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帕蒂古丽的大梁坡散文

我喜欢这组散文。它纯粹却又厚重，朴实而不乏轻灵。也许我们已经看过太多这样的乡村散文：刻意的寻求日常中遗落的诗意；或者，习惯于对事物的某个细节发表感悟，进而归结到生存哲学的层面。这类散文，当然不是说不好，但我始终觉得，它们所仰仗的，毕竟只是作者的才情、悟性和技巧。帕蒂古丽的散文不是这样的。这块叫大梁坡的贫瘠的土地上的男人女人是如此鲜活：他们跳麦西莱甫，弹都塔尔和热瓦甫，唱《艾力甫与赛乃姆》；他们把稻谷放在炕上过冬；他们信仰真主，给“殁了”的人念古兰尼，办那则尔，站乃麻子、洗礼、送埋…世代相传，他们把自己长成了庄稼，一茬接一茬地生长在大梁坡。当土地成为命本，宿命也随之根植在这块地里：肉孜家的古丽、奈比约拉、玛丽亚、兰花这些乡亲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土地和历史对命运的牢牢掌控；“我”的父亲伊布拉欣，出生在一个叫做伽师的县城，手艺学成又远走他乡，他“生性要强”，以为自己能够摆脱宿命，却最终在大梁坡成了“为一日三餐发愁的农民”，以至于“整日以酒为伴”（《我的父亲伊布拉欣》）；而“我”的身上无疑继承了父亲作为土地的“叛逃者”的血统，从12岁第一次到县城，“用摘了一个暑假的新疆红花换来了一瓶香水和一方红纱巾”（ 《遥寄屋顶上的守望者》），到父亲想用羊鞭结束我的少女时代，我默然抗拒（《早春的河》）， 到最后买羊筹学费（《羊儿为我交学费》），无不隐现出土地的束缚和“我”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觉醒和反抗；这种土地与人的关系的逐渐消解，在弟弟身上尤为明显，他不仅把父亲视为珍宝的黑驴卖掉，买了“铁驴”，最后索性离家外出打工，连“铁驴”都扔在院中，任其生锈。
尽管如此，这片土地上能看见的种种改变，以及弟弟一样的年轻人在情感上对它的疏离和与之相生的陌生感，仍然让“我”感到不可名状的失落。原因不仅在于“我”对大梁坡饱含了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难以割舍的情愫，归根结底，是对民族和传统的认同感、亲切感、和归属感。这就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不止有处于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临界点上的焦灼，从更高的层面来说，还包含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观和批判。这样坚实的写作，不是一般讨巧的作者能够拿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