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傻了,你或许就是“情感暴力”的受害者
按照日本心理学家加藤谛三在《情感暴力》中的说法,遭受这种情感控制的人,是被“善意操控”了,陷入卡伦·霍妮所说的“虐爱”,他们无法反抗,难以向他人诉说,只能默默拖着一把“心锁”四处游荡。
“我为你牺牲这么多,你为什么就不不知道感恩呢?”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
“只要你幸福,我怎么样都可以。”
“听不听由你,可我都是为了你好。”
“你这个样子我真的非常失望。”
“咱家人就应该怎样怎样,不然就太过分了。”
“我老了以后,你可不能不管我啊,不然我就白养你了。”
“都是因为你,我才变成这样的。”
这些话是不是似曾相识?它们可能伴随过你的成长,可能是你最亲近的人的口头禅,也可能已经成为你自己的语言习惯。听着这些话长大的孩子,也许衣食无忧,看起来孝顺、懂事、让家人骄傲。他们深爱着自己的父母,拼命工作、努力学习,很容易成为学霸或工作狂,在外人看来是前程无忧的佼佼者,心中怀抱着对精英主义、英雄主义的热切追求,却总是感觉自己被什么捆缚住,极容易陷入负罪感,无法自由自主地生活,没办法和人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甚至很难感觉到快乐和轻松。
这些话看似并没有什么大碍,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它们无一例外都是通过道德或情感压制(以“爱”为名)的方式,对对方施以“情感暴力”,以达到控制和支配对方的目的。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很多亚洲国家和地区,这种高压型控制在亲密关系,如亲子关系中非常常见。
语言的杀伤力或许不比拳头,让人轻易看见血和伤痕,看见晕厥和眼泪,却是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摆脱的阴影。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我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家庭暴力,关注公共空间的行为和语言暴力。然而,我们是否也需要警惕,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在一种“隐形的暴力”——情感暴力中成长、挣扎、痛苦,却不自知。

“我都是为了你好”:在情感上虐待子女,却以为深爱着他们
在知乎,“为什么有些父母喜欢用语言伤害孩子?”一问底下,有2271条回答。有人因为父母“出人头地”的过高期待,无论怎样努力,“失望贯穿了我的整个人生”。有人因为父母表面上说“成绩不好无所谓,努力就好”,却一直唉声叹气,以至于他愧疚到无法入眠。有人在父母“恐惧让人成长”的打击教育下,成长为自己怨恨的人。而所有的伤害,无一都有一个看似名正言顺的外衣——“我都是为了你好”。
以爱的名义向孩子提出他们达不到、或不情愿达到的要求,站在“为你好”的道德制高点上,让孩子无力反抗,反而将责任归咎于自己。在心理学上,父母的这种行为被称之为“高压型控制”,是情感暴力的一种。Lisa Fontes在《无形的枷锁:战胜亲密关系中的高压型控制》一书中指出,加害者出于对控制别人的迷恋,或因内心脆弱而恐惧失序的状态,将不安感诉诸外在的人或事,以操控他们获得自己对生活的掌控感。他们往往强调爱和付出,通过语言打击的方式抹杀对方的自信(“你要是听我的,不至于这样。”“说你不行,你还不信。看吧。”),让对方产生“他/她比我更了解自己”或“他/她的确是为了我好”的错觉,很难察觉自己正在遭受伤害。
艾里希·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这样写道:
天真的、孩童式的爱情遵循下列原则:‘我爱,因为我被人爱。’成熟的爱的原则是:‘我被人爱,因为我爱人。’不成熟的、幼稚的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
这不仅适用于异性之间,同样也适用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爱的可贵之处,恰恰是:不因需要对方的爱与依赖,或满足自我的欲求,才去爱。而习惯于实施精神虐待的父母,却无法领会到这一点,用弗洛姆的话说,他们“戴着以道德为名的面具,束缚子女对生活本身的渴望”。
攻击人的方式分为多种。一种是直接攻击,比如攻击性的言语或行为,这种攻击容易发现,也相对容易制止。另一种是非直接攻击,分为间接攻击和被动型攻击两种。间接攻击比如散布谣言、毁掉对方的心爱之物、通过第三方加害等;而被动型攻击,即我们所说的情感暴力,是以一种隐秘的、温和的方式实施情感控制。按照日本心理学家加藤谛三在《情感暴力》中的说法,遭受这种情感控制的人,是被“善意操控”了,陷入卡伦·霍妮所说的“虐爱”,他们无法反抗,难以向他人诉说,只能默默拖着一把“心锁”四处游荡。
我们并非否认或诋毁父母对子女的爱,只是这种从自我出发的教育方式和表达爱的方式的确会让他们负重前行,并在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法解脱,深受其苦。瑞士心理学家Alia Nliller认为,“为了孩子好”会扼杀孩子的自由发展,造成的压抑童年会瓦解其意志,导致他日后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丧失创造力和反叛力,使得他们成年后很容易被操控。
当原本作为人类减轻焦虑的手段的爱,在泯灭个性、“互相牺牲了自主性”(加藤谛三 语)的前提下进行,焦虑便会加倍奉还。
正如罗洛·梅在《焦虑的意义》中所写:
“‘爱’不是被当成克服个人鼓励的建设性方法,而往往被当成是自我扩张的手段,我们为了竞争的目的而利用爱,在竞争中拔得头筹,赢得令人称羡的伴侣,那是个人才干的证明,伴侣就像是股市投资获利所得的战利品。另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我们因为孩子在大学得到的奖励,或以其他形式为家族增光,就对孩子另眼相待。在西方文化中,爱往往被当做是减轻焦虑的手段来追逐,但当它是在泯灭个性的竞争架构下进行时,这样的追逐反而会增加鼓励干和敌意,也因此会使人更加焦虑。”
重建瓦解的自尊与价值:“将注意力从别人身上,还给自己”
“我知道无论怎样努力,都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但说服自己离开或逃避是不可能的,我已经养成了想让他们为我骄傲的习惯。”从K君出生起,他的父母就为他制定了详尽的育儿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培养他考进清华或北大,以后做科学家,光宗耀祖。为了不让父母失望,他努力读书,成绩优异,却在高考时因两分之差没能进入北大,考到了二本学校。
“他们从来不骂我,只会反复和我讲道理,直到我认同为止。没考进北大,我也很难过,但更难过的是,他们整个暑假都没理我,不和我说话,好像我真的做错了。”虽然小时候,父母就教育他“考不好不要紧,努力的过程最重要”,但每次考不好,他们都会脸色低沉,心事重重,甚至不和他说话。为了让父母开心,K君只能加倍努力,也只有这样,自己才有价值,“感觉自己被抛进了一个漩涡,逃都逃不掉”。
大学毕业,他通过层层面试,进入一家国企工作,原本是个不错的结果,当他和家里说起,却被逼问:“为什么不找一个能给户口的工作?谁谁都有了户口,买了房子,你却不行?当初他还没有你学习好呢。”或者:“我们单位谁谁家小谁都结婚了,孩子都三岁了,你怎么还不着急?你可真行。”后来,他干脆不和家里联系,避免尴尬。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却始终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我一直在拼命奔跑,他们却指着天上说,看,有人在飞!”K君回想起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孝顺、服从、勤奋、认真,“什么都会了,就是没学会怎么做自己”。
言语和行为不一致(“考不好不要紧”vs冷落和苛责的态度)、目标与现实不符(忽视孩子当下的努力,提出超出他掌控范围的更高目标),看起来是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却是情感暴力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在这样的家庭关系中,孩子往往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因为只有优秀,才值得被表扬、被爱,而反之则不值一提),感受不到被包容、理解和接纳。他所能感受到的,只是源于不被赏识的焦虑和压力(他的自我价值,已经被迫与成绩、升学、工作、工资、户口、结婚、生子划了等号),以及,成为满足他们幻想和期待的一个无灵魂的容器。
他们的尊严、价值、自我认同,很可能在看似轻巧的只言片语中被彻底瓦解。这就是语言的杀伤力,它和“脸皮薄”、“玻璃心”无关,因为再厚的牛皮,也敌不过一把锐利的刀。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父母和K君的父母一样,他们未必不是尽职尽责的父母,未必不爱他们的孩子,不期待他更好、更健康、更快乐,却在无形之中给子女的心灵施加了最为残忍的戕害,反过来还要求对方报恩。父母在等我们道谢,我们却在等父母道歉。
一个安全的人,往往容易放松,让人感到舒适;而自身的不安定感,却会让周围人时刻充满压力,却说不出原因。和K君的父母一样,我们的父母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也曾经是情感暴力的受害者,曾经被他们的家人以同样的方式,甚至更激烈的打骂对待过。时代和家庭在他们的内心种下一颗不安的种子,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将这颗种子培育成材,并将同样的不安传递给后代。
他们也曾经是绝望的人。

怎样缓解因为不安带来的绝望呢?又如何从情感暴力的怪圈中走出来呢?卡伦·霍妮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中写:“绝望的缓解是敌意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只要内心变得强大,就不会总是觉得受到他人的威胁了。有很多原因可以让一个人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比如,以前的他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到别人身上,而现在将它还给了自己。”
法国心理学家玛丽-弗朗斯·伊里戈扬在《冷暴力》一书中这样定义“尊重”:“尊重的意思是,重视他人身为人的价值,并知道我们可能带给别人的痛苦。”
父母和子女之间也一样,不要等过错已经酿成,还在期待被感谢的那一刻。
(原载于《新京报·书评周刊》,原标题:“有一种暴力叫‘我都是为了你好’”。)
参考书目:
《我们内心的冲突》,(美)卡伦·霍妮,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2月
《焦虑的意义》,(美)罗洛·梅,漓江出版社,2016年10月
《爱的艺术》,(美)艾里希·弗洛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7月
《逃避自由》,(美)埃里希·弗洛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6月
《情感暴力》,(日)加藤谛三,时代华语·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
《冷暴力》,(法)玛丽-弗朗斯·伊里戈扬,后浪·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
Invisible Chains: Overcoming Coercive Control in Your Intimate Relationship, Lisa Aronson Fontes; The Guilford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