理的同时，日本出现了即将席卷整个东欧亚地区的变化。”
在“第六章 社会秩序的变化”中，提到十六世纪后半出现有别于朝贡机制的交易方式──“互市体系”。随着海禁到互市的开展，原本被舟山群岛双屿港抢走光彩的福建漳州月港，再度跃上历史舞台，这现象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
同样的故事，我们在《维梅尔的帽子》也看得到。卜正民在“秤量白银”这章提到，一夜之间，海盗成为商人，违禁品变成出口货，地下交易变成了将马尼拉等东南亚港口和泉州、漳州连成一气的商业网络。大批货物从月港出口，白银从月港流入，把中国和世界连成一块。此后，我们看到的是大家所熟悉的跨越大平洋的西班牙势力与美洲白银的故事。
月港遗址
白银与铜钱的双重架构
从“第一章 事件的时空”开始，上田信就点出，从欧亚大陆东部这个框架下来看，白银流通体系在蒙古帝国时期是核心体系，其周边使用铜钱的经济圈则形成次体系。白银与铜钱在空间上的双重架构，成为自一三五一年以来，长达五百年的交易体系。
上田信还补充了过往讲解中国史教科书都没提到的问题：这些白银到底去了哪里？他的回答是，由于十八世纪繁荣的马六甲港口变得没落，曼谷、西贡等新的交易中心崛起，根据推测，从中国流出的白银多半是进入了新加坡。英国商人用这些白银购买东南亚各地的物产，或是招揽来自中国的劳工。
对于这种世界史的动向与明清的关系，白银的故事相当重要。我们或许可以模仿《国家为什么失败》的作者批评《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戴蒙（Jared Diamond）所说的“笨蛋！问题在制度！”(页十四)，说出“笨蛋，关键在白银”这句话。的确，此后的明清历史的确与白银有密切关联。虽然上田信谈了这么多的白银故事，但直到十九世纪这部分，他才描绘出这幅全球史的图像。他认为从十九世纪中叶之后，中国裔民众的活动开始跨出东欧亚的框架，开始往美洲大陆、澳洲、非洲等地拓展，他将从那时到现在称之为“全球舞台”。
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学者从全球视角解析十七世纪以来的贸易流通。若要说起这种观念转变的源头，一定要提到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那本于二〇〇〇年得到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的重要著作《大分流》，这本书跳脱以往的欧洲中心论，不再以西方的扩张为分析的视角。他主张一八〇〇年之前，中国与欧洲基本上在经济发展的方向是大致相同的，此后，才有了分流。最主要的关键，不在于以往的技术的创新论点上，而是一种偶然性的因素，也就是所谓地理上的好运带来的能源革命，以及海外人力资源的特权。这种论点，着实影响卜正民写《纵乐的困惑》、《维梅尔的帽子》，甚至近来的《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
主导这场历史变迁的，就是在明中叶以后成为民间主要流通货币的白银。没有白银，十六世纪后期及十七世纪初期，就不可能出现中国商品的全球出口现象。有关这点，我们不妨找出包乐史的名著《看得见的城市：全球史视野下的广州、长崎与巴达维亚》，不仅引领我们看到这些白银流通带领的影响，更将三座城市的历史与当时的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联系在一起。
《看得见的城市：全球史视野下的广州、长崎与巴达维亚》
中国与欧洲的需求，创造出白银的大量流通，从而促使日本和南美成为两大供应来源。十七世纪的全球经济，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供需结构而形成。到了明中后期，白银已经是通行全国，位居货币流通的主导地位。当明代的白银储存量与银快开采量不足以应付民间日益扩大的白银需求的日益扩大时，海外的资源自然成为探寻的焦点。此时，旧的对外贸易模式——朝贡贸易已不能满足国内需要，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开采。在此同时，葡萄牙人于一五四○年代到达日本，他们发现中日间的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遂开始积极扮演中介的角色，并将贸易范围扩大欧洲。
西班牙人到亚洲后，也发现了这项商机。一五七〇年代起，西班牙大量开采他们在南美洲波多西(Potosi)的银矿，再经由墨西哥的阿加普科(Acapulco)转运至他们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基地，以购买中国出口到此地的商品。其中，丝绸与瓷器是最主要输出至欧洲的商品。有些白银是经由葡萄牙人之手，经由澳门流入中国。
因而，白银的故事将我们对于明清历史的认识，扩大到全球史的脉络下来观看，唯有如此，才能看到海洋与明清帝国的关系。
物的流通
用“物”来写历史是《海与帝国》的另外一大特色。上田信这样的物质文化的书写特色，也反映在明清史的研究新趋势上。近来的明清史有些新的研究课题，像是：“物质与消费”、“身体、医疗与社会”、“城市、空间与日常生活”、“感官与饮食文化”、“文化相遇”、“阅读与出版”、“旅游与书写”、“雅俗与士庶文化”、“视觉与图像”、及“记忆与历史”，这些课题除了以往的文化史取向外，许多研究是采取物质文化的视野。
《海与帝国》中有好几个小节就是直接以物当作标题，像是：“苏木环绕的海洋世界”、“以盐建立的帝国”、“毛皮与帝国”及“鸦片与军舰”。这些一个个看起来颇不起眼的物品，在上田信独特的叙事笔法下，既微观又宏观。
其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苏木与毛皮，这或许也与我本身是研究清代的东北人参有关，对于这些谈贸易打造的世界史特别敏感。上田信提到自永乐到宣德的十五世纪前半的海洋世界交易状况时，他举的就是琉球国尚氏中山王的例子。透过《历代宝案》的史料，我们会看到一四一九年时，受命出访的使者搭乘三艘外洋船，携带礼物，抵达暹罗国（阿瑜陀耶）后呈上礼物。根据出访回国后的报告，对方的官府称礼物太少，要官员购买瓷器，而且还搬出禁制条例，表示不许在当地任意购买苏木。在往后的几年，每年都会有琉球船派到阿瑜陀耶进贡。这批《历代宝案》中收录六年后的阿瑜陀耶给琉球国王回礼的书信，从中就可以看到赠礼清单中有三千斤的苏木。
过往少有史家这样写这段历史，尤其将焦点集中在苏木上。上田信却提醒我们，在解读这些史料的同时，也能看出十五世纪前半期的海上世界。除了要了解最初制作这些文件的琉球王国外，也要特别留意在东南及南海上的苏木交易。
苏木在中国很受欢迎，当时除了琉球、阿瑜陀耶外，满刺加及日本都会带苏木到中国。一来航行过程不占空间，处理容易，量少也可交易，重点是很值钱，因此成为东海与南海航行者常携带的交易商品。
“毛皮与海的帝国”那部分也相当精采。上田信从晚明的《万历野获编》谈起，提到晚明每年在宫廷需要分发给大臣的貂皮有一万张，狐狸毛皮约六万张。这些皮是从哪来的？又怎么取得的？从这则笔记数据，他将这复杂的中国东北的毛皮贸易网抽丝剥茧地展示给读者。当时皇帝赐给大臣的毛皮中，最珍贵的就是黑貂皮，而讲这项商品带到中国和朝鲜的就是女真人。作者还提到，十六世纪，透过海洋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都市，造就了一批富人阶级，对于黑貂皮的需要也越来越高。这种需求与其说是御寒，倒不如说是成为北京有钱阶级的身份地位象征。上田信说这些故事当然不是只是谈时尚、消费文化而已，他要谈的反而是点出这样的皮毛贸易需求对于建州女真势力崛起的影响。因为掌握这些交易的政治集团，就是活动区域离中国最近的女真。
不只是中国，这种毛皮与帝国的故事还延伸到俄国政府。满州人在统治中国后，毛皮需求大增，俄国政府为与中国交易，从一六七○年后，持续派使节团到北京交涉，从西伯利亚运到北京的黑貂皮一年高达一万多张。事实上，当时的这种毛皮贸易已经是全球史的故事中的一环了。俄罗斯帝国此时转向中国销售毛皮，背后反映的是北美洲也开始出产毛皮，使得俄国市场萎缩，不得不往其他国家。
有关这部分，《维梅尔的帽子》有较清楚的交代。早从十七世纪开始，美国人、法国人与原住民彼此就为了皮毛一事，交战不休。卜正民的这本全球史名著就有许多篇幅提到海狸皮的重要性。
然而，不只东北的毛皮与帝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其实人参也是。这部分上田信就完全没有着墨，仅在第一章提到当从商业时代到产业时代时，产业化的方式之一，就是以国产化的方式制作宝物，或宝物的替代品，人参就是一例。他举的例子是德川吉宗时代的日本，奖励种植竹节人参来取代过去的朝鲜人参。
当时整个东亚的人参都有相当频繁的流通，不仅是人参药材，还包括有与人参知识有关的各种专书。我在《人参帝国》一书中提到，十八世纪中叶以来的东亚，出版过许多人参专书，当时的朝鲜、日本及中国约有四十几部这方面的书籍，可见这些东亚国家的医药知识与博物学的交流相当密切。唯有透过这些书籍的出版文化与医学知识互动的研究，才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东亚间的药物知识与博物学交流的实际面貌。明清时期，东亚的中日朝鲜地区，经由人参消费的流通，彼此无论在消费知识与医疗知识上，都有频繁的交流。
当然产业化的不只是人参、生丝，另外还有以出口商品的方式进行，像是日本出口到中国的海产，以及英国走私到中国的鸦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第八章“产业时代”提到的装在草袋中的海产“俵物”的出现。当时在中国盛世的荣景下，对于干燥海产出现了强烈需求，在一七一五年的“正德新制”下，鲍鱼干、海参、鱼翅大量流入中国，成为宴会料理不可或缺的食材。
环境与地理
上田信过往在中国大陆做了相当多的田野调查，研究地域社会与环境史，因此本书在写作上除了上述三个特点外，还特别强调环境与地理的因素。
在提到明朝初期有许多因政策而起的移民传说，除了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外，贵州、云南也有。上田信举了明初朱元璋攻打云南的地缘关系的例子说明这件事是打造完整帝国的一大工程，以往很少有人以环境的角度来看云南的重要性。云南在欧亚大陆上有着非常重要且特别的位置，云南南部与东南亚之间构成文化圈，西部则是自古就藉由“西南丝路”这条交易要道与南亚链接；与西藏高原之间则有著名的茶马古道交易路线。此外，云南是好几个文化圈交集的地区，有人以“东欧亚的脐带”来比喻。上田信在谈明朝在此建立的政权统治体系时，还提到由于云南有高山、溪谷，构成了复杂的地形，是由多个民族分居共存，因此在统治时并不容易。
上田信不仅在论述国家权力的扩展或海外移民，处处都提到了环境的特色与限制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与人文景观形塑，本书还绘制了许多详细的地图让读者更容易有地理概念与空间感。这或许与上田信的训练与田野调查特色有关，虽然这特色其他册也有，但并未如本书绘制的地图这么多且如此精细。例如圆仁的旅游路线图、倭寇猖獗的地区图、盐城周边地图、南海贸易据点、东南亚的日本人街、利玛窦的旅程、江户时代对中国交易的四条路线、美洲大陆原产作物传播世界图、十八世纪互市体系下的中国沿海都市、江西商人交易分布图……等等，让人印象深刻。
《海与帝国》的延伸阅读
《海与帝国》出版后十年，尽管这种透过海洋看明清中国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本书还是这些专著中最深入浅出，既有观点又有故事的好书。这本书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书末列有参考文献，若要进一步参考当代研究，可以延伸阅读的书有哪些。
然而，毕竟已出版超过十年，读者若还意犹未尽的话，倒是有几本进阶的书可参考。日本近来的这方面研究已经形成“东亚海域史”研究群，其中最显著的研究成果，就是东京大学小岛毅教授主持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大型计划：“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一般俗称为“宁波计划”。在这个计划下成立了东亚海域史研究会，成员以历史学、文学与哲学为主，二〇〇七年举办了第一次研讨会，计划期间出版好几套丛书，展现出研究成果，像是“东アジア海域丛书”及“东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丛书”。
据东大教授羽田正的说法，这些丛书的书写有几项特点，一是海域概念的引进与开辟新的世界史方向，二是时间序列史的相对化与历史的模式化；三是团队合作的研究，所有的议题及书写都是共同讨论出来的，而非以往的会议论文式地各写各的。简单来说，就是较以往更为强调，全球史的取向是近来的新趋势。
在这些研究中，若想要很快地掌握东亚海域史方面的研究趋势，首先我的建议还是从研究入门着手。桃木至朗编的《亚洲海洋史研究入门》（《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门》，岩波书店，二〇〇八年）是其中首选。这本书的作者不限于中国史或日中交流史领域，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中岛乐章，他最早的研究课题是明清徽州商人，之后参与“东アジア海域丛书”的计划，撰有《宁波と博德》。这之间又曾与藤田明良、鹿毛敏夫、冈美穗子、山崎岳合作参与了「东アジア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之后中岛乐章二〇一三年又编有《南蛮・红毛・唐人―一六・一七世纪の东アジア海域》，结合了日本史与东洋史学者共同探讨亚洲海洋史，这在过往较为少见。《海与帝国》中所提到的几个重要观点，本书都有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相当值得一看。
此外羽田正编的《从海洋看历史》（广场，二〇一七年）也是一本重要的入门书。这书算是“东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丛书”的首卷，将这套书的东亚海域历史发展特色做基础的介绍。监修的小岛毅对这套书的描写是：“本系列丛书是以这一千年的时间跨度，观察到东亚区域内即使几乎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经过多采多姿和丰富多元的交流活动，并且对于催生日本本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关键性的角色。”
前后呼应的“花莲妈祖”
尽管《从海洋看历史》选出了三个“百年间”，具体描绘各自的时代特征与多样性，和以往的历史叙述相当不一样，算是此书最具特色的一点，不过就整体而言，《海与帝国》以中国为主体，从海洋的角度看整个明清帝国，对一般读者而言，更能看出这跟以往教科书所学的中国史有何不同。因此，尽管已经距今十多年，《海与帝国》还是目前坊间最完整也最好的一本明清通史读本。在如今出版市场上全球史当道且不断强调全球视野的主流趋势下，这书的出版更加凸显了从海洋看历史的重要性。
为了行文方便，这篇导读将《海与帝国》的四种书写特色：海洋、白银、物及环境分别论述，但这不代表作者在写作时是分开思考问题，相反的，本书处处可见这四种特色的影子。直到结论“妈祖与明清历史”时，作者再度展现叙事的功力，将这四部分整合在一起，又回到了前言中所提到、在昆明机场遇到花莲妈祖进香团的故事以及他的疑问，并用以下这段话总结本书：“如果花莲的神像中确实附着着妈祖的灵魂，在跟着郑和横跨欧亚海域，于南海及印度洋看过无数港湾的她，对于眼前丽江的风景又有什么感想呢？听完随行信众的说明后，当我再次凝视着端坐在机场长椅上的妈祖容颜时，明清五百年的历史瞬间化为一道闪光窜过脑海——那正是妈祖遍历欧亚大陆及海洋的旅程。”
看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一开始作者所铺的梗的用意何在。的确，妈祖的故事就是明清帝国与海洋的五百年故事。当读完这整本《海与帝国》，相信你的世界观一定会有改变！
（本文系《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一书“导读”，作者蒋竹山，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经作者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上田信 著，叶韦利 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17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