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之八十——被焚毁的圆明园

记得小时候看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小小的心灵第一次受到如此强烈的震动。那以后，凡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部分都不愿意再寓目，因为除了屈辱就是眼泪。后来长大了，又接触了近代史的相关资料，很想弄清中国何以被列强欺辱，又如何自立于世界之林？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大纲》给了我一个初步的答案。前几日又阅读了王军先生《圆明园的记忆》，使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 远在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派出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使团来华。借乾隆皇帝八旬寿诞之机，欲与中国改善贸易并建立外交关系。马戛尔尼的请求一共四点：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予一个小岛，可供英商居住和贮货。而在乾隆看来，英国仍不过是“化外蛮夷”，其使臣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以示臣服。由于乾隆的这种不平等的华夷观念，英国的这次和平交涉完全失败了。 紧接着便是林则徐禁烟，继而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在维多利亚时期正是工商业的大发展时期，海外殖民地与海外贸易关系国计民生。英国急于打破中国对于通商的限制，进入中国市场。于是，一场战争不可避免。 战争的结果是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主要五条。第一，赔款。第二，割香港。第三，五口通商。第四，海关税则。第五，治外法权。我们可以拿这个条约与马戛尔尼的四点请求作一个对比。其中有三条几乎相同，可见英国战争的目的是通商（无怪乎英国称鸦片战争为通商战争），而没有亡中国的野心。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治外法权与协定关税关乎主权，但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治外法权不过是夷人管夷人，乐得省事。我们自主关税是百分之四，协定后的关税是百分之五，我们反倒占了便宜。至于香港，英国人提到的时候，北京竟然不知道香港在哪里。可见，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知道国际公法与国际形势。 当时让清廷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但英国似乎并不理解这一点。1854年，英国要求北京驻公使（即马戛尔尼请求的第一条）和在长江流域加开通商口岸。负责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不予理睬。1856年，英国借口中国在英船搜捕海盗一事，法国借口广西神父被杀一事挑起战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5月，大沽炮台陷落。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诸强签订《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要求各国公使进京，并以西方礼节觐见皇帝。而这时的咸丰皇帝与其曾祖父一样冬烘，争所不当争，顽固的以为礼仪问题事关国本，而宁愿以鸦片合法进口，同时放弃海关税的代价换取公使不再驻京。如此一来，英军统帅额尔金同意公使另驻他地，但坚持《天津条约》批准书必须在北京互换。 1859年6月，列强公使进京换约，因随带海军及未按规定路线行进，遭大沽炮台清兵炮击溃退。次年8月，英法联军再次攻陷大沽炮台，向北京挺近。9月，钦差载垣与额尔金的谈判代表巴夏礼在通州谈判。条件已经讲好，但巴夏礼提出觐见皇帝面呈国书。在“跪与不跪”这一点上于清廷争执不下。清廷认为这是外夷狂悖，居心叵测，绝不能容忍。于是谈判再次破裂。巴夏礼等39人被中方羁为人质。 被激怒的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击溃清军。咸丰仓皇逃窜热河。10月6日，法军率先冲进京城西北郊圆明园大肆抢劫。次日，英军加入其中。而这时，联军人质中的21人已被折磨致死（甚至有资料说被阉割，泰晤士报记者的尸体是七至八块）。联军为死者举行葬礼，决心以“一种可以触摸得到的方式，来对中国的背信弃义和残暴表示报复与憎恶。”那么，这种可以触摸得到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震惊中外的火烧圆明园。 10月18日，英军放火。此前卖力抢劫圆明园的法军，却认为放火“不文明”而拒绝参加（正如雨果所说，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抢劫，一个放火）。性命苟存的巴夏礼在10月27日致妻子信里解释了火烧圆明园的因果。 “我们当然要对他们进行惩罚。难点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惩罚才合适。有的人提议让他们支付巨额赔偿金，其他人提出焚烧北京城或者毁坏帝王宫殿。我想额尔金勋爵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圆明园是皇帝的夏宫，离北京城只有5英里，皇帝和他的朝廷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这里度过。这里也是我们可怜的国人最初受到拷问与虐待的地方。虽然有人说这样的复仇行为是不高尚的，但是看来除了毁坏城市里宫殿，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既然圆明园是我们同胞受难的地方，我认为毁掉它是非常合适的。把整座北京城都烧掉太过残忍，毕竟这城里的人民有很多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在圆明园，我们针对的只是朝廷……如果我们只是要求赔偿金，那无异于用国民的鲜血来换钱。圆明园注定要灭亡。除此之外，每一个死去的国人的家人都可以获得50万两白银的补偿。” 我们应该仔细的分析巴夏礼的这封信。焚毁圆明园的原因有三。第一，圆明园是谈判代表受难之地。第二，圆明园是皇家私产，焚毁它足以损害皇帝的尊严。第三，联军关注中国民生，所以不烧北京城，不要赔偿金。因为圆明园是英国人的受难之地就将它焚毁显然没有道理。波兰怎么不焚毁奥斯维辛呢？说损害皇帝的尊严有一定道理，因为咸丰倒的确是被气死了。但损害皇帝尊严就没有其他选项吗？英法联军为什么不打到热河逼其退位？皇位才是最大的尊严。巴夏礼信里说没有焚毁北京城，我们要承认这稍微显露了一丝人性的慈悲。但强调焚毁圆明园而不要赔偿金是顾惜中国人的血汗就显然强词夺理。既然说不要赔偿金，那信里所言每一个死者家属获赔50万两白银从何而来？圆明园被毁了，清廷后来的重修颐和园以及几十年来对废园的修修补补的费用又哪一项不是民脂民膏？ 圆明园真的如巴夏礼所说注定要灭亡吗？如果清廷能认真考虑英国修改条约的要求；如果战争爆发后，清廷能认真履行《天津条约》；如果通州谈判能不斩来使；又如果英国人能像法国人一样哪怕多一点点“文明”。圆明园也许就不会被焚毁。太多的“如果”都是徒劳，我们今天只能面对着夕阳里的大水法残垣而黯然神伤。 尽管1860年还没有世界遗产的概念，也没有世界性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公约。但雨果仍以一个诗人的具有前瞻性的感性认识向世界大声疾呼： “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它荟萃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与帕特农不同的是，圆明园不但是一个绝无权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之崇高典范――如果梦幻可以有典范的话。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你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仙境般的建筑，那就是圆明园。这梦幻奇景是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成，雪松木作梁，以宝石点缀，用丝绸覆盖；祭台、闺房、城堡分布其中，诸神众鬼就位于内；彩釉熠熠，金碧辉煌；在颇具诗人气质的能工巧匠创造出天方夜谭般的仙境之后，再加上花园、水池及水雾弥漫的喷泉、悠闲信步的天鹅、白鹮和孔雀。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以宫殿、庙宇形式表现出的充满人类神奇幻想的、夺目耀眼的宝洞。这就是圆明园。它是靠两代人的长期辛苦才问世的。这座宛如城市、跨世纪的建筑是为谁而建?是为世界人民。因为历史的结晶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上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知道有个圆明园，伏尔泰现在还提起它。人们常说，希腊有帕特农神殿，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竞技场，巴黎有巴黎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尽管有人不曾见过它，但都梦想着它。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尚不被外人熟知的杰作，就像在黄昏中，从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看到的遥远的亚洲文明的倩影。” 圆明园被焚毁了。那残垣断壁永远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告诉我们曾经的耻辱。我常想：这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究竟于中国是利是弊？拿破仑曾说：“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拿破仑的意思是这只睡狮将长眠不醒。没有如战争这样强大的外力，如何震醒这只沉睡的狮子？如果没有战争让中国放眼看世界，中国会是什么样？是不是仍在山呼万岁，跪拜如仪？是不是仍在刀耕火种，靠天吃饭？是不是仍以缠足、太监、纳妾这样的“国粹”向世界展示我天朝文明？ 第一次鸦片战争，我们战败了。但战败并没有让我们走上改革自强之路。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当第二次鸦片战争额尔金闯入两广总督衙门时，竟惊讶的发现《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的正式文本就躺在总督衙门里。事实上，列强与清廷签订的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文本竟然从未到过北京，我天朝皇帝对它们不屑一顾。 看一看我们的近邻日本。1854年2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修·佩里率领7艘战舰，出现在扼守江户湾要冲的浦贺近海。武力威逼之下，日本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日美神奈川条约》。痛定思痛后的日本有识之士发起尊王攘夷及倒幕运动，最终于1868年辅佐明治天皇开启“明治维新”，进行全面西化的改革。这次改革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迅速强大起来，逐步废除了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如果清廷在《南京条约》之后即开始试行改革，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20年。中国与日本的屈辱战史就可能重写。 被焚毁的圆明园是一个悲剧，这是无疑的。但我们总是一味的自怨自艾也是毫无意义。如果说，一定要从火烧圆明园中找寻一点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圆明园的大火给予满清统治者巨大的精神刺激，迫使清廷终于把改革与自强提上议事日程。 最后还想说一说日本。佩里率领舰队粗暴地踢开了日本的国门，日本人没有把他当作侵略者，还将其作为开国的恩人来纪念。日本人不仅在横须贺市建立了一座佩里公园，还在当年美国黑船登陆的地方，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在佩里公园，每年都要举行民间自发的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入侵者佩里将军——那位用坚船利炮敲开日本国门的美国人被日本人塑造成为英雄。 日本人为侵略者立碑，或许我们很难理解。如果我倡议为额尔金勋爵立碑，我一定是千夫所指的汉奸卖国贼。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佩里的这次入侵使日本迅速的强大起来。而额尔金的入侵使中国再次陷入深渊，一蹶不振。因此，额尔金作为焚毁圆明园的罪魁祸首这一点我不做翻案文章。我只想说，鸦片战争历史上的意义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从此密切了。蒋廷黻先生说：“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全看我们振作与否。” 1872年，一个叫奥尔末的德国人第一次用照相机记录了被焚毁后的圆明园。1872年的圆明园尚残存十三处建筑。这位惯常用公文写作的德国人以少有的抒情笔法描述了被焚后的圆明园: “那些装饰……五彩斑斓，绚若彩虹……你看，如此丰富和迷人的色彩，浸透在北京湛蓝的天空里，随着观赏者与太阳位置的移动，如万花筒般变化无穷，在大理石建筑的映衬下，夺人眼目，湖中倒影如海市蜃楼……让人仿若来到“一千零一夜”的神话世界。” “万园之园”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被拆卖，被盗抢，只剩下了大水法残迹。当我妄图从近代有关圆明园的诗词里间接的感受它时，竟然发现伤悼圆明园的诗词是如此之少。最有名的是王闿运的《圆明园词》，很长，只抄两句吧： “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 重修圆明园的呼声一直不曾停止。我们忘却历史了吗？只有那“四海荒残”才能一次又一次在我们陶醉于盛世中国的迷幻里戳一戳我们的痛处，给我们一点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