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关于新诗与旧体诗范式转换的一点感想

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范式》，觉得可以从同样的角度理解20世纪早期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新诗革命。其中提到：“当一个范式的候选者首次被提出来的时候，它只能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中的少数几个，而且大部分解释还远不完善。”比如这样一个例子：“在开普勒之前，哥白尼理论几乎没有改进依赖托勒密体系所做的行星位置预测。” 以新诗为例，我想情形也是如此。翻开钱理群的《二十世纪诗词注评》，这是一本二十世纪的旧体诗词作品选，我预料到过但仍然震惊于有这么多的人介入过这么一个在胡适之后迅速日落西山的诗学传统——我仅列举部分我留下了深厚印象的作者：林纾、严复、康有为、蔡元培、齐白石、章炳麟、梁启超、黄兴、沈钧儒、秋瑾、王国维、徐特立、何香凝、于右任、李叔同、刘大白、鲁迅、蔡锷、宋教仁、张宗祥、章士钊、沈尹默、汪精卫、苏曼殊、马叙伦、林伯渠、朱德、董必武、黄侃、李济深、柳亚子、李大钊、胡适、郭沫若、刘伯承、毛泽东、叶圣陶、周瘦鹃、吴宓、张恨水、徐悲鸿、茅盾、郁达夫、叶剑英、潘天寿、朱自清、田汉、丰子恺、翦伯赞、周恩来、闻一多、老舍、李立三、瞿秋白、张大千、冰心、俞平伯、王力、陈毅、龙榆生、胡风、聂绀弩、苏步青、臧克家、施蛰存、萧军、赵朴初、吴晗、姚雪垠、文怀沙、周振甫、何其芳、程千帆、杨宪益、叶嘉莹……这些人中，有极少的一部分是专业的旧体诗词作者，如柳亚子，还有此书中未入选的黄遵宪等，其他人多是以政治家、书法家、翻译家、学者、白话小说家、散文家或新诗诗人等身份而为后世所闻，不管他们对待旧体诗词的创作态度多么认真，他们多数只是在业余从事旧体诗词写作这一事实却不可改变。其中不乏在文学视野上跨越了古今、中西、白话与文言的两栖作者，但多数既写旧体诗词也写新体诗或小说的人都以后者名世，如鲁迅、张恨水、郁达夫、朱自清、闻一多、老舍、冰心、臧克家、施蛰存、何其芳等。 如果我们再找一本现代新诗选对照的话，就会意识到差异的严重性。就拿蔡天新的《现代汉诗100首》为例，入选此集的多数人物都是心无旁骛的、职业化的新诗作者，其中部分诗人兼有小说家、随笔作家或是大学教授的身份，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向新诗投注了自身主要的一部分精力。我想可以从两方面看待这个差异。一方面，因为新诗的无定型性，它尚未成熟到能够积淀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本能，因此新诗创作主要集中在一批接受了西方诗歌传统或汉语翻译诗歌训练的文学从业者身上，而大批的古典文学学者、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政治家、战士，甚至僧侣、军人，都更加谙熟古典诗词的传统，而对当时作为一种实验事物正处于胚胎阶段的新诗普遍保持距离；即使像郭沫若、沈尹默这样的新诗开拓者，到后期也转向了旧体诗词创作（被有些人认为是他们创造力衰退的象征）。另一方面，新诗的极端先锋性伴随着它的职业化历程，使它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和一种严肃的、区分度较高的文体开始受到普遍认可，这导致无论是在教科书里还是在普通读者的视野里，新诗都比同时代的旧体诗占有更多的合法性。正如普遍存在的关于旧体诗词能否入选现代文学课程的争议所表明的那样，旧体诗词写作如今更具有一种民间的、自发的、历史遗留物的性质，它像是划过唐宋时代天空的耀眼的中文流星在逝去的轨道上留下的灰烬。无论是活在当下的草根还是被深厚的古典学养所化之人，都渐渐把旧体诗词当作一种不堪示人的私人爱好，使它成为和收集瓷器、侍弄花草一样的“玩赏”的对象。 梁启超曾说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也让我想起了莫雷蒂在《世界文学猜想》里面所论述的介于外来形式、本土内容、本土形式之间的第三世界文学。莫雷蒂的论述应该可以在黄遵宪、梁启超、胡适的宣言里找到对应，在周作人、聂绀弩的现代打油诗/诙谐诗传统里想必也可以看到一些痕迹。新诗的重要性在于它完全摆脱了过渡状态，它是一种范式转型，而《尝试集》则是一次早产。从它正式分娩的一刻起，里里外外必须全是新的。它是新思想、新内容、新境界，跟古典诗词几乎没有关系。尽管近期已经有人反思这种决裂是否过于草率和片面，比如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认为新诗除了翻译文学的第二个传统是中国旧体诗词，但是当时新诗对于旧体诗词的决裂确实是这样合理地发生的，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可能找到别的途径。就像在小说中除了鲁迅等短暂的特例外，不可能持续存在一种半文不白的语言一样。而且我认为，如今，暂且不论旧体诗词走出失语症的潜在性，仅在新诗回归古典诗词传统的角度而言，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去修复这种决裂，而是坦然面对这种决裂，并且恰当地寻找新旧体诗歌之间的转换点。这种转换在决裂之前、决裂之中都不可能发生，它只能是一种追加的结果。就像伽利略和牛顿分别对于苹果落地的解释一样，尽管牛顿认为伽利略已经发现恒定的重力所产生的运动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但伽利略本人对于“力”尤其是重力确实所知甚少，所以伽利略把苹果落地仅仅视为是物质的“本质”趋向宇宙中心的一种运动，所以他关注的是苹果掉落后离地心的距离，而不是它离苹果在树枝上所处的运动的起始点的距离。在旧体诗和新体诗之间不可能出现一种混血婴儿，正如亚里士多德和牛顿、托勒密和哥白尼之间不可能出现一种混血婴儿一样。 新诗早期的孱弱并不值得担忧，作为一种范式，它已经胜利了，这保证了它的解释力和有效性。即使在20世纪诗歌的纯粹美学成就上，新诗可能仍然不尽如人意，即使在普及度和认可度上，新诗距离成为一种常识、成为人们对于情绪的第一反应还有很远的距离，它却仍然是毫无疑问地胜利了。新诗的浑身跟20世纪的气息更为相融，它更适应一个电车、手机、超市而非马车、锦书、阁楼的时代，新诗的希望在于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