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不爱读书与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中国一向是一个重视读书的民族。“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几乎曾经是每一个传统中国家庭的理想信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则更是旧时代中国读书人的价值观。尽管对于这样的文化传统，今天的我们并不能够完全认同；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之所以绵延不绝，与我们这个民族深深植下“读书”的种子并不断地发芽、开花、结果密不可分。
帝制时代以前，中国人读书当然只是读圣贤书，以“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为理想目标。尽管那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读书机会，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献身学问，但制度安排上（科举）仍然为那些佼佼者和精英分子提供了“公开、公平与公正”的报效国家的机会与可能。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读圣贤书，固然可以造就一个好人或者贤人，甚至也可以成功应对封建农业社会的所有疑难课题，但却无法为后来出现的瞬息万变的工业文明、现代社会提供技术支撑与理论支持。因此，晚清以降，中国人一旦真正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便只能不得不从西方的“德先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那里寻求医病的良方。
人同此心、世同此理。凡人类，莫不如此。所谓东方文化与西洋文化，尽管表达方式不同，但本质上都以追求真善为美终极要义，以追求人的幸福、尊严、自由与和谐为根本目标。正是基于人类普世价值观的存在，所以才造成了20世纪中期以后的文明大交融、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悲哀的是，我们竟走了一段与世界潮流相悖的弯路：不仅愚蠢地切断与世界文明交流的管道，甚至妄想与自己悠久文明传统切割。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既险些革了文化的命，也险些革了民族复兴的命。
所幸历史并不完全由个人主载，黄河九曲最终也要奔向大海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又再一次回归与世界潮流并行的正确道路。曾经几乎被当作破烂一样的读书的种子，重新在我们民族的心田生根、发芽、开花了，这一次轮回虽还没有结出果实，却已经燃起了我们对收获的希望。读书、学历、知识、知识分子、自由、科学、尊严、普世价值，这些与文化与书相关的字眼儿，今天似已经为普罗大众所耳熟能详。
现代出版家张元济先生曾有云：“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早些时间，俞晓群老师也提出了“书香社会”的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