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丨关于恶之平庸：朗读者与窃听者
刘瑜在《恶之平庸》中写道：“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是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驱赶到隔离区的警官；丙则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只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人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一
近期看了两部非常经典的影片，一部是由凯特温斯莱特主演的《朗读者》，另一部则是大名鼎鼎的《窃听风暴》。
《朗读者》在很多人看来，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爱情片。但是在我眼中，却是对“恶之平庸”最合适的诠释和探讨。电影的前半段讲述了15岁的少年伯格爱上了36岁的中年神秘女列车售票员汉娜。两人看似突兀的爱情却发展得异常迅速。对于少年伯格来说，汉娜是他的启蒙者，是他的初恋。他对于这份爱情，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在同学眼中他永远都是那个“要提早走一步”的人，因为他要去陪汉娜。汉娜喜欢听伯格为他朗读，她在他朗读的故事中感受着悲欢离歌、喜怒哀乐。伯格还带着汉娜去旅行，旅途中他们经过一个教堂，汉娜被教堂中的童声合唱团所吸引，听得泪流满面。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显示出汉娜是一个情感丰富有血有肉的女人。但是忽然有一天，汉娜不辞而别，少年伯格失恋了。
电影的下半段开始揭露那个不辞而别的理由。影片最精彩的部分，也在于此。二战虽然结束了，但德国对于纳粹战犯的审判还在继续。多年后成为法学院学生的伯格，在一次旁听对纳粹战犯的审判过程中，竟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虽然已经事隔八年，但伯格还是一眼便认出那就是消失八年的汉娜。而这一次，她坐上了纳粹战犯审判法庭的被告席。原来八年前，汉娜成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管教人员。这个在恋爱中充满着单纯与快乐的女人，在审判席上表现的诚实又困惑。当纳粹集中营中的幸存者带着痛苦的表情回忆汉娜在集中营的所做作为时，汉娜几乎没有狡辩，承认她每月在集中营选10名犹太妇女执行毒气灭绝。理由是不断有新的犯人进来，为了腾出空间，必须让一部分人去死。她对此，表现得理所当然，并反问法官道：“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罪行不止于此，幸存者再次披露。在一次押送犯人的途中，汉娜和一群管教女人把集中营的“犯人”关在了教堂里，并从外面锁住了门为了防止她们逃跑。轰炸的炮火不长眼的砸中了教堂，教堂中的300人，除了这名披露真相的幸存者之外，其他人全部被反锁在教堂内活活烧死。法官拿出了一份管教人员做的事后报告，质问汉娜说：“你们做的报告上说不知道着火了？是事后才发现？”汉娜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诚实地承认了她们知道；法官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开门？”汉娜说：“因为她们要维护秩序，如果开门一定会产生混乱，她们无法再重新整顿秩序”。其他的管教女人全部把冒头指向了汉娜，说这是她出的主意，她写的报告，对此汉娜坚定地否认了。法官拿来了纸笔，要求比对字迹。这时汉娜犹豫了，她没有动笔，最终承认了罪行！坐在台下听审的伯格泪流满面。
这是我认为最精彩的一幕。画面切换到伯格为汉娜朗读，为汉娜点菜。事实上，汉娜根本就是一个“文盲”，她不认识字，无法阅读和书写。但是她羞愧于此，宁可背下这个本不属于她的罪名，掩盖她不会阅读和书写的秘密。
电影行进至此，已经把所有的矛盾和秘密放在了台面上。
一个听到美好童声合唱都会泪流满面的女人，在面对300个活生生的人命时，为了维护秩序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活活烧死；
一个会被伯格朗读的故事牵动着喜怒哀乐能哭能笑的女人，为了腾出位置给新进来的犯人，每个月都冷血地挑选10个年轻女性前去送死；
一个因为自己不会阅读和写作而有羞耻心的女人，却从未反思过之前执行的一系列命令。
电影中前半部分的汉娜有多可爱，后半部分的汉娜就有多可恶。这是一个被极权制度同化到没有独立思想的“螺丝钉”，当汉娜成为管教人员的那一刻起，她似乎就抛弃了人性，丢掉了灵魂。
这大概就是“恶之平庸”。
二
与《朗读者》中的汉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窃听风暴》中的魏斯曼。
《窃听风暴》可以说是一部德国人“自我揭短”的电影，或者说是艺术对于历史的反思。故事发生在上世界80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
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这是一个全民都是“告密者”，枕边人都在“监视”你的畸形社会。主人公魏斯曼，是一位史塔西军官，审讯和监听是他的全部生活。在看完一次舞台剧的演出之后，魏斯曼自告奋勇要监听作家德莱曼和他女友演员西兰德的生活。在监听过程中，他发现，原来文化部长乌诺一直利用着自己掌控的权利，威胁作家的女友西兰德和自己保持不正当的关系，西兰德为了不被政府封杀，只能一次次就范“奉献”自己。西兰德的事，触动了魏斯曼。当他摘下监听耳机，坐到了西兰德对面，劝诫西兰德不要迎合任何人时，魏斯曼暂时放下了军官的身份，人性得以回归。
另一件令魏斯曼转变的事是，德莱曼的好友，著名导演艾斯卡在被政府上了7年黑名单之后，选择了自杀。作家德莱曼知道之后，悲痛地在家弹奏了一首《好人鸣奏曲》，监听室里的魏斯曼感同身受，听得潸然泪下。
随后，文艺圈的人因为艾斯卡的自杀，开始有所行动。德莱曼和好友一起在家讨论发布一篇关于东德近年来自杀现象频发的文章，魏斯曼在监听过程中一边咒骂着他们的行为，一边却在明知道他们要把这篇报道拿去西德发布时帮他们更改了监听内容，说他们是在讨论东德建国40周年的剧本。
德莱曼的文章在西德的《明镜》杂志成功发布，安全局排查出文章应该是出自德莱曼之手，只要找出唯一的证据打字机就可以抓捕德莱曼。魏斯曼在最后关头从德莱曼家中偷出了打印机，保住了这个作家。但他的职业生涯也就此中断，被降职为底层拆信工。
故事发展至此，看似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却在心灵上不谋而合
——德莱曼获得了政治解救，魏斯曼获得了人性解放。
当国家政权机器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毫无节制地侵犯私人领域时，魏斯曼从一个不苟言笑的监听官到渐渐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中，体会他们的无奈、压抑和痛苦；
当看到上层滥用权利，以封杀、中断演艺生涯要挟一名热爱表演的女演员满足自己的私欲时，魏斯曼从一个严格执行任务的军官到摘下监听耳机，以路人的身份去劝告西兰德要忠于自己；
当西兰德顶不住威逼利诱招供了打印机藏匿之处时，魏斯曼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保住德莱曼这位东德作家。当他窃听别人生活时，人性也在窃听中得以解放，西兰德的软弱无奈，德莱曼的痛苦压抑，文化部长的龌龊可耻、上级追求权力的不折手段，都是一副副极权对人权无情碾压的画卷。
最终人性战胜了职责，良知超越了命令。
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朗读者》中的汉娜和《窃听风暴》中的魏斯曼是一类人，都是国家政权下的螺丝钉。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执行命令，然而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身份感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刘瑜说：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看完《窃听风暴》后，我翻看了豆瓣影评，有一篇题为《现实总比电影残酷》影评里的一段话还是让我一声叹息。
导演兼编剧多纳士马克，筹备9年，于33岁推出处女作剧情长片《窃听风暴》，初试啼声，一举成名。该片正式投拍时，获得了许多前东德人的帮助，他得以在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而唯一拒绝了他拍摄请求的，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为什么？馆长说，因为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曼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今天，我们知道每一个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公权力应该在私宅门前止步。但是前不久的《人民的民义》里随时随地可以监听，权力毫无节制被滥用的情节，依然看得我忧心忡忡。
我一直认为，国家是人造之物，不能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然而，极权国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为权利的附庸。魏斯曼的“背叛”揭示的是，每一个人都有另一种选择。对于《朗读者》中的汉娜亦是如此，即使生活在黑暗的年代，生活在体制内外的人依然可以选择和解。
电影对于我来说，有时候思考的意义大于艺术本身。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那么就让我们回到现实。几年前，《半月谈》发布了一篇基层信访干部的真实工作经历。全国各大会议召开之前，严苛的“零上访”、“一票否决”等政策不仅伤害了那些有冤不能诉的上访者，同样制造了一些必须去截访，必须去“监视”的“体制内弱者”。
熊培云在《谁来同情“体制内弱者”》一文中说道：“他们（体制内弱者）的弱者身份是相对的，因为他们只要学会顺从，便可以将这种不合理的压力传导给那些上访者，甚至把接访、截访当做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也就是说，当基层干部受到上级零上访政策的折腾时，他们同样把这种折腾转移到了另一些上访者身上。压力传导的过程因此变成了弱者对弱者的欺凌。”
最后，我想用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上法官的一段话结束今天的影评漫谈。这位法官说：“ 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某某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