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 | 谁去决定或判定，卡夫卡的《法律门前》是一种文学呢？当中的标准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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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门前
尼古拉斯·罗伊尔 / 文
严子杰 / 译
————————————————
法律门前
卡夫卡
（写于1914年冬）
在法律门前，站着一个门卫。一个农村来的男人走上去请求进入法律之门。但是门卫说，现在还不能允许他进去。那男人想了想，问是否以后可以进去。门卫说：“那倒有可能，但现在不行。”看到法律之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而且门卫也走到一边去了，于是那男人弯下腰，想看看门内的世界。这一切被门卫看见了，就笑着说：“如果它那么吸引你，那你倒是试试冲破我的禁锢进去呀，但是请记住，我很强大，而且我只是最小的一个门卫。每道门都有门卫，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那第三个门卫就连我也不敢看他一眼。”困难如此之大是那农村男人始料未及的，他以为法律之门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敞开的，但是现在当他仔细观察了那穿着皮大衣的门卫，看见他那尖尖的鼻子、黑而稀疏的鞑靼式的长胡子，就决定还是等下去为好，直到获准进去为止。那门卫递给他一只小板凳，让他在门旁边坐下。他坐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了很多尝试想进去，并不厌其烦地请求门卫放行。门卫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又问他家乡的情况以及许多事情。他这样不痛不痒地提问着，俨然一个大人物似的，而最后却总是说还不能允许他进去。那男人为这次旅行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他用一切值钱的东西来贿赂门卫。门卫虽然接受了所有贿赂，但却说：“我接受礼物只是为了使你不致产生失去了什么的错觉。”多年过去了，这期间，那男人几乎是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门卫，他忘记了其他门卫的存在，似乎这第一个门卫是他进入法律之门的唯一障碍。他咒骂这倒霉的遭遇。开始几年，他的举止还无所顾忌，说话嗓门高大，后来日渐衰老，就只有咕咕哝哝、自言自语了。他变得很幼稚，由于长年观察门卫，所以连他皮衣领子上的跳蚤也熟识了，于是他也请求它们帮忙，以改变门卫的态度。最后他目光黯淡，搞不清楚是四周真的一片黑暗呢，还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不过他现在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亮光，它顽强地透过法律之门照射出来。现在他命在旦夕，临死之前，过去的所有经历在他的脑海里聚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至今还没有向门卫提出。他示意门卫过来，因为他身体僵硬，已经不能站起来。两个人身高的变化使那男人相形见绌，矮了一截，所以门卫必须深深地弯下腰，然后问道：“现在你究竟还想知道什么？”又说：“你太贪得无厌。”那男人说：“大家不是都想了解法律是什么吗？为什么多年以来除了我再无别人要求进入法律之门？”门卫发现那男人已行将就木，为了能触动他失灵的听觉器官，就吼叫着对他说：“其实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从这里进去，因为此门只为你一人所开。现在我要把门关上。”[1]
（Kafka 19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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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法律门前》（B）的一篇文章里（文章在1982年伦敦的演讲中首次发表），德里达认为大部分人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都有着一种共识，这个共识背后有四个“不言自明的信念”(axiomatic beliefs)：
第一，“我们认为这个文本……有自己的身份、独异性和统一性”(B 184)；
第二，我们相信“这个文本是有作者的”，即是说“相对于故事的角色而言，作者的亲笔签署（signatory）并非虚构”（185）；
第三，我们相信或预设，“多种事件相互关涉”，存在着某种叙述、讲说或故事（法语为récit），而这便是我们视为应归属于“我们称为文学”（186）的东西；
第四，“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标题，尤其是作品的标题”（188）。
德里达耐心而有系统地打乱这些信条和前提，更多番质疑：“谁去决定或判定，这（个故事或这段文字）是一种文学呢？当中的标准又是什么？”（187）
德里达对《法律门前》这个故事的解读背后有好些前设：
没有所谓文学本质这回事，也没有严格鉴定下的所谓文学领域……文学这个称谓或许注定有种不正当的意味，它没有明确的标准、确切的界定或参照。因此“文学”是一出命名的戏剧，牵涉命名的法则（the law of the name）和法则的命名（the name of the law）。（187）
卡夫卡起的标题“法律门前”（Vor dem Gesetz）似乎正是一出德里达所讲的命名的戏剧。跟所有文学作品的标题一样，“法律门前”出现于文本之前；一般人都会认为，作品本身理应放在标题的下方或是标题之后。和其他文学作品的标题一样，《法律门前》（Before the Law）这篇小说也同样面对着某种法律（beforethe law）；这种“重复”怪异而陌生，是一种文本标题的自我指涉，或许它会让我们反思或佩服，但如果只留意到反身性（“你看，这是一句带有自反性和自我指涉的句子，多聪明！”）你就找错重点了。
跟所有文学作品的标题一样，“法律门前”的确处身某种法律的面前，例如著作权法（laws of copyright）。德里达指出：“一本书的标题使我们可以在图书馆替它进行分类，也方便找出并记录著作权的归属，令后来的审判或和判决得以进行”（189）。（德里达在这里隐约提到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The Trial］；《法律门前》这篇小说后来变成了《审判》的一部分：参见B 217-20）跟所有文学作品的标题一样，《法律门前》是文学作品的一部分，同时也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为作品命名，好像置身文本之外，好似后来添加上去的，又或者之前添加的东西（你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仿佛是“在源头已经存在的［怪异］增补”，或者是一种“增补［怪异］的归来”）。但同时“法律门前”是文本的一部分，却明显也是文本的外部。那么，标题是文本的一部分，或不是？这涉及框架、边界和边缘等问题。标题的正确位置在哪？德里达补充道：“标题的确属于文学的一部分，但它在这种归属关系里面，并不享有甚至大异于它理应享有的架构和地位。即使标题从属于文学，这不妨碍它自身享有的合法地位”（189）。作为奇怪的同谋，文学和法律相互牵连：法律在本质上牵涉一定的虚构性或虚构过程。这些正是德里达在《法律门前》中提出的论点。
注释：
[1] 译文转自：http://www.nem.tku.edu.tw/courses/modernity/lecture-text/before-the-law.htm。——译者注
○●文章选自○●
《导读德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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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罗伊尔 / 文
严子杰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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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门前
卡夫卡
（写于1914年冬）
在法律门前，站着一个门卫。一个农村来的男人走上去请求进入法律之门。但是门卫说，现在还不能允许他进去。那男人想了想，问是否以后可以进去。门卫说：“那倒有可能，但现在不行。”看到法律之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而且门卫也走到一边去了，于是那男人弯下腰，想看看门内的世界。这一切被门卫看见了，就笑着说：“如果它那么吸引你，那你倒是试试冲破我的禁锢进去呀，但是请记住，我很强大，而且我只是最小的一个门卫。每道门都有门卫，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那第三个门卫就连我也不敢看他一眼。”困难如此之大是那农村男人始料未及的，他以为法律之门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敞开的，但是现在当他仔细观察了那穿着皮大衣的门卫，看见他那尖尖的鼻子、黑而稀疏的鞑靼式的长胡子，就决定还是等下去为好，直到获准进去为止。那门卫递给他一只小板凳，让他在门旁边坐下。他坐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了很多尝试想进去，并不厌其烦地请求门卫放行。门卫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又问他家乡的情况以及许多事情。他这样不痛不痒地提问着，俨然一个大人物似的，而最后却总是说还不能允许他进去。那男人为这次旅行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他用一切值钱的东西来贿赂门卫。门卫虽然接受了所有贿赂，但却说：“我接受礼物只是为了使你不致产生失去了什么的错觉。”多年过去了，这期间，那男人几乎是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门卫，他忘记了其他门卫的存在，似乎这第一个门卫是他进入法律之门的唯一障碍。他咒骂这倒霉的遭遇。开始几年，他的举止还无所顾忌，说话嗓门高大，后来日渐衰老，就只有咕咕哝哝、自言自语了。他变得很幼稚，由于长年观察门卫，所以连他皮衣领子上的跳蚤也熟识了，于是他也请求它们帮忙，以改变门卫的态度。最后他目光黯淡，搞不清楚是四周真的一片黑暗呢，还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不过他现在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亮光，它顽强地透过法律之门照射出来。现在他命在旦夕，临死之前，过去的所有经历在他的脑海里聚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至今还没有向门卫提出。他示意门卫过来，因为他身体僵硬，已经不能站起来。两个人身高的变化使那男人相形见绌，矮了一截，所以门卫必须深深地弯下腰，然后问道：“现在你究竟还想知道什么？”又说：“你太贪得无厌。”那男人说：“大家不是都想了解法律是什么吗？为什么多年以来除了我再无别人要求进入法律之门？”门卫发现那男人已行将就木，为了能触动他失灵的听觉器官，就吼叫着对他说：“其实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从这里进去，因为此门只为你一人所开。现在我要把门关上。”[1]
（Kafka 19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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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法律门前》（B）的一篇文章里（文章在1982年伦敦的演讲中首次发表），德里达认为大部分人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都有着一种共识，这个共识背后有四个“不言自明的信念”(axiomatic beliefs)：
第一，“我们认为这个文本……有自己的身份、独异性和统一性”(B 184)；
第二，我们相信“这个文本是有作者的”，即是说“相对于故事的角色而言，作者的亲笔签署（signatory）并非虚构”（185）；
第三，我们相信或预设，“多种事件相互关涉”，存在着某种叙述、讲说或故事（法语为récit），而这便是我们视为应归属于“我们称为文学”（186）的东西；
第四，“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标题，尤其是作品的标题”（188）。
德里达耐心而有系统地打乱这些信条和前提，更多番质疑：“谁去决定或判定，这（个故事或这段文字）是一种文学呢？当中的标准又是什么？”（187）
德里达对《法律门前》这个故事的解读背后有好些前设：
没有所谓文学本质这回事，也没有严格鉴定下的所谓文学领域……文学这个称谓或许注定有种不正当的意味，它没有明确的标准、确切的界定或参照。因此“文学”是一出命名的戏剧，牵涉命名的法则（the law of the name）和法则的命名（the name of the law）。（187）
卡夫卡起的标题“法律门前”（Vor dem Gesetz）似乎正是一出德里达所讲的命名的戏剧。跟所有文学作品的标题一样，“法律门前”出现于文本之前；一般人都会认为，作品本身理应放在标题的下方或是标题之后。和其他文学作品的标题一样，《法律门前》（Before the Law）这篇小说也同样面对着某种法律（beforethe law）；这种“重复”怪异而陌生，是一种文本标题的自我指涉，或许它会让我们反思或佩服，但如果只留意到反身性（“你看，这是一句带有自反性和自我指涉的句子，多聪明！”）你就找错重点了。
跟所有文学作品的标题一样，“法律门前”的确处身某种法律的面前，例如著作权法（laws of copyright）。德里达指出：“一本书的标题使我们可以在图书馆替它进行分类，也方便找出并记录著作权的归属，令后来的审判或和判决得以进行”（189）。（德里达在这里隐约提到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The Trial］；《法律门前》这篇小说后来变成了《审判》的一部分：参见B 217-20）跟所有文学作品的标题一样，《法律门前》是文学作品的一部分，同时也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为作品命名，好像置身文本之外，好似后来添加上去的，又或者之前添加的东西（你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仿佛是“在源头已经存在的［怪异］增补”，或者是一种“增补［怪异］的归来”）。但同时“法律门前”是文本的一部分，却明显也是文本的外部。那么，标题是文本的一部分，或不是？这涉及框架、边界和边缘等问题。标题的正确位置在哪？德里达补充道：“标题的确属于文学的一部分，但它在这种归属关系里面，并不享有甚至大异于它理应享有的架构和地位。即使标题从属于文学，这不妨碍它自身享有的合法地位”（189）。作为奇怪的同谋，文学和法律相互牵连：法律在本质上牵涉一定的虚构性或虚构过程。这些正是德里达在《法律门前》中提出的论点。
注释：
[1] 译文转自：http://www.nem.tku.edu.tw/courses/modernity/lecture-text/before-the-law.htm。——译者注
○●文章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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