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方式、理论及方法

观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每个观看的主体都有很多差异：知识背景、文化承袭、宗教态度、自然环境、文化传统、个人经验、教育程度、观看视角、观看条件与方法，包括特殊的时间与地点，都影响着我们对观看对象的判断。简单来说，观看受看到的（眼前对象）和知道的（知识与经验）的影响，若没有艺术史以及相关知识背景，对一幅画的观看就只限于个人感受与直觉，而缺乏系统的判断逻辑。

艺术史告诉我们，对不同时代的艺术将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判断标准。尽管今天的我们可以重新观看、理解过去的作品，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文明史的知识积累，正是作为文明史一部分的艺术史，可以丰富我们对艺术和文明的看法。在观看作品之后，人们习惯于对其进行理解和解释。但是，没有艺术史知识的观众往往缺乏理解和解释艺术品的稳定的知识来源。

所有非艺术史专业的观众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观看方式和评价方式，都有可能提出自己特殊的甚至是有趣的观点和看法。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更有助于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呢？文明的经验告诉我们：既然已经有了对观看给予的经验和学科的归纳，在不失去直觉能力的前提下，对艺术的理解应该是学科的理解。人类正是在不断的学科建设过程中，理解自身文明的特征和意义的。学科的观看方式是前人总结出来的最有效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讲，对艺术史的学习就是对艺术的学科性的理解。

每位艺术史家都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而且选择什么方法也会因研究对象的时间和问题重心呈现出多样性，事实上，没有什么理论与方法是万能的。理论也许可以给你一种视角，但理论因为语词隐含着权力与社会实践的复杂原因，可能会让你掉入语词的迷雾。如果希望从形式、符号或者图像分析的角度研究艺术史，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以及符号学理论就非常有用；当对艺术主题、社会问题以及民族性问题更感兴趣时，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显得非常有效；要了解艺术家的创作心理和精神指向时，心理分析理论似乎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艺术知识和思想问题时，阐释学理论非常有用。

虽然理论是事实的归纳，可是，由于选择的事实不同以及知识与思想出发点的差异，决定了理论本身的局限性。理论通常容易给予艺术史研究一个假设性的判断，因为理论是在之前的历史研究文献中归纳出来的思想，如果我们阅读了大量艺术理论著作，很容易在内心产生基本的问题判断与历史评估。可是，这样的理论能够让我们直接面对作品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吗？实际上，任何问题不过是在已经知道的资料和认识的基础上的一个假设，如果我们要对该问题给予具有说服力的陈述，就需要通过资料与文献进行判断。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历史学家对理论多少有些反感的原因，艺术史与理论有关系，但理论不是历史研究。

我们运用理论有三点原因：一是资料的过分繁杂，使得我们需要归纳与判断的能力；二是历史研究具有对转折性的问题给予特别关注的特性，常识告诉我们，历史的转折总是复杂的因素导致的；三是艺术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越来越多样化与复杂化，所以需要理论对历史研究给予改变思维模式的帮助，这也是为什么新史学包含了大量其他学科理论应用的原因。不过，应特别注意：艺术史研究和历史研究一样，要对事实和细节进行微妙处理，这就需要对理论及其术语保持高度的警惕，事实上，对理论津津乐道的人很难写出艺术史。

历史研究的方法不是概念归纳，而是材料分析。历史的方法要求我们讨论审美问题的时候不能离开历史的个案及语境关系。艺术史的研究工作将“审美判断”分解为历史分析的不同程序，考察一种符号产生的具体原因，分析导致一种风格的种种来源，阐释兴起一种运动的复杂语境。这时，形而上学的分析与思想观念的阐释就没有意义。总之，不使用有语境的历史事实的陈述根本就不是历史陈述。所以，我们需要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观看，而不是理论的观看。千万不要掉入以下陷阱——企图在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艺术现象里找寻共性，以便获得具有“永恒”价值的结论。这种漫无边际的陈述涉及很多理论与概念，却偏偏不属于历史的陈述。

在艺术史学习和研究中，应树立基本的历史知识：没有什么理论与方法是万能的，理论、思想与方法都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历史研究决定了对思想、人物和事件的研究一开始就建立在历史认识的基础上：是事实、差异、背景（语境、上下文）以及过程，而不是所谓的永恒思想与普世判断，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