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生于妓院，15岁得了奥斯卡影后，却自愿回到红灯区当头牌
写在前面的话：
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
但仍有人仰望星空。——王尔德
1997年，英国导演泽娜路过加尔各答索纳加奇，她说：我一进妓院就看到好多小孩。
泽娜被震撼到：这里的孩子，女孩长大后是妓女，男孩则成为打手。
2000年，泽娜终于再次来到加尔各答。她带着7部相机，问那些孩子，愿不愿意学摄影。
孩子们高兴地拿着相机，摇摇晃晃地游走在红灯区里，4年后，有了这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生于妓院》。
1
索纳加奇，亚洲最大的红灯区，有12000多名性工作者。当泽娜来到这个喧嚣的贫民窟时，眼前的一幕幕，让她窒息又绝望。
蝼蚁式的求生，破旧拥挤、阴暗逼仄的简易楼房里，垃圾遍地、老鼠横行。醉酒的男人大吵大闹，涂着脂粉的女人麻木地站在门口，招揽生意。
那些身经百战的女人，不像是活的，年轻的脸庞上，是一双双行将就木的眼睛，空洞又无神。
似乎只有事后的2美元（约合人民币12元），才能让她们眼中出现些许光彩。或者见到陌生的外来者，浑身都充满了警惕。
反而是那些孩子，没有早早地被腐蚀，他们围着泽娜，兴奋地盯着她手里的相机。泽娜意识到，真正自由的，是这群格外敏感的孩子，不如就用他们的眼睛去探索妓院的生活。
2
孩子们拿起相机，他们眼中有哀伤。因为妓女的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没有人愿意沾上红灯区的孩子，更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他们。
从一出生，他们就有了无法更改的身份证和写好结局的通知书。所以他们的眼里，并没有太多惶惑焦虑，倒像是有了几分安然和认命。
琪琪说，来我们楼的男人都不是好人，隔壁的女人问我何时去站街拉客，他们说快了。那一年，琪琪才9岁。
有一天，泽娜和妓女们挤在窗边闲聊。她看到：塔塔被她姨妈按在地上，嘴里骂着“没用的小贱货，快去接客呀”。
奇拉的妈妈死了，拉皮条的在厨房放火烧死了她。这也不过是寻常的事情，过几天人们就忘了。
酷哥说，想带小伙伴普瑞蒂离开这里，否则她长大后一定会去站街。
酷哥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普瑞蒂的曾外祖母、外祖母和妈妈都是妓女，没有意外的话，她的命运在出生时就注定了。
阿吉喜欢画画，妈妈接客时，他就跑到楼顶去放风筝，或者用帘子遮挡所有尴尬和不堪。
在印度，超过 300 万女性性工作者，其中 34% 是在 18 岁之前进入这个行业的。有的女孩因为贫穷被家人卖到这里，更多的女孩则生于妓院、长于妓院。
在绝望的索纳加奇，孩子们像野草一般生长，但他们心中仍有梦想，仍抱有希望。泽娜的闯入，为这些孩子带来了片刻的光明。
3
习惯了在黑暗中行走，我们也许会失望，会怀疑，甚至觉得一切天注定。
但希望，终归是美好的，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丝光亮，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
泽娜带孩子们去海边，教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去募款，帮他们在印度、美国开办展览，拍卖摄影作品。带孩子们去体检，办理各种人口证明，去一所所学校软磨硬泡。
终于，02年他们都进入了一所基金会学校读书。片子到这里就结束了。
令人唏嘘的是片外孩子们的后续生活。
05年，这部纪录片《生于妓院》，获得了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泽娜带着孩子们去领奖，试图把他们都接到美国来上学。
▲2004年，阿吉跟着泽娜来到阿姆斯特丹，参加世界新闻摄影展。他对着这张照片自信地发表意见：这张照片不错，我们可以很好地感受到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尽管这里面包含着悲伤，尽管它令人难以面对，我们还是必须直视它，因为这就是现实。
但是，当初她亲自送到学校的7个孩子，已经有4个离开了。同学们的歧视和吃力的学习，都能轻易击垮他们的自信和希望。
他们心中已经有了对自由的渴望，唯一能穿透索纳加奇的东西，已经在他们内心深处扎根。
阿吉考上了纽约大学，成为了电影摄影师；
琪琪很珍惜上学的机会，后来在美国工作；
塔塔逃离了红灯区，失去联系；
奇拉逃离了姨妈，逃离了索纳加奇；
小妮和麻吉姐弟，也离开了红灯区。
只有普瑞蒂回到了家。她的母亲被人哄骗，赌博欠下巨债，她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我妈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没有别的生存技能，只能靠肉体来赚钱，就是这么简单。
于是她顶着“奥斯卡大奖女主角”的光环，成为红灯区头牌。尽管泽娜用寄钱、取缔妓院等方式，引她走回正途，她还是一次次拒绝了。
▲普瑞蒂说：现在的我就像一只笼中鸟，他们拥有的自由是我永远也得不到的。可是，我现在已经不能改变我的生活了。
有人在迎着阳光奔跑，但普瑞蒂还躲在黑暗的地窖里，匍匐扭动，无限懊悔。
从她选择回到索纳加奇的那一刻，她的未来就已经注定了：生而为妓，再难为人。
无论是环境还是他人，都不能拯救命运，唯一能拯救命运的，只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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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
但仍有人仰望星空。——王尔德
1997年，英国导演泽娜路过加尔各答索纳加奇，她说：我一进妓院就看到好多小孩。
泽娜被震撼到：这里的孩子，女孩长大后是妓女，男孩则成为打手。
2000年，泽娜终于再次来到加尔各答。她带着7部相机，问那些孩子，愿不愿意学摄影。
孩子们高兴地拿着相机，摇摇晃晃地游走在红灯区里，4年后，有了这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生于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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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纳加奇，亚洲最大的红灯区，有12000多名性工作者。当泽娜来到这个喧嚣的贫民窟时，眼前的一幕幕，让她窒息又绝望。
蝼蚁式的求生，破旧拥挤、阴暗逼仄的简易楼房里，垃圾遍地、老鼠横行。醉酒的男人大吵大闹，涂着脂粉的女人麻木地站在门口，招揽生意。
那些身经百战的女人，不像是活的，年轻的脸庞上，是一双双行将就木的眼睛，空洞又无神。
似乎只有事后的2美元（约合人民币12元），才能让她们眼中出现些许光彩。或者见到陌生的外来者，浑身都充满了警惕。
反而是那些孩子，没有早早地被腐蚀，他们围着泽娜，兴奋地盯着她手里的相机。泽娜意识到，真正自由的，是这群格外敏感的孩子，不如就用他们的眼睛去探索妓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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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拿起相机，他们眼中有哀伤。因为妓女的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没有人愿意沾上红灯区的孩子，更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他们。
从一出生，他们就有了无法更改的身份证和写好结局的通知书。所以他们的眼里，并没有太多惶惑焦虑，倒像是有了几分安然和认命。
琪琪说，来我们楼的男人都不是好人，隔壁的女人问我何时去站街拉客，他们说快了。那一年，琪琪才9岁。
有一天，泽娜和妓女们挤在窗边闲聊。她看到：塔塔被她姨妈按在地上，嘴里骂着“没用的小贱货，快去接客呀”。
奇拉的妈妈死了，拉皮条的在厨房放火烧死了她。这也不过是寻常的事情，过几天人们就忘了。
酷哥说，想带小伙伴普瑞蒂离开这里，否则她长大后一定会去站街。
酷哥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普瑞蒂的曾外祖母、外祖母和妈妈都是妓女，没有意外的话，她的命运在出生时就注定了。
阿吉喜欢画画，妈妈接客时，他就跑到楼顶去放风筝，或者用帘子遮挡所有尴尬和不堪。
在印度，超过 300 万女性性工作者，其中 34% 是在 18 岁之前进入这个行业的。有的女孩因为贫穷被家人卖到这里，更多的女孩则生于妓院、长于妓院。
在绝望的索纳加奇，孩子们像野草一般生长，但他们心中仍有梦想，仍抱有希望。泽娜的闯入，为这些孩子带来了片刻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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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了在黑暗中行走，我们也许会失望，会怀疑，甚至觉得一切天注定。
但希望，终归是美好的，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丝光亮，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
泽娜带孩子们去海边，教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去募款，帮他们在印度、美国开办展览，拍卖摄影作品。带孩子们去体检，办理各种人口证明，去一所所学校软磨硬泡。
终于，02年他们都进入了一所基金会学校读书。片子到这里就结束了。
令人唏嘘的是片外孩子们的后续生活。
05年，这部纪录片《生于妓院》，获得了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泽娜带着孩子们去领奖，试图把他们都接到美国来上学。
▲2004年，阿吉跟着泽娜来到阿姆斯特丹，参加世界新闻摄影展。他对着这张照片自信地发表意见：这张照片不错，我们可以很好地感受到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尽管这里面包含着悲伤，尽管它令人难以面对，我们还是必须直视它，因为这就是现实。
但是，当初她亲自送到学校的7个孩子，已经有4个离开了。同学们的歧视和吃力的学习，都能轻易击垮他们的自信和希望。
他们心中已经有了对自由的渴望，唯一能穿透索纳加奇的东西，已经在他们内心深处扎根。
阿吉考上了纽约大学，成为了电影摄影师；
琪琪很珍惜上学的机会，后来在美国工作；
塔塔逃离了红灯区，失去联系；
奇拉逃离了姨妈，逃离了索纳加奇；
小妮和麻吉姐弟，也离开了红灯区。
只有普瑞蒂回到了家。她的母亲被人哄骗，赌博欠下巨债，她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我妈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没有别的生存技能，只能靠肉体来赚钱，就是这么简单。
于是她顶着“奥斯卡大奖女主角”的光环，成为红灯区头牌。尽管泽娜用寄钱、取缔妓院等方式，引她走回正途，她还是一次次拒绝了。
▲普瑞蒂说：现在的我就像一只笼中鸟，他们拥有的自由是我永远也得不到的。可是，我现在已经不能改变我的生活了。
有人在迎着阳光奔跑，但普瑞蒂还躲在黑暗的地窖里，匍匐扭动，无限懊悔。
从她选择回到索纳加奇的那一刻，她的未来就已经注定了：生而为妓，再难为人。
无论是环境还是他人，都不能拯救命运，唯一能拯救命运的，只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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