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海》

桑提亚哥是海明威短篇小说名篇《老人与海》中塑造的“准则英雄”形象。老人走运也好、背运也好，他都在进行苦斗，体现着一种“优雅”的风度。尽管海明威曾反对把《老人与海》看成寓意性作品，但作品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大海”象征着现实生活，它永恒无限，神秘莫测，它时而仁慈，给你带来丰厚的收获；时而残忍，狂涛巨浪，让你九死一生；“马林鱼”象征着人们想要达到的目标。人的理想总是那么美好而又可望不可及；“鲨鱼”象征着人类永远摆脱不了的悲剧因素，它总是在你最欣喜得意的时候出现，“老人”则作为抽象化了的人类精神的象征。 选取大海作背景体现了作品题材的重大性，毕竟海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而且来自16年前一个简单的渔猎故事的创作构思也是海明威对现实社会秩序深入思考的结果。以大海为代表的现实社会是不可理喻、充满危险的世界。大海的变化无常，鲨鱼的凶猛残暴都是现实世界暴力的象征。在老人眼里，那片海是永远无法理解的客观存在。它的荒诞性神秘性恰好在于:它可以给你偌大的礼物，让你欣喜若狂；又可以让你胜利在望时，功亏一篑。大海代表的整个社会现实，整个世界完全凌驾于“人”之上，成了捉弄人的荒诞存在。人与现实世界斗争的结果是残酷的失败、流血和无能为力。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来一个故事。桑提亚哥的形象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加缪笔下的西绪弗斯。西绪弗斯的结局是——往山上推石头。“人们只能看见一个鼓足全身之力推动着巨石，他紧贴巨石的面颊，肩膀承受住布满泥土的庞然巨物，双脚深陷在泥土中，两臂伸展开，一双手支撑着，不停地推动。经过漫长的辛勤劳动后，目的达到了。然而西绪弗斯看着那块巨石迅速地滚下山去，他得从头再往上推。他重新回到了山下的平地。”作为荒谬的象征，加缪对其评价是:“无论他的热情或他的苦刑来说，他都是个道地的荒谬人。他对诸神的蔑视，他对死亡的仇恨经及他对生命的热爱使得他得到这无法比喻的惩罚。这惩罚使他用尽全力也得不到成功。这就是对尘世热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历经84天的苦斗，终于捕到一条比他的小船还长两尺的大马林鱼。然而同西绪弗斯一样:成果却化为乌有了。他拖回海边的只是马林鱼的空架，鲨鱼剥夺了他的“战利品”。然而老人并未颓唐，他仍然那样热爱生活甚至梦中还见到象征力量的狮子。我们同样可以说“他的命运属于自己，那片海，那条船，为他所有。”也许明天出海仍然是徒劳，他却乐此不疲。通过桑提亚哥，海明威表达了他对显示存在的荒谬的世界的体认 正如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说过的:“我们是一些无望的偶然的生物，被扔在一个没有我们也必然存在的世界上，存在物本身无时无刻不处于极端偶然之中。” 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在其行动之前悲剧命运似乎早已注定。现实是如此不可理喻，仿佛人只有通过死才能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只有死才是最安全的保障，才能摆脱荒诞世界的捉弄。84天冗长的战斗过程在老人眼里却是庄严的，是其生命的缩影。打渔决定了他必须不惜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生存决定了他必须面对荒谬。 二、 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在“关心存在，人的存在，个人的存在；以及该存在的条件和质量”上是一致的。这种对于存在的思考和关注既是西方时代精神的需要，也是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人类存在问题的观照。约翰·基林格在其著作《海明威与死神:存在主义的一个故事》中在肯定海明威存在主义思想的同时，指出他与存在主义的相似性“不是因为存在主义哲学对他有直接的影响，而是因为海明威和存在主义者都是他们共同环境——20世纪这一灾难深重、战痕累累世界的产物。” 海明威18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生理和心理上均留下了战争的伤痕。战争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虚妄本质，摧毁了传统的价值，使人与社会之间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缝。从此人被抛入了一种孤独的境地，他们彷徨、苦闷、疑虑、迷惘，看不到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海明威在揭示战争的残酷不义之时，也是在揭示人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存境遇。他在否定战争的同时，也在否定人类的整个生存境遇。这种对战后人类存在的揭示就是存在主义的“人生是痛苦的，世界是荒谬的”翻版。萨特是从人的本体论的角度思考了人类生存的乌有和痛苦。海明威则从人的实际生存处境出发，展现了人在价值沦丧的社会中生存的虚空和迷惘，两者角度不同，但指向同一。 三、 存在主义宣称:存在先于本质，即人在存在之前，没有任何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没有固定—言风格给读者提供了八分之七的自由阐释权。海明威那隐去八分之七，只显现浮在水面上八分之一的冰山原则使他把生活素材浓缩到了几乎“吝啬”的地步。“读者，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受到他所省略的部分，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海明威这种不加评论、不加解释、不加分析的文体风格既告诉我们人物每一个本能的行动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原样，是存在着而非想像出来的东西，又给我们提供了重组熟知环境中的人物的自由，从而大大增添了艺术生命的感染力。简洁、看似干巴的语言，短而不连贯的句子，含蓄客观的表达，不仅没有减弱表达人的生存境遇，反而于简洁中见深邃，于不连贯中见真实，于含蓄中见内涵，于客观中见真理。这不可不说是海明威对存在主义文风的贡，使存在主义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统一。 总的来说，海明威的存在的人生观基本上是存在主义的海明威英雄在荒诞命运的摆布中走出了一条路，他们以人类承受苦难的悲剧精神肯定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其指向是乐观的。如果存在主义以西西弗斯不断推石上山为中心神话的话，那么海明威的中心神话便是桑地亚哥在海上同鲨鱼、同自然的不断拼搏。两者都是一种进取性、建设性的行动和努力，但西西弗斯的行动是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其基调是对行为徒劳的叹息；而桑地亚哥的行动是循序渐进，有所超越的，其基调是对行为胜利的赞美和肯定。 四、 在《老人与海》大海是凶狠、野蛮和阴险的，是深不可测和不可知的，可以说是海明威那个现实世界的典型象征。同时，那个世界的人只是也只能是那茫茫大海上的一叶破舟，他无力地挣扎着，忍受百般苦难，以期幸免亡命。四周看不到一个灯塔航标，也没有一丝被救的希望。就是说，在那个互相杀戮的世界里，个人是孤立无援的；不但人与人之间是冷酷无情的，人与一切生物之间也是冷酷无情的。 由此可见，海明威的世界观十分悲观，而且他的那种世界荒诞感是系统的，贯穿于他作品的始终，表露着他对现实世界荒谬性的彻底揭露和无情鞭挞。同时，他以特殊的方式谴责了战争，讽刺批判了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和日益腐败的社会现实。存在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恶心感，就是对客观世界的不可知感，对环境的无以名状的恐惧感、迷惘感，对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在人与人关系中的孤独感。而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则以与荒诞的世界激烈抗争，展现了精神上永不屈服的强者风貌即“重压下的优雅风度”。存在主义者和海明威各以不同的处世方式对待这一荒谬社会。 意大利评论家纳米·达哥斯蒂诺说“从《在我们的时代里》到《老人与海》，海明威对现实的基本态度没有改变。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斗争，是行动的拚死的激情，在它背后意识不到任何意义或理由。人生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说明、被改善或被挽救，也不能真正提出或解决什么问题。”因此，人只能在人生的樊篱上“愤怒或死去”或伤心无力地观望。这使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陷入了痛苦和失望的深渊由此可见，海明威笔下的这个虚无世界，人的价值飘忽不定，人生无家可归，永远是个未知数。人总是处于一种“异己”的、甚至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他总是处于一种动荡的、不安定的、茫然不知所措的焦虑、恐惧状态中。他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惘，他的周围危机四伏，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巨大的虚空的压迫。但是，他又不甘心逆来顺受，而是试图以自己的本能和直觉的经验去和那些“异己”的力量抗衡。当然，这种凭个人力量去摆脱困境的努力，难免要遭到悲惨的结局。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一个人在客观世界中生存的最基本的方式是“忧虑”，因为他感到他所处的世界所有境遇只不过是虚无，而这个虚无的世界又是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人只能悬在“虚无”中无穷尽地“忧虑”着，而所有的“忧虑”都是通过恐惧、痛苦、厌恶以及选择行为表现出来。在海德格尔看来，虚无产生于一种普遍的厌烦，这种厌烦是无法排遣的，它来自灵魂深处那漆黑的夜晚。如果说，海德格尔是用哲学语言阐述这种观点的话，海明威则用文学语言生动地演绎了这一思想。 五、 既然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虚无的，那么死亡就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主题是海明威作品的一个永恒主题，其核心是死亡焦虑和死亡超越。在荒谬、恐怖的世界里，死亡一方面以其非理性的让人猝不及防的力量使人感到神秘可怖，感到人生的虚空，另一方面又被人当作逃避虚无、摆脱荒谬人生的最终手段，具有终极实在性。 《老人与海》中的老人独自在海上打了八十四天鱼，却一无所获，是收网不干，还是继续到更远的深海去捕鱼，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必须选择的重大问题。老人毅然决然选择了后者。他说鱼的选择就是待在一切圈套、引诱和诡计都奈何它不得的深水里。“我的选择呢，就是到那什么人也没有去过的地方把它找出来。到那世界上什么人也没有去过的地方去。”15如果他不出海，那么他的生活就无意义，他的生存也就变得虚无了。“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就是打不败他”，老人努力在行动上体现这一精神。在与马林鱼和鲨鱼的轮番拚死斗争中，老人不屈不挠，表现了“重压下的优雅风度”，虽然最后他失败了，但他在精神上却是胜利了，赋予了自己的存在以意义和价值。由此看来，同存在主义者一样，海明威企图向读者指出，在荒诞的环境中，唯一的出路是反抗；反抗是人对强大的异已的世界所作的反应，是人的本质之一，反抗意味着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