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得感谢索马里海盗
最近热映的《战狼2》已创下国产电影史无前例的40亿元票房纪录，仅此也可窥见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的自尊心是多么需要得到抚慰。虽然故事是根据2015年也门撤侨事件改编的，但片中将背景设在一个海盗、疫情、战乱和贫穷并存的非洲国家，而片头在非洲海岸外的镜头、海盗以及末尾出现的中国海军，无疑都使人联想到索马里。这也迎合了近些年来的一个新趋势：随着中国整体力量的日益膨胀，它在海外的存在感也逐渐增强，并开始前所未有地勇于展露这种力量。
尽管在中国媒体中出现时，索马里这些年来一直是一个战乱频仍、有着无法无天的海盗的国家，但如果换个角度来说，中国却应该感谢这些索马里海盗，因为正是他们使得中国军事力量在非洲之角的存在予以合法化了。英国学者Ioan Lewis在《索马里史》一书中提到，早在1960年代初，中国就已经“对索马里事务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并不是由于对索马里这个国家本身，而在于它的地缘政治位置。作为一个非洲之角国家，索马里可以为中国在印度洋上的战略提供一个战略支点，如今中国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选在索马里邻国吉布提，并非偶然——吉布提1977年才从索马里独立，首任总统正是索马里裔的Hassan Guled。
在1986年内战爆发之后，索马里已沦为一个地理名词。1995年中央政府的崩溃，更使它完全丧失了对自己领土和领海的有效管辖；不少外国船队利用这一混乱，纷纷到索马里领海内进行非法捕捞或倾倒有毒废料。生计受到侵犯、而又得不到本国海岸护卫队保护的索马里沿海居民，遂开始自行组织起力量来进行“海洋执法”，此后便迅速变为劫掠一切过往船只和船员来索要赎金，无论他们悬挂的是哪国国旗，也不论是什么船只。如今外界已很少人记得或在意他们最初是怎样变成海盗的了，在中国普通人的印象中似乎他们在战乱后就“突然”变成了海盗——这样一种印象也自有其好处，因为海盗活动看上去使他们变成了不可饶恕的“人类公敌”，也给了各国出师护航以正当理由。
对正在苦心谋求推进远洋战略的中国海军来说，索马里海盗提供了一个几乎是百年不遇的机会。因为从历史上看，这样在公海上无差别攻击掠夺过往船只的海盗行为，虽然乍看令人头痛，但却也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海上力量兴起的前奏。
现在很多人已不记得，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海军，最初也是借助打击非洲海盗才兴起的。在15-19世纪初的几百年里，北非阿尔及利亚到利比亚沿岸的巴巴利海盗（Barbary pirates）一直将劫掠过往船只、勒索赎金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商业活动来经营，并以此充实统治者的私囊和国库。据历史学家Robert Davies估算，他们在1530-1780年间将100-125万欧美白人掠为奴隶，除非每年进贡才能得以幸免。除了拥有一支强大海军的英国之外，当时的西方各国只能向他们支付赎金。美国人原本得到英国海军的庇护，但在独立之后不得不自己面对这一棘手的难题，新独立不久的美国“太穷、太远、太忙，无法采取其中任何一个办法”，当时也没什么美国人了解海军的战略价值，“在遥远的外国海岸保持一支海军可以有助于国内和平与安全的想法，是不可理解和不可信的”（《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
摩洛哥在1777年率先承认美国独立，但1784年它也成为掠夺美国公民的第一支巴巴利海盗力量。当时羽翼未丰的美国只能忍气吞声，与这些海盗政权达成和平协议，希图幸免。一次，在抓捕了21个美国公民为奴隶之后，阿尔及利亚海盗开出了59,496美元的赎金要求，而美国国会最多只能支付4200美元。为此，1793年底一位美国人抱怨：“我们的旗帜在不同国家中所受到的尊敬大致和挂在麦田里吓唬乌鸦的破布差不多。”来自这些海盗的威胁直接导致美国海军在1794年3月创建，并于1798年正式宣告脱离陆军控制而成立。尽管如此，自1796年起，美国每年仍要向的黎波里交纳贡金83,000美元，到1800年，向这些海盗支付的赎金和岁贡占联邦政府支出的20%之多。当1801年的黎波里还试图提高岁贡时，并派出海盗舰船袭击美国商船时，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忍无可忍地说道，既然海盗们通常只给人两种选择：赎金或开战，那么“为什么不建造一支海军与他们决一胜负呢？”
1801年，美国海军远征，发起第一次巴巴利战争。1805年4月28日，美国海军在威廉·伊顿率领下奇袭的黎波里成功，这是星条旗第一次通过武力高高飘扬在美国以外的地方。1815年美国终于彻底结束了向巴巴利海盗缴纳赎金的历史，为绝后患，又打了第二次巴巴利战争。鉴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和地理距离，美国国会授权海军可以自行决定如何打击海盗，这为海军的航海技能、海洋勘探、战略战术以及实兵作战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事实上，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里，早期弱小的美国海军（包括海军陆战队）唯一能进行实操对抗作战的就是这些海盗。如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歌的开头第一句仍是“From the halls of Montezuma, to the shores of Tripoli”（从蒙特祖玛的殿堂，到的黎波里海岸）。
在西方历史上，这有着悠久的历史。正是为了对付海盗和迦太基等海上敌国，当年的罗马人才开始建立海上殖民地来进行防卫。尽管如此，他们一度仍对这些飘忽袭击的海上敌人极感头痛，最有名的受害者便是年轻的恺撒，他在公元前75年被海盗俘获，并被迫支付12,000枚金币作为赎金。在获释后，他发兵捕获了这些海盗，将他们都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也正是在扫荡海盗的过程中，罗马不仅锻炼了海军力量，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了整个地中海海域，创造了“罗马治下的和平”。
由于海盗活动是海洋贸易的最大威胁之一，因而历来被海洋帝国视为最可憎的敌人。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就斥责“海盗不属于（国家的）敌人，而是每一个人的公敌”——这番话被17世纪的英国法理学家爱德华·柯克爵士进一步引申为“人类之敌”，用以指海盗和一切恐怖分子，对他们的打击因而总是被视为合乎国际法和公义之举。不过，肃清海盗的过程通常也不仅是公理得到伸张的过程，更是一个海洋力量兴起的标志。威尼斯帝国正是在公元1000年击败达尔马提亚海盗的一系列战争中，确立了在亚得里亚海北部海域的主导地位。后来的大英帝国虽然在兴起的过程中借助海盗来打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但在加勒比种植园主阶层的支持下，也最终转向捍卫合法贸易。1670年，英国与西班牙签署条约宣布海盗活动非法，1683年后英国更是接连通过法令来惩治私掠行为和海盗活动。毫无疑问，当时的英国已清楚地看到，打击海盗对英国而言一举两得：既可保护英国的合法贸易，又能造就英国海军在相关海域的强有力存在。
当下的中国正面临同样的处境，即当自身在海外的贸易活动日渐频繁、利益日渐加大之际，是否有本国的军事力量来保障这一活动的持续进行以及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中国历史无法提供这样的借鉴，因为明清时代众所周知地对华人华侨不提供任何保护，反倒将他们视为背弃祖宗故里的法外之徒，历史学家王赓武称之为“没有帝国的商人”（merchants without empire）。在1949年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一如两百年前新生的美国一样，既没有多少海外经济活动遭受严峻威胁，也没有多少能力远距离投送自己的力量。因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中国人要么是通过搭便车的方式，要么是通过不痛不痒的外交交涉来解决问题。
这种状况在1990年代开始出现变化。一方面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因商贸、旅游等各种活动“外溢”的中国人日渐增多；另一面也因许多国人越来越不赞成“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方针。1997年印尼排华惨案发生时，民间舆论群情激愤，恨不能当即出兵救助同胞。然而当时中国的南海战略都尚在小心翼翼地推进之中，无论如何不可能贸然行事。但当远洋军事力量逐渐积累成形时，一个危机事件便能成为极好的劫材，而这种潜在社会心理在特殊情势发生时将转化为支持当局的民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因索马里海盗活动引起的亚丁湾护航，为中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提供了远距离调兵、实战的极好理由，还可由此探查海洋航线、掌握在不同天候之下编列训练的技能。这是得到联合国授权的行动，且敌人又是“人类公敌”，无论如何都师出有名。在那些年里，当局的“危机政治学”也已练得相当娴熟：同年春奥运火炬被抢的事件转化为爱国怒潮；5月汶川地震则不仅转化为团结一心的事件，还通过灾害救援，远距离快速调派兵力，极大地强化了陆空军机动力量。到年底，索马里海盗又贡献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自1974年西沙海战和1988年赤瓜礁海战以来，这是中国海军首度有机会进行实战。更重要的是，通过九年来的连续26次护航编队，整个活动已实现常态化，并达到了轮番练兵的目的，正如1980-88年间陆军也在老山、者阴山前线通过各军区换防来强化实战练兵——近两年俄罗斯投入叙利亚战争也一样，截至2017年4月，84%的俄空军飞行员均已轮番赴叙参战。实际上，为了对付“一小撮”海盗，原本“杀鸡焉用牛刀”，但对这样一次机会，正是要“小题大做”，且不急着剿灭，可称是新式的“养寇自重”。
近些年来，中国一直在大力推进印度洋上的“珍珠链战略”（string of pearls）——这一地缘政治术语2005年由美国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提出（中国官方从未承认或使用该词），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日益依赖对外的运输通道，它在谋求南中国海的力量优势之后，又在稳步推进印度洋战略，办法便是在印度洋海岸如“珍珠链”形的港口建造民用设施来扩展自己海军力量的存在。2017年7月11日，中国打破原先“不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承诺，在非洲小国“吉布提”建成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虽然是以“保障基地”的名义。索马里海盗的威胁使这一切顺理成章，正如2011年的湄公河惨案也使中老缅泰水上安全部队护航成为可能，而“反恐”则为中国在巴基斯坦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活动提供了理由。如今，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下，一个致力于在海外活跃投放自身力量的中国已成为这个国家外交政治的新常态。
虽然在反海盗护航、海外撤侨等事件的媒体报道中，这些海外军事活动的目的常被说成是保护中国公民的安全，在《战狼2》中更被大事渲染，但其最初、也是主要的目的其实是确保国家的能源安全。在《战狼2》中，一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更使许多人热血沸腾——这句话出自《汉书·陈汤传》中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原文所表达的是对帝国威望的捍卫，而不涉及对海外公民的保护。事实上，陈汤之所以斩杀郅支单于，不是因为他侵犯汉人（虽然他的确杀了汉朝使节谷吉），而是他的反叛损害了帝国一统天下的霸权，他是想要通过这一帝国主义冒险行动发出一个警告：不要以为帝国不能制服你（“强汉不能臣”）。在重视国家威望多过公民安全这一点上，如今的行动与这段历史有其内在一致性，但就“国家保护的贸易”这一点而言，当下的行动则是对明清时期“没有帝国的商人”这一传统的决裂。
所谓“保护海外公民”的理念，其实源自西方，“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是一句确保拥有罗马公民权者免遭奴役的神奇咒语。在近代，这一理念演变成欧洲列强广为采纳的观点，并为治外法权铺平了道路，因为像当时的英国商人认为自己不应受野蛮的中国司法所管辖，而“英国臣民无论在远东何处均受英国的保护”（G.W.Keaton语）。1856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帕麦斯顿勋爵宣称：“正如在古代一位罗马人只要宣称‘我是罗马公民’就可以免受侮辱一样，一位英国臣民，无论他到了哪个国家，都可以充满信心地感受到，英格兰警惕的眼睛和强壮的臂膀随时都会保护他免受不公正的待遇。”当时辉格党代表托马斯·马可黎也答辩说，英国人知道，“他们虽然被敌人包围，被汪洋大海和大陆隔绝而孤立无援，但谁也不能损害他们的一根毫毛而逍遥法外。”——如今想来不无讽刺的是，他们这番话正是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对中国人说的，当时一小群英国商人正被困于广州。
一百六十年过去了，如今是中国人自觉地沿用了英国人的这番言辞及其背后的逻辑。当然，在当代国际政治中，这极不可能演变出中国版本的治外法权，不过，那看起来已经演变出中国版本的帝国主义：将“保护海外公民”的名义，与传统上那种对帝国威望（或其现代版本：“国家利益”）的捍卫嫁接在了一起，而有理由相信，后者才是真正的重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