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外追梦人——我的中国家谱文化复兴梦

柳哲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北大游学，转眼20余年。在“北漂”的岁月中，让我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体味了世间的冷暖，意志得到了磨炼，人格得到了升华。成家立业，从事公益，研究家谱，出版著作，可谓是收获颇丰。春光明媚，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但愿北大的旁听传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月14日，对我来说，非同寻常。22年前的这一天，我第一次跨进了北大的校门，开始了漫长的北大精神寻梦之旅。

22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也许只是一瞬间，而对于我的生命来说，这却是重要的一个阶段！

22年前，我告别父母和家人，背上行囊，怀着一腔热情与梦想，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北漂的行程！

在1996年3月14日的黎明破晓之际，经过一天一夜旅途，火车顺利抵达北京站。当天的上午8点，我到了北大中文系五院，见到了我的老乡、时任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的张兴根先生！

在张先生热情周到的安排下，我顺利办理了单科进修的手续，并被安排住进了北大45楼的研究生宿舍！我在北大游学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怀揣梦想 向往北大

我从小就有过许多梦想。我想做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想做一名杰出的科学家，用科学发明造福人类；我想做一名杰出的教育家，为国家培养人才；我想做一名杰出的文学家，用手中的笔，去讴歌真善美，揭露假恶丑！

而现实总是无奈的。1989年，我高考落榜后，其后五年，先后担任过语文代课教师、横溪镇文化宫专职管理员、浦江县曹聚仁资料馆筹办负责人等，并于1992年当选为第二届共青团金华市委委员。。

虽然我的工作能力很强，由于没有大学文凭，经常受到排挤和冷落。26岁时，我还只是在浦江县图书馆工作的一名临时工。

在浦江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偶尔认识了北大中文系的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当时我写信对他说：“我的工作能力不错，但临时工的工资每月只有140元，没有大学的文凭，又很难转正，我希望能到北大中文系深造。”张先生很快回信给我，欢迎我可以到北大中文系进修。

1995年底，我辞去了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过完春节，我便带着父母所有的积蓄3000元钱，以及几十公斤有关曹聚仁、柳贯以及家谱等方面的研究资料，怀揣着美好的梦想，1996年3月14日，我梦圆北大，开始了我在北大的游学生涯。

寒窗读书 半工半读

记得我初到北大的当天，张兴根先生陪我去教务处办理进修手续。一打听，当时一年的学费就要3000元，我愣住了，心想我带的3000元钱，如果要办理正式进修手续，吃住也就成了问题。

这时北大有一位教授建议说：“一般来北大进修的，都是为了拿个结业证，方便回去评职称。如果你只为了求学，不如在北大中文系旁听，也就不需要交一分钱了。

无奈之下，我采纳了这位教授的建议。不过，我还是选择了一门旁听费最低，而自己又比较感兴趣的“唐宋散文研究”的课程，交了80元钱，在北大成教学院，领到了一张单科进修的旁听证。

在北大4个月后，我家里带来的3000元钱，已经所剩无几。我对未来感到不知所措。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北大校园里转悠时，发现2教后面有一个废弃的小储藏室，竟然没有锁门。只有四五平方米，不通暖气不通水电，我就自作主张，偷偷住了进去。

我找来了砖头和木板，搭了个简易的床铺，就在这里住了下来。我还给这件陋室取了个雅号：“静心斋“。当时每天的白天，我去北大课堂听课听讲座，晚上则在北大图书馆遍览群书；晚上10点光景，我则回到“蜗居”，在那微弱的烛光下写听课笔记和日记。冬天房间里很冷，没有暖气，屋内墨水瓶都结冰了呢！

那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我却非常怀念那一段潜心学问的时光：一个人看书写东西，每天几乎都能写一篇文章。

可惜，好景不长，元旦前后，我的“偷住”被北大的保卫部的人员发现了，我无奈搬出这间温馨而心酸的小屋。

当时我一心在听课和学习，也没有专门的工作。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在学习之余，想办法挣钱养活自己。

记得有一次，我找了一份帮人抄信封的零活，两天竟然挣了120元，为此我乐了好一阵子。后来，一位北大的民工推荐我去干杂活，帮助拆房整理砖头，一块能挣3分钱，我也去干过一天，记得当时手指头都磨出了血。

当时，我把日常的消费，常常控制在最低点，有时窘迫到一个馒头加点白开水，就算一顿饭的程度。这样的情况，直到1996年底我进入北大出版社兼职后，才有了明显的好转。

我在北大出版社干过一年半，主要是校对《全宋诗》的工作。这项工作，对我的文字功底和写作，也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一时期，我的生活相对稳定，出版社1500元的薪水，足够我一个人的生活开支。记得当时，我一个人买的书和资料最多。一年半后，我主动放弃了这个兼职。我开始了个人研究学问的人生道路，做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追慕先贤 研究学问

曹聚仁，浙江兰溪人，是我的老乡。他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一生写下了4000余万字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他以民族利益为重，为了国共和解，两岸统一，他充任“两岸密使”，成为国共政要的倚重！他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而奔波，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被周恩来总理誉为“爱国人士”。

由于国内外学者对曹聚仁的研究比较沉寂，我深为这位“谜样的人物”而愤愤不平！

1998年3月，我开始了在北京筹办“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把兼职挣来的数千元钱，全部用来做筹备经费。因为出版社每天繁重的工作，牵扯的精力很大，我一狠心就辞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全身心投入曹聚仁的研究与纪念活动中。

只可惜，这个曹聚仁研究中心，始终没能获得法律上的认可。这可能与我当时的能力不足有关，毕竟知识面、社会经验、运作能力都还不够，但我毕竟为这一神圣的事业追求奋斗过，我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

在北大20余年里，除了研究曹聚仁，我还研究过陈亮、柳贯、吴晗等家乡的名人，撰写过不少的研究与介绍文章。

北大边缘 倡导游学

在北大余年中，我被媒体誉为“北大旁听十年熬成的学者”、“北大游学代言人”，“北大边缘人”的倡导者，这是我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2001年3月22日，我写了《北大边缘人的故事》的征稿启事”，翌日在北大三角地张贴后，“北大边缘人”不胫而走，成了在北大旁听、考研等游学群体的代名词。该启事写到：“在北大周边学习、生活、工作的各种各样的边缘人肯定不少，他们如饥似渴般呼吸的是燕园清新的空气，吮吸的是未名湖甘甜的乳汁，汲取的是北大100多年历史积淀而成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感受的是北大这博大精深和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他们有缘与北大结识，虽然穿的不是北大的校服，但他们身上同样流淌着北大的血……

其后的数年中，我收集了50余万字的相关研究资料和文章，编著完成了“精神寻梦在北大”系列文章。北大哲学系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获悉此事后，欣然题词：“追求真理，振兴中华”。

我在京漂泊二十年,遇到的困难太多了，幸亏得到不少师友的无私帮助,才能坚持到今天。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刚来北大游学的同学，他们一般有求于我，我都会尽心尽力帮助他们。

我曾先后发起组织过“北大边缘人爱心大家庭”、京城游学堂、香山文化部落等公益机构，帮助了不计其数的北大旁听生和社会青年。

最近这些年，找我帮忙的北大旁听生越来越多。有时一天就要接到三五个电话，而我自己的写作和工作也很忙，于是我写了《北大旁听答问十题》等文章，在媒体发表，对那些想来北大旁听朋友，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助益。

我的老乡施经军，他的爷爷施荣庆是地下党员，早期的革命先驱。他是位文学青年，在家早已成家，就是不甘心在家默默无闻，想在文学上有所追求。

2007年3月16日，他步我的后尘，来到北大游学。他当时带的钱就不多，为了让他省钱，差不多有一个月，他都在我家与我们一起吃饭。

这期间，我又四处托人，帮他找工作。在介绍了三、四份工作后，终于托朋友在一家集团报社落实了工作，圆了他的文学梦。

有一次，我在北大遇到一位骑摩托走全国、走世界的农民英雄陈良全。因为缺钱，他在北京大学义卖自己走全国时拍的一些照片。我看了后，很感动，就找了我认识的一位企业老总，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忙。

在北大，我帮助的人有多少，自己都说不清楚，有不少人在多年后，说起还曾得到过我帮助，而我早已忘了。

回首往事 师恩难忘

北大旁听二十余年，回忆与张岱年、许智宏、厉以宁三位北大教授的交往故事，又一次让我重温北大的游学岁月。

我与张先生的结识，纯属偶然。1996年初到北大，在三角地博实商场，遇见一位拄拐杖的长者，因所需文具售罄，而落了空。当他无可奈何，准备打道回府时，我主动向前对他说：“如果方便，请留个地址，我帮您去校外购买。”张先生没有一点戒心，毫不犹豫地留下家庭住址。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他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学界泰斗——张岱年先生。

我到校外，转了几家商店，最后终于买到了先生需要的二盒复写纸。送货上门，张先生连声道谢。他的家人，沏茶倒水，热情招待。先生与我，边喝茶边攀谈起来。当我提及曹聚仁时，他十分激动，告诉我说，在那特殊时期，曹聚仁在著作里，曾不止一次地肯定过他。

临走时，他执意要付钱给我，我连连摆手说：“一点小钱，不成敬意。我倒真心想求先生赠书一册。”他欣然应允，从书架上，找出一册厚厚的《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签名后送给我。依稀记得签名内容：“柳哲同志惠存，张岱年，1996年6月15日于北大寓所”。我如获至宝，倍感珍贵。

以后的日子里，他对我关怀备至。1998年4月，应邀为纪念曹聚仁先生题词，支持筹备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2001年4月28日，应邀为“北大边缘人”题词：“追求真理，振兴中华”，支持“倡导北大游学”；2004年春季，应邀为《柳贯诗文集》题签书名，支持我研究先祖、元代著名学者柳贯。

我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也有过令人难忘的交往。他学问渊博，思想明睿。为人谦和，乐于助人。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敢于直言，勇于担当。

2004年，光华管理学院举办讲座，闻讯而来的听众，挤满了楼道。讲座组织者，以教室满员为由，把不少听众，挡在了门外。其中不少远道而来的校外人士，个个心急如焚。这一次，我恰巧也在被拒之列。情急之下，我就去找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先生，向他说明了究竟。我说：“教室过道与门口，还有一些多余的空间。站着听讲，也没关系。恳请厉院长‘开恩’。”厉先生听毕，与我一起来到门口，对组织者，挥手示意，允许进入。我们心怀感激，鱼贯而入。

光华管理学院的开放程度，有时不亚于北大中文系。一开学，该学院就会在公告栏内，张贴课程表，既方便了本校学生的选课，也便利校外人士“按图索骥”旁听课程。这种开放办学的风气，也许与厉先生的胸襟有关。

我与北大校长许智宏相识，也是我的一次特殊经历。大约七八年前，我在旁听北大中文系孔庆东教授的课程时，北大校长许智宏，就坐在我的身边，一边认真听讲，一边做笔记，实在令我惊讶不已。

课后，我们与他进行亲切交流。无论再忙，一年当中，他都要抽时间，带领相关人员，亲自到教室，旁听北大教授的课程，不仅可以了解教学情况，而且也可自我“充电”。许校长知道我们是北大旁听生，不以为忤。对北大旁听生的好学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当天，我们几位旁听生，还与许校长、孔教授，一起合影留念，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瞬间。

“寻根问柳” 研究家谱

我在北大二十余年，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一门心思研究曹聚仁，在2000年曹聚仁诞辰100周年后，我逐渐把兴趣转上了“北大边缘人”事业的倡导与中国家谱和柳氏文化的研究。这里面，当然有现实的无奈与生活的重重压力。

我是一名“寻根迷”，痴迷家谱的收藏与研究，已20余年。目前我收藏的柳氏家谱就有百余种，至于其他姓氏的家谱更是不计其数。

记得1989年，我高中毕业后，在自己的村里，发现了一套17卷的《蜀山柳氏宗谱》，让我领略了博大精深的家族文化。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竟然是“和圣”柳下惠的后裔，第一次知道了我是元代著名学者柳贯的21世孙。1992年12月2日，我参与组织了柳贯逝世650周年纪念会。后来，还先后重修了柳贯墓，建立了柳贯纪念馆，整理出版了《柳贯诗文集》，《蜀山柳氏宗谱》也在族人的努力下，修订后重新出版。

1996年3月14日，我来到北大中文系自费进修，对家族文化的探寻也一直没有停止过。1996年6月6日，我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我写的数万字的《梦里时时问故乡——我的寻根问柳梦》，在互联网发表后，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先后结识了澳大利亚著名华人学者柳存仁，瑞典企业家柳英女、柳伯品、柳鹏越等海外柳氏名人，国内柳氏贤俊柳斌、柳斌杰、柳传志、柳秀等，也先后结识，并得到他们的赏识与提携。

这些年，我先后发现了嘉庆21年的《泾川柳氏宗谱》、民国版的《河东柳氏宗谱》、《京江柳氏宗谱》、《展氏族谱》等近百种柳下惠后裔的家谱。我从出生地的浙江金华，一直寻根到柳宗元、柳公权、柳永等柳氏名人的发祥地河东（今山西永济），从山西永济又追溯到柳氏鼻祖柳下惠，从河南濮阳、山东兖州、泰安等地，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我寻根的踪迹。柳宗元的出生地与归葬地的西安，柳公权的故里与卒葬地的陕西铜川耀县，柳永的卒葬地与后裔聚居地的江苏镇江，柳亚子故里的江苏吴江等等，我都曾一一的去寻访。

我从自己的一家之谱，渐渐迷恋上了家谱文化。我依稀记得，20多年前，我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家乡的几个县市的乡村，几乎一一跑遍，搜集与借阅当地的家谱；我依稀记得，为了研究家谱，不知多少次，我从北京赴上海，或从浙江到上海，在上图家谱阅览室，阅读与抄写各种家谱；我依稀记得，为了研究柳传志的家谱，我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里，早出晚归，从北大坐车到北海的国图老馆，抄写《京江柳氏宗谱》；我依稀记得，2008年，我为了寻找著名画家柳子谷的家谱，曾经辗转数千里，坐车到玉山，在穷乡僻壤里，终于找到了他儿女都没有找到的家谱！为此，我走南闯北，先后搜集了嘉庆21年的《泾川柳氏宗谱》、民国版的《河东柳氏宗谱》、《京江柳氏宗谱》、《展氏族谱》等百余种柳下惠后裔家谱。

多年来，我先后参与策划举办了柳下惠诞辰2725周年纪念大会、柳宗元文化节、第四届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柳公权逝世1140周年纪念大会、河南濮阳重修和圣柳下惠墓园、纪念柳宗元诞辰1240周年座谈会、首届中华柳氏宗亲联谊大会、庆贺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创会二十年暨中华柳氏宗亲联谊总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工作会议等系列活动，还编著出版了《柳氏名门》等书，参与编修了各地柳氏家谱20余种。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编纂一部全国性的《中华柳氏通谱》。

炎黄一脉，万姓归宗。为了让家谱文化走进千家万户，近年，我还在北京创办了中华姓氏大讲堂、世界姓氏文化促进会，推广姓氏文化，受到家谱爱好者的广泛欢迎！愿更多的人，来关心与支持家谱研究与收藏，推动中国家谱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北大情怀 香山精神

从北大到香山，从京城游学堂到香山文化部落，这就是我在北京22年中，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从曹聚仁研究，到熊希龄研究，让我走上了熊希龄的追求大爱的人生道路！

2009年岁末，我曾经写过一篇《香山一住忽一年》的散文，是我在香山客居一年的总结。现摘录部分文字，可见我当时的情形：

在香山的一年，一双儿女，可爱无比。我把香山的住所，名曰“三迁居”，效法“孟母三迁”之意，希望做一位当代版的“柳父三迁”，也能够培养出理想的人才……

在香山的一年，为香山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3月22日，香山文化部落应运而生，首次文化沙龙活动，就有近40名各界人士参加，既有北大的老教授，也有文化局的老领导。一年里，我先后组织了30余次大大小小的义务活动。

5月17日，协助香山慈幼院校友会，举办了熊希龄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会，有各界人士150余人参加。4月5日、6月6日，多次组织柳下惠后人在香山聚会，纪念“和圣”柳下惠，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长柳斌杰于6月6日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贺信说：“衷心祝贺柳氏宗亲会同志聚会京华，共商文化发展大计。我在外地无法出席，特请柳哲先生转达敬意。”

在香山的一年，“偷得浮生半日闲”，开始饮水著书，爬山吟诗，收获还是颇丰的。香山的一草一木，一寺一庙，一山一水，一园一景，我几乎都亲近过。我的生命已经融入了香山的魂里。诗写得不少，其中“满川鸟声起，一谷清风凉”，颇为自得。从5月份，我开始写稿投稿，至今已发表了数百篇（次）文章，也颇有收获……

在香山的一年，我为了照顾一双儿女，推却了不少会议和朋友的邀请。今年只出差了一次，9月18日至20日，我参加了在山东新泰举办的第二届和圣柳下惠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是带儿女一起参加的……

一年后，2010年5月4日，我重组了家庭，找到了爱人，我们的爱情誓言就是：“佳缘天成期大爱，珠联璧合求公平”，以熊希龄先生亲自撰写的对联：“大道公天下公公而无我；等级平权利平平则不争”，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事业的追求方向。

转眼在香山度过了8个春秋，我的事业正在蓬勃开展之中，1999年3月22日，香山文化部落应运而生，中华善业联盟继而成立，中华姓氏大讲堂于2013年3月14日在京创立，中华柳氏宗亲联谊总会于2015年5月2日在广东番禺宣告成立……

任重道远 勇往直前

20余年中，我的所作所为，大都关乎文化，关乎精神。我的梦想，是追求大爱，践行大爱。20年中，我先后发起成立了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北大边缘人互助中心、京城游学堂、香山文化部落、谱牒学堂、中华善业联盟、中华姓氏大讲堂等公益机构，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都在默默地为社会做贡献！

老家的人，几乎家家都已盖了新楼，而我仍无心也无力回家去盖房子。我只是一股脑儿，一门心思，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精神流浪，去精心构筑属于自己，也属于人类的“精神大厦”！

浙江乡贤、宋代理学家范浚有一首古诗《偶作》，我反复吟哦，深得诗中三味。其诗如此写道：“晏食聊当肉，缓步聊当车。身闲贵莫比，心足富有余。时饮一杯酒，历观千载书。正尔良独难，亦复将何须。”

“身闲贵莫比，心足富有余”，堪称名言警句，意味深长。凡夫俗子，岂能得此悟道真经？一字值千金，一句胜万言。反复吟哦，回味无穷。超越千年时空，幸遇历史“知音”。幸福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境界！自给自足，陶然自得，固然幸福。但人之为人，必须别有追求：心怀大爱，造福人类，有如“雷锋”、“白求恩”，有如“春蚕”和“蜡炬”！

作为一名“北漂”学者，孜孜追求于文化事业。数十年如一日，甘于清贫，兢兢业业，顽强拼搏，无私奉献。有形的房子，固然重要，但在人类历史长河里，无形的精神，更能光芒万丈！澹泊明志，坐拥书城，粗茶淡饭，饮水著书，利益众生，这才是我所要追求的人生！

修齐治平，协和万邦，世界太平，天下一家！未来的道路，漫长而遥远，在圣地香山，有曹雪芹、孙中山、熊希龄、段正元、毛泽东、刘半农、张岱年等古圣先贤，在为我引领人生的方向，我决不会辜负北大和香山赋予我的人文使命，义无反顾地去追求我的大爱人生与大同梦想！象牙塔外追梦人——我的中国家谱文化复兴梦象牙塔外追梦人——我的中国家谱文化复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