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辞,丧,与归隐
我大概是个裸辞专业户。
大学毕业不到半年,从杂志社辞职,旅行了一圈后,到北京一家报社。两年后,又裸辞了。
很多人会问,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是不是有了更好的机会?
然而并没有,两手空空,只是不想工作了而已。
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不想工作”总有点“政治不正确”,也和从小受到的“劳动最光荣”相违背,但我也只能坦承,就是不想工作啊。
两年,写了一些在彼时彼刻产生了实际影响的报道,被称为报社主力。赶上了纸媒最后的黄金时代,收入还不错。继续做下去,还有发展空间。
卡夫卡在小说《变形记》里写,某天早晨萨姆沙起床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没法去工作了。
我不过是在某天起床后发现一个电话也不想接,不想说一句话,便结束掉所有的工作关系。

四五年后,当“丧”这个字以及它所代表的状态,在90后年轻人中传播开时,我发现我那会儿的状态,一个“丧”以蔽之。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提不起劲。怀疑工作的意义,失去了工作的动力;与人太过频繁的工作来往,也让我不堪承受。
除了隔两三天买菜买粮,其它时间足不出户,只与聊得来的几个大学同学偶尔见见。虽然说不上混吃等死,但与积极进取的主流社会相隔离。
没了想要追求的东西,也没了昂扬奋斗的心劲,除了一点存款外,没有任何收入。
2
唯一不那么丧的举动,就是两次出门旅行了,不过也属于“孤独寂寞冷”的那种。和成群结伴、欢声笑语的旅行者相比,我简直就是个孤独症患者。
先是在寒冷的冬天一个人去了最北的漠河,坐着火车抵达暮色中荒凉的边城。
冰天雪地里,一个人住火车站旁边的破旧小旅馆,吃饭时壮着胆子与一屋子大老爷们儿共处一室,回到房间却后怕得很。
从漠河回来,又去了东南亚,一个人沿着越南的海岸线一路向南,再折去柬埔寨和泰国,晃荡了一个多月。

常常一个人等车,一个人窝在路边咖啡馆发呆,一个人找旅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坐夜晚的卧铺车。
那种一股脑儿席卷而来,把我整个人裹挟了的“丧”,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当时并不能完全搞明白。
明明一直算是个勤奋积极上进的人啊。
3
今年四月长居大理后,我似乎才找到某种属于自己的状态与道路——靠写作撰稿为生,不在某个大机构里上班,不担任何种职务,不蹲守在格子间里,由自己安排时间。
自然赚不了多少钱,和大理不少嬉皮士、手艺人一样穷。
听上去还是挺丧的!
但心里没了焦虑,反倒有种多年来少有的内心平静。
能常去田野散步、森林远足,欣赏时刻不同的苍山、天空、云彩、晚霞,呼吸青草泥土玉米地的气息,有种沁入骨髓的愉悦感。
不用每天和人打交道,有很多时间看书,写想写的东西。

长居于此的人们,似乎个个都是生活家,每个人都能动手做点什么,种菜、烤面包、做木工、手工缝制包包、改造老房子、搞装修……
每次遇到新的人,我都忍不住默默感叹一番,真能干啊!
4
直到遇见Evan,他的人生经历,让我有了不可名状的触动。
Evan是美国人,曾是个学霸,毕业于华盛顿乔治敦大学,专业是中文。
念大学之前,他就想好了,要么学中文、要么学阿拉伯语,因为它们古老、艰深又具异域感。
高中毕业的假期,去加拿大学法语,遇上的室友恰好是中国人,他就在大学里选了中文。
他喜欢喝酒,但在美国,21岁以上才能买酒。18岁的Evan就在网上买了原料,偷偷在宿舍里酿啤酒。
大学毕业前,Evan参加中国孔子学院主办的“汉语桥”比赛,得了华盛顿赛区第二名,又恰好因为组委会联系不上第一名,Evan便得到免费去北京参加决赛的机会,从此留在了中国。
在北京上海生活了六年后,骑自行车环游中国,途经云南时喜欢上这个阳光充沛、植物丰富的地方,于是留在大理,至今五年了。
Evan在大理认识了他的中国妻子,一年半后儿子出生,现在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
中文和酿酒,是他大学时最专注的两件事,如今是他的生存与生活方式。
他还自己腌制香肠、熏肉,动手做很多日常所需的物件。

同他一边聊天,我心里一边感慨,活得可真自由啊,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被哪里吸引就在哪里停留。
没有计划指引,可是每个当下,他又全然专注地投入当下的生活,没有我成长中熟悉的那种目的论,走过的路也不会分出有用没用。他看上去如此舒展,真实,十分坦然。
这真是我从未想象过的一种人生!
5
Evan将自己称为“准嬉皮士”,穿着T-shirt短裤、留着寸头,在着装和生活习惯上与典型的嬉皮士不太一样,但内核是相同的,用Evan的话说——“不喜欢浪费人生去帮有钱人变得更有钱。”
“嬉皮士选择一个地方有两个标准,地方好,物价低。”Evan说,“嬉皮士不喜欢工作,所以物价一定要低。”
“不喜欢工作”,我心里一动,原来天底下不喜欢工作的,大有人在,而嬉皮士们对此坦然接受。

但当我把这段话写成文字发给Evan时,却遭到他的强烈反驳:
“看起来给人的感觉是嬉皮士很懒,这不对。
嬉皮士不喜欢的是上班,不喜欢无头无脑地去给人家干活儿。
我所认识的’嬉皮士’是非常勤快的,比一般城市里上班的蚁族勤快多了。
有的种菜,有的画画,有的做特殊食材,有的很多事情一起做,只是没有一个愿意当上班奴。”
“我做的不只翻译和酿酒,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情,我都一定自己做。尽量避开工业文明,找方法不用上班还能养活一家人,并非易事。”
这一番反驳,让多年来缠绕在我心头模糊不清的东西,开始变得清晰。
从高考到工作,我按照流水线的流程一路走下来,总是尽力去做这个工业流程上最优秀的螺丝钉——通过了每一场考试、进了很好的大学、读了这所大学里最有名的专业、进了这个专业所指向的最好的媒体。
可是心里总觉得不对头,我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啊,读书、写字、双手劳作,有所创造,过简单的生活。
不被社会这座机器捆绑着,走向并非自己所期待的方向。
所以一次次地尝试、突围,一次次地辞职、四处晃荡,不自觉地以丧来对抗不想要的现实,求得精神上的平衡。

6
嬉皮士式的“丧”,有自己的选择与主张,是在反抗之外去践行真正相信的东西。
1960年代席卷西方的嬉皮士浪潮,它所开出的花朵、结出的果实,一直波及至今天。
吴晓波在《腾讯传》里,写到互联网的形成与精神,与1960年代轰轰烈烈的青年运动、嬉皮士浪潮的关系:
“在美国,《时代》周刊曾经刊登过的一篇文章认为:今天的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之所以成为这样,乃是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精神所致。”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网络世界里一直崇尚并流行着‘自由平等,随心所欲’的网络文化与精神,其内涵类似于嬉皮士文化。 从乔布斯、杨致远、贝佐斯,到布林、扎克伯格、马斯克,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并不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国人’,其中一部分是来自东欧、俄罗斯或中国台湾的新移民——无一不流淌着嬉皮士的血液,辍学、叛逆、崇尚自由和不作恶。”
而史上最有名、对现代社会带来巨大改变的嬉皮士,大概非乔布斯莫属。

“他服用迷幻药,经常赤脚走路,穿着邋遢的牛仔裤,喜欢公社式的生活,信奉佛教。”
他吸大麻读名著,推崇民谣和摇滚歌手鲍勃·迪伦。去印度朝圣。
受到日本禅师的极大影响,在重返苹果之前甚至想去日本出家。大一开始吃素,多年来做禅修与静心。

后来他做的事情人人皆知。
他反叛,在传统的手机、电脑之外,开创了完全属于苹果的新领域,导致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样的老牌厂商苟延残喘。
禅宗、侘寂美学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审美,极简主义被贯彻到了苹果产品的每一处细节,进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审美……
尽管中国的互联网世界并不完全承袭嬉皮士精神,可我们毕竟还是受益于互联网的本质。
没有互联网,我们离平等、自由会更遥远。没有互联网,我也无法在大理过向往多年的生活。
“所有人的心中都有个愿望:回归较为简单的生活方式,包括简单地表达情感、学习知识。” “回归自然的意思是过自由、解脱的生活。妨碍我们的现代生活、让其变复杂的,是目的论这一概念。……只要我们生活在目的论的生存方式层面上,我们就不可能获得自由。没有自由,这是世上所有焦虑、悲苦、冲宿之源。”
这是铃木大拙在《禅与日本文化》中的一段话,让我深受触动。

禅宗是嬉皮士运动的一个精神起源与依傍,它是佛教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形成、发端,却是在日本发扬光大,并波及世界,成为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运动的精神归属。
一年前,我还在北京忙碌地工作,却写下了“想过一种简单生活”的愿望,引来很多人的共鸣,放眼望去一片丧。
但其实,我们心中的丧,不过是对无趣现实的反抗,它真正的内核,是想要过一种自由、解脱的生活,却求而不得。

如今我有幸开始践行这样一种生活,未来会如何,有什么要紧!
就把这人生,当成一个实验场,至少已把自由紧握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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