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门千金》:广东人的“拿来主义”
随便去翻翻上海的文化类杂志报纸就可以发现,上海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很多戏剧,有传统昆曲苏州评弹,也有纯粹插科打诨的商业话剧,当然还有无数把自己和别人都搞得迷迷糊糊的先锋话剧,但大家聚在一起时,都会说最近没有啥可看的。可能是大家现在对戏剧的刺激点都调的很高了,就像电影,现在面对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特效,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看《ET》那个兴奋劲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严重戏剧疲软症的情况下看到了粤剧《豪门千金》,又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心里准备的情况下去看了一个我不是很熟悉的剧种——粤剧。其实让我鼓起勇气的去看的主要原因是对岭南文化的天然好感和粤语歌在我少年时代留下的强烈印迹。没有料到这个有着大俗名字的粤剧却给了我惊喜。我一直觉得广东人谨慎务实,十分低调,却又有一种百无禁忌的大气概。《豪门千金》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这个改编自莎士比亚名著《威尼斯商人》的戏剧,没有去玩现在流行的“戏说法”而是基本忠实了原作,保持了原作的戏剧张力,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很好的体现了粤剧的传统美感,唱词隽永华丽,演唱悠扬清亮。剧组大胆还邀请了上海京剧名角关栋天来扮演剧中一个重要角色李安东,让一个京剧演员来唱粤剧,这样的安排其实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关栋天的高亢的京腔很可能会破坏了粤剧的原汁原味。好在关先生有10年香港生活的经历,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关先生的加盟带来的是一番别有韵致的感觉。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这种改编方式,用中国传统的地方戏曲来重新演绎西方经典戏剧,改编后的戏剧把原来威尼斯背景中国化,时间为清末民初,地点放在广州和澳门。
广州和澳门都是清末民初的重要通商口岸,原剧要求的商业氛围和借贷关系,在这种地域和环境中都能完美地找到对应,另外莎翁原剧作中的华丽婉转的气质在《豪门千金》里面得到很好的体现,可以说和粤剧本身具有的清丽细腻特点颇为贴切。这种低调却又颇为有效的方式其实是值得借鉴的。据说粤剧改变国外经典是一个传统,上世纪20年代后期,电影在广州冲击着粤剧的票房,班主与艺人的收入逐渐下滑。代表粤剧主流的省港大班的班主和老倌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想法扭转颓势,其中一个招数是“拿来主义”。开戏师爷(编剧)绞尽脑汁,把卖座的进口电影改编为粤剧剧本,或把世界名著收入囊中,加以粤剧化,一时使粤剧摆脱题材狭窄的弱势。一出出“洋为中用”的新戏推出,市井中人赞道“屎塔煲粥———唔同味道”。虽有戏谑之嫌,却见戏迷欣赏之心。加上音乐、唱腔、舞台美术等一系列的改革,粤剧果然渐渐重聚人气。取材自外国电影的有《璇宫艳史》、《贼王子》、《复活》、《野史情僧》、《无敌王孙》、《野花香》、《白金龙》、《胡不归》等,改编自外国名著的有《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黑奴吁天录》等。这样的举动我们看来真的有些不可思议,这样的生搬硬套在形式感上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很容易沦为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广东人的百无禁忌便体现出来了,这个最早被撬开国门的地方,这个中西文化最早碰撞的地方,人们已经习惯了稀奇古怪的新鲜玩意,只要好玩都可以拿来玩,这个远离皇城的地方,对文化传统最少禁忌最少条条框框,只要好玩咋改都可以。这一点在当代艺术最能体现,阳江装修工头郑国谷玩转安迪•沃霍于是横空出世。名门之女曹斐从录像玩到戏剧,从行为艺术玩到虚拟空间,成为最国际化的中国女艺术家。
广东人这种“习惯性消化”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传统艺术现代化的方式,当我们还在写无数长篇大论开无数的研讨会讨论中国传统艺术转化的可能性的时候,广东人已经悄悄的完成了一种可能。
我就是在这样的严重戏剧疲软症的情况下看到了粤剧《豪门千金》,又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心里准备的情况下去看了一个我不是很熟悉的剧种——粤剧。其实让我鼓起勇气的去看的主要原因是对岭南文化的天然好感和粤语歌在我少年时代留下的强烈印迹。没有料到这个有着大俗名字的粤剧却给了我惊喜。我一直觉得广东人谨慎务实,十分低调,却又有一种百无禁忌的大气概。《豪门千金》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这个改编自莎士比亚名著《威尼斯商人》的戏剧,没有去玩现在流行的“戏说法”而是基本忠实了原作,保持了原作的戏剧张力,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很好的体现了粤剧的传统美感,唱词隽永华丽,演唱悠扬清亮。剧组大胆还邀请了上海京剧名角关栋天来扮演剧中一个重要角色李安东,让一个京剧演员来唱粤剧,这样的安排其实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关栋天的高亢的京腔很可能会破坏了粤剧的原汁原味。好在关先生有10年香港生活的经历,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关先生的加盟带来的是一番别有韵致的感觉。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这种改编方式,用中国传统的地方戏曲来重新演绎西方经典戏剧,改编后的戏剧把原来威尼斯背景中国化,时间为清末民初,地点放在广州和澳门。
广州和澳门都是清末民初的重要通商口岸,原剧要求的商业氛围和借贷关系,在这种地域和环境中都能完美地找到对应,另外莎翁原剧作中的华丽婉转的气质在《豪门千金》里面得到很好的体现,可以说和粤剧本身具有的清丽细腻特点颇为贴切。这种低调却又颇为有效的方式其实是值得借鉴的。据说粤剧改变国外经典是一个传统,上世纪20年代后期,电影在广州冲击着粤剧的票房,班主与艺人的收入逐渐下滑。代表粤剧主流的省港大班的班主和老倌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想法扭转颓势,其中一个招数是“拿来主义”。开戏师爷(编剧)绞尽脑汁,把卖座的进口电影改编为粤剧剧本,或把世界名著收入囊中,加以粤剧化,一时使粤剧摆脱题材狭窄的弱势。一出出“洋为中用”的新戏推出,市井中人赞道“屎塔煲粥———唔同味道”。虽有戏谑之嫌,却见戏迷欣赏之心。加上音乐、唱腔、舞台美术等一系列的改革,粤剧果然渐渐重聚人气。取材自外国电影的有《璇宫艳史》、《贼王子》、《复活》、《野史情僧》、《无敌王孙》、《野花香》、《白金龙》、《胡不归》等,改编自外国名著的有《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黑奴吁天录》等。这样的举动我们看来真的有些不可思议,这样的生搬硬套在形式感上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很容易沦为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广东人的百无禁忌便体现出来了,这个最早被撬开国门的地方,这个中西文化最早碰撞的地方,人们已经习惯了稀奇古怪的新鲜玩意,只要好玩都可以拿来玩,这个远离皇城的地方,对文化传统最少禁忌最少条条框框,只要好玩咋改都可以。这一点在当代艺术最能体现,阳江装修工头郑国谷玩转安迪•沃霍于是横空出世。名门之女曹斐从录像玩到戏剧,从行为艺术玩到虚拟空间,成为最国际化的中国女艺术家。
广东人这种“习惯性消化”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传统艺术现代化的方式,当我们还在写无数长篇大论开无数的研讨会讨论中国传统艺术转化的可能性的时候,广东人已经悄悄的完成了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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