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幼棣：有一种良知叫“台州式的硬气”
文/宝木笑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这样描述过柔石:“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方孝孺和柔石都是浙江宁海人，宁海县原是老台州的六县之一，自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建县以来一直隶属临海郡及之后的台州，在1952年才划到宁波，至今宁海南部的方言仍然是地道的台州方言。
“台州式的硬气”成为台州人引以为豪的性格写照，方孝孺等一大批“硬气”的读书人也一直成为台州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腾。难怪《激荡三十年》的作者、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的吴晓波会在给《后望书》作的序中说朱幼棣是“现代都市硕果仅存的士大夫式的传统知识分子”，也许吴晓波是从自己和朱幼棣长久的交往中“回望”到了朱幼棣的那种“台州式的硬气”。
朱幼棣是浙江台州黄岩人，说他是“现代都市硕果仅存的士大夫式的传统知识分子”，也许更多的是因为他在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等几个角色的周旋中迸发出了一种当今社会难得的绚烂，而这种绚烂折射着一种“台州式的硬气”，让人不由感慨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竟然是如此令人折服。
朱幼棣所著的《后望书》和《大国医改》《怅望山河》等书在社会上均产生强烈反响，回想五年前，那部处处直击中国医疗乱象利益链条的《大国医改》让朱幼棣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也让其承受了巨大压力。而比起《后望书》，《大国医改》的压力在某种意义上说还算是“较轻的”，因为《大国医改》的压力更多是来自体制内外某种行业性质的施压，但到了他的《后望书》中所涉及到的事情已经绝非施压那样简单，朱幼棣竟有几分“在野党”的味道了。
朱幼棣笔触的大胆人所共知，比如在《后望书》中，其矛头直指我国最大的几个工程，对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三门峡水库、敦煌月牙泉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件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反思。虽然我们承认总体上他是从保护文化遗产加强人文关怀角度，以历史回眸的视角来完成全书，但内里的另一种更加锐利和坚硬的东西却让人无法回避。
在“政治正确”都已经成为美国大选的天平砝码的今天，这样的笔触显然不够“明智”。我们已经习惯了越来越多的事情被披上“敏感”的外衣，带上浓浓的政治色彩，媒体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更多时候也只能无能为力，这就造成了公众甚至是知识分子自身对一些现象的无视。在这个时候，朱幼棣却选择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在铁屋子里的呐喊”。
这种呐喊首先需要的却不是良知，而是学养。吴晓波说朱幼棣是他“见过的最有学识和文化气质的知识分子之一，好古敏思，谦谦君子，有名士风”，很多人说朱幼棣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这并非溢美。
朱幼棣生于台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其祖父和父亲都以书法为人称道，朱幼棣本人也是一名书法家，其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早年搞过地质和技术，成为历史地理的痴迷者，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所有稍有点名气的大河山脉，曾被地矿部授予“荣誉地质队员”。后来，朱幼棣成为新华社著名记者，一直笔耕不辍，作品涉及面极广，报告文学、新闻报道、小说、杂文、论文等等，还是中国最好的环保和水利专家之一，1995年曾获得首届“地球奖”，甚至还是珠宝鉴定的行家，出过珠宝鉴赏的书。
朱幼棣的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学养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博学广闻”的自我要求非常契合，正是这样的学养让其总能一针见血地透过媒体的重重喧嚣，为国人带来热闹背后的真相。也正是这种学养让朱幼棣在国家软科学选题会议上，围绕着“南水北调工程”一边算账一边论证，让力挺此工程的强硬派专家无言以对，面红耳赤。也正是这样的学养让1992年的他看到西北记者发来一篇新闻稿，称沙尘暴突袭某地后突然拍案惊呼：“莫非居延海已经干涸？”数月后，朱幼棣行遍河西走廊各个绿洲、各个城镇和河流，果然证实了这个让国人遗憾的事实。
其实，朱幼棣在《后望书》等作品中所说的很多情况，以中华的地大物博、人杰地灵，看到的和明白的绝对不会只有朱幼棣一人，我们从来不缺少学问做的好的学者和教授，但是朱幼棣这样振聋发聩的呐喊除了学养，更多的还是需要知识分子的良知。
去年，在《三联生活周刊》看到一篇关于中国该不该造大型对撞机的深度报道。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认为，根据以往各国建造对撞机的经验，比如美国中止了项目，浪费了30亿美元，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现运行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耗资100亿美元，对撞机的建造成本是无底洞，他预估，中科院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预算将高于200亿美元（1335亿人民币，不考虑通货膨胀），这会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高能物理的突破之前没有、今后也无法在短中期内给人类生活带来益处，反而会对解决国内的民生问题不利。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等为代表的国内专家学者“第一时间”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而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一位北大物理所的资深教授数次祭出此工程将使中国科学家增大获得诺贝尔奖几率的大旗，“坚决”对杨振宁的观点进行反驳。
这让人不由联想到朱幼棣面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时的“呐喊”，他从一篇名为《北京一杯水，移民几滴泪》的报道写起，提出“用什么来维系国家和民族的血脉”的拷问。朱幼棣大胆地陈述这样的事实：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进展缓慢，中线工程计划调水量一减再减，从原规划的年调水190亿立方米、2008年最终调到北京，减少到了年调水80多亿立方米，其中往北京调水计划也减少到了不到10亿立方米，且动工近十年至今仍未实现。
朱幼棣大声地疾呼：要用移民的眼泪，换取北京的“一杯水”，实在有些“残酷”，他犀利地指出，从2005年起，沿线一些城市水价因附加“南水北调基金”而潮水般上涨，这如同高速公路未建就在所有公路上建站收费一样，希图用昂贵的“输液”、“点滴”来维系中国的繁荣与发展，将“调”无宁日，这极有可能是“庸医”的下策。
什么是良知？《孟子•尽心上》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是说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也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心里明白是不合适的，是不正确的，那种内心的焦灼感就是我们的良知。
但是，很遗憾，这种焦灼感在笑贫不笑娼的光怪陆离中，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歪风邪气中，在虚伪的假道学横行无忌的黑暗森林中，被很多人都误认为是自己胃里不消化，烧心了。没错，是烧心了，将自己的心烧没了，换来了职称、项目、房子、车子、票子、妹子和媒体的追捧、不明真相者盲目的崇拜，知识分子良知的丧失所产生的危害和负面效应比普通人更恶劣和深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朱幼棣们的书自出版以来就从未平静，厌倦叹息者有之，恼羞成怒者更多，决意躬行者却少之。
传统士大夫从来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要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也就是阳明先生心学中的“致良知”，另一方面还要完成“修齐治平”的宏大使命，而这个宏大使命又和“致良知”紧密交融在一起，彼此印证，也彼此考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朱幼棣的这种对传统知识分子良知的坚守在今天这个社会尤其让人动容，他用“台州式的硬气”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底线，这种坚守放在一般知识分子身上已经实属不易，更何况朱幼棣体制内的身份更让这种坚守折射出一种近乎无畏的光芒。
朱幼棣1982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了新华社国内部，1983年，他被选拔到陕西分社锻炼一年，接着成为走上南极大陆的中国记者第一人。1985年从南极回来不久，他当上了国内工业编辑室副主编，接着是国内工业编辑室副主任、国内部党委委员，然后成为“常备名单记者”，这是一个记者圈内非常敏感而让人眼热的名单，进入这一名单，意味着你能够采访中央政治局领导了。
接着，1987年，经过中央警卫局的政审，朱幼棣又成为“常委名单记者”，也就是说他开始可以直面中国领导核心圈层的最内核，对于“常委名单记者”来说，进出中南海甚至不需要证件，“报一下名字就可以”。那个时候，朱幼棣每周要跑三四次中南海，1995年，他任政治室主任，也即“中央组组长”，开始跟着中央领导去外地考察。
1999年以后，朱幼棣渐渐淡出记者圈子，曾去山西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这不同于一般的挂职，而是很有权力的实职。2001年，朱幼棣回京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主要是给国务院领导起草讲话，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等，其研究报告可直送总理办公桌，民间所说的红墙“文胆”、“高参”就是指这些人。
朱幼棣表现的忧患意识和他的仕宦通途紧密相连，这不难理解，但其在忧患意识之外的直言不讳甚至言辞激烈，则让人感到很意外甚至很震撼。朱幼棣甚至曾如此动情地直言，让人感觉他的直言都是带着泪的：
“不为人知，不为人理解，因家园完全沦丧而别土离乡的水库移民中，多数是文盲，祖祖辈辈靠土地谋生，从泥土里刨食，而别无他长。他们的泪水，他们的委屈，他们的凄凉，他们弱小模糊的身影，完全被‘伟大的工程’、‘辉煌的成就’所遮蔽了。几百万、几千万移民的贡献和牺牲，完全遗忘，关注坝高，关注“库容”，关注蓄水量，关注发电量与效益——一句话就是不关注人。在鞭炮与彩旗装扮的盛典中，人们赞美英明的政策，讴歌水库电站的建设者——人们还记得伟大领袖到十三陵水库人山人海的工地参加劳动时的慈祥微笑。有哪一个领导参加过水库移民简易房、临时棚屋的修建？——可以看望灾民，送温暖，可以上电视，登报纸；但切不可看望老移民，遇到此类问题，便噤若寒蝉，绕道而走，这成了一些地方官员为政的原则。”
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官场文化传统，身在其中而大鸣大放，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规矩规则的挑战，其中需要的勇气和硬气可想而知。朱幼棣甚至曾直接披露直到2004年，漫湾水电站建成后农民因为失地，补偿严重不足，部分村民以捡漫湾水电站扔出的垃圾度日，这显然已经有“唱反调”的嫌疑了。而朱幼棣“台州式的硬气”绝不仅仅停留在纸上，他如吴晓波所言那样，将“士大夫”的精神如数躬行在现实中。
1992年春，三峡工程在人大通过后不久，朱幼棣却率第一次“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团来到三峡，调查大坝在蓄水后库区可能加剧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当时全国的舆论氛围可以用三峡大坝所在地中堡岛的情形来形容，“喜气洋洋，满地都是鞭炮后的红纸碎屑”，朱幼棣的采访和后来写的内参显得很不合时宜，但是朱幼棣仍然固执而硬气地将报告递交了中央领导。
良知从来都是“不合时宜”的，就像“台州式的硬气”难免沾染一些“迂”的味道。朱幼棣曾任山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时候，一到周末就会问省委书记有没有事，“如果没有，我就找个车，到各地去搞一些文物古迹的调查。连日本人都写了一本山西古迹志，我们怎么不能写呢?我就一个一个跑嘛。也不要政府接待，就到路边的小饭馆吃饭，住也住小旅馆。否则你应酬很多，要吃饭，各种各样的人都到你这里来拜拜码头，那不是跟黑社会一样么……”朱幼棣对饭局非常头疼，“老是想着做官，吃饭时就没什么可说的，总是说这个地方还有个位置，那个人年龄差不多，都是谈论这个东西!也不谈论工作。”
有一回就更厉害了，朱幼棣曾这样回忆当时的一次会议：“省委书记讲完话，有人跑过来拍马屁：书记啊今天你讲话讲得太好了，人家鼓掌鼓了15次!我听了就很不舒服，书记问我讲得怎么样，我说，好是好，但这个话不该由你来讲。高速公路乱收费是省长管的，不该你书记来讲……书记听了不高兴，但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说得有道理。”在潜规则和职场生存鸡汤群魔乱舞的今天，朱幼棣的很多言行确实显得既“不合时宜”又有些“迂”，但这正是传统知识分子可爱和可贵的地方，这背后是一种“致良知”后的担当，更是一种深深的情怀。
正是这种“台州式的硬气”背后深深的情怀让朱幼棣在作品中大声疾呼，让朱幼棣在现实生活中挑战权威甚至挑战规则，朱幼棣曾经对自己宣言：“我必须义无反顾地说出，因为这沉重的分量，已压在我心底多年。”事实上，朱幼棣一直在义无反顾地大声说出这份“沉重的分量”，早年在接受《瞭望东风周刊》采访时他就曾说：“我看到电视里新安江水库的水底考古直播，发现古城，还轰动世界……我特别受不了，才半个世纪，就把移民的苦难忘得一干二净，而且现在还在污染，我特别不能容忍。”
这种“不能容忍”和现在“生存至上”的生活哲学格格不入，也许真的是有点儿“老古董”了，朱幼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您理解的名士风范是什么”时，他说道：“我想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传统，有一种家国情怀，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那样，是进亦忧、退亦忧……”难怪吴晓波会感慨朱幼棣“生错时代”，也难怪身边的朋友总会无奈地感慨老朱并不像个红墙里走出来的官员――说话不留情面，写字无所畏惧。
朱幼棣曾回忆：
“四十多年前，高中没毕业就在“工业学大庆”的隆隆口号声中，走进了浙江205矿当工人，矿井下面，浓烟总是把人呛得地转天旋，顶层的石头毫无征兆地往下掉，你只能紧挨着墙壁踟蹰前行。有时候，昏暗中听见“啪”的一声巨响，然后传来几声惨叫，一条年轻的生命就突然间在离你不远的地方结束了。等我们跑到外面，尸体已经抬走了，只剩下藤制的安全帽躺在路边的水沟里，都是血……”
“1996年冬天，骑自行车去北京肿瘤医院采访，在医院附近的半地下室里，见到了一位外地来的老工人：癌症晚期。国企改制后，他无处报销医药费，面对高昂着头的首都大医院，倾家荡产后也只能坐着等待死亡。这位工人花一百多元买来一块石头，疼的时候就用它按一按，换来片刻的、麻醉的安宁。”
“在一间屋子的窗台上，我看到了一盆小花，小花的主人是一位从烟台来北京治病的山东某化纤厂女工，刚满25岁，也是癌症晚期，父母和男朋友一直陪着她，钱已全部花光，连回家过年的路费也凑不齐了。我当时就想，没有人会注意到，在北京城地下室的小窗里，还有一株盼着太阳的小花。”
……
2015年6月3日下午，朱幼棣因突发脑溢血，后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享年65岁。
……
“我翻开了深褐色的厚厚的《淅川移民志》，读着，泪流了下来——我不知道，中国还有没有其他县份，给水库移民写一部史书的。是的，明天会更好，但人们已经习惯了沉默。”
——朱幼棣•《后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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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后望书》，朱幼棣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2016年9月
《怅望山河》，朱幼棣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1月
《大国医改》，朱幼棣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