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年代》的作者伊迪丝·华顿离世80年：切莫羡慕上层社会的浮华，其中自有你不知道的压抑与痛苦
文：赵老实
1909年，47岁的伊迪丝·华顿与小她3岁的记者莫顿·富勒顿陷入热恋。而就在前一年，华顿的丈夫的抑郁症被诊断为不治之症。他们于1913年离婚。
与她的丈夫喜欢体育却缺乏情趣完全不同，富勒顿是个典型的堕落分子。他留着维多利亚式的大胡子，懒洋洋的眼睛，总是一副与女性调情的样子。伊迪丝像奴隶一样与他交往：
去年12月，我们第一次去索邦大学听贝克演讲，我穿了一件黑色连衣裙，我记得自己心里想着：他会喜欢我这样穿吗？ 我们第一次单独共进晚餐的那一夜，我穿了茶会服。……你说你很喜欢…… 在公众场合里坐在你身边，表面上风平浪静的我内心却是狂喜。不时地看着你额头上的汗毛、当你转头面向舞台时的侧影、你的姿态、你的表情……我身体里的每一滴血液都在悄悄说着：‘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他是我的。’
可富勒顿是个博爱的双性恋，他与王尔德著名的《道林·格雷的画像》的原型罗恩·高尔爵士有亲密关系。既于乔治·桑塔亚纳、伯纳德·贝伦森这样的知识精英勾勾搭搭，也不放过与在欧洲生活的沙捞越王后玛格丽特交往的机会。
然而华顿还是这样不体面地爱上了他，并与他纠缠不清。她给他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并恳请他将信件销毁，可这位花花公子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在华顿去世以后将这些私密的情感卖给大众，谋取金钱。
令人惊愕的是，华顿自己的爱情生活完全是后来那本著名的《纯真年代》的反面。
在让她成为普利策奖历史上第一位女作家的小说中，伊迪丝·华顿塑造了一位渴望爱情却“克己复礼”的女性艾伦·奥斯兰卡，她一再牺牲与纽兰·阿切尔逃离世俗的机会，最终成全了表妹梅·韦兰的婚姻，而现实中她却沦陷了。
或许这就是纽约与巴黎的区别。
伊迪丝·华顿出身于美国“贵族”家庭。与欧洲王室真·贵族不同，美国的贵族并没有什么王室血统，他们是最早一批移民新大陆的居民的后代，在经营贸易和土地买卖中不断发展壮大并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一群人。他们在美国建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是亲身参与者。
比如华顿的曾外祖父，就曾参与过波士顿倾茶事件和英军对美军的受降礼，被画在德朗布尔那副《康华里投降》上。
他们是真正的“老钱”，“有着相同的血缘纽带、教育背景和经济来源。都有古老的家业，都是新教徒，他们是美国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他们在美国复制和重现了大洋彼岸的维多利亚文化，保留了主流价值观和标准。”
在殖民时期，这些具有同样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商人、律师和银行家们形成了一个相互通婚、相互合作的圈层，并自视为欧洲古老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但他们又缺乏真正的贵族血统和身份，于是只能在生活作风上更加严格地遵循欧洲贵族的礼仪标准和清教徒的道德要求，借此与普通民众区别开来。
进入19世纪，这个贵族阶层逐渐发展成型，他们不用再向先祖们那样通过努力来积累财富，甚至把挣钱当做有损体面的事情，因为他们只需要继承祖先留下来飞速升值的房产就可以衣食无忧。生活舒适、穿着华贵，除此之外便无所事事。他们是没有灵魂的僵尸，所坚持的习俗和惯例也变得越发死板和非人性化。
这些都通过《纯真年代》中艾伦、纽兰之眼，充分反映了出来——是否“合宜”，对于纽兰·阿切尔所生活的纽约，就同数千年前主宰其祖先命运的不可捉摸的图腾一样重要。
而所谓的礼仪有多么无聊呢，就拿每家都要举办的一个简单的晚宴来说吧。
首先，要先打发仆人去打听一下某家的夫人是否在家；确认在家后，再约一个凉快的客厅或是宽阔的海景阳台，进行一次大概半个小时的会面，亲自递交邀请函。请的人多时，每家每户这么走下来，就要整整一天的时间。
那么如果某家夫人不在家，是不是能把邀请函交给仆人呢？不行，如果这样图省事，就会被没有受到登门拜访的夫人视为“侮辱”，然后将不守规矩的这家人从自家的邀请名单中拉黑。
而女人则乐在其中，或者说她们已经被驯化了。她们是被高高地捧起来的男人的玩物，是彰显家庭的收藏品，而不是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对于那个年代的男人们而言，女士们只是需要‘敬酒’的人，再无其他。生育孩子是她们的任务，精致的针线活是她们的消遣，被绅士尊敬是她们的特权。在中上层阶级，一句‘女士们，上帝保佑她们’就可以总结一切。”
《纯真年代》的艾伦，就是伊迪丝·华顿自己的境遇。艾伦·奥兰斯卡从欧洲不幸福的婚姻中逃离，回到美国的家族中，却发现陷入了更深的桎梏，她的穿着，她对艺术的爱好，她的品味，一切都是人们评头论足的谈资。
华顿在她生活的美国圈子里也是一个异类。仅是一趟婚后的地中海旅游，就会招致双方家庭的反对：在波士顿，已婚夫妻在国外度过短暂的蜜月之后，就应该按部就班地在波士顿过冬，然后再郊区或是临近的海边避暑……下一次出远门，就只会去他们的家族墓园了。
而女性作家的身份，更给她贴上了“不安分”的标签。“我在波士顿是个失败者，因为人们觉得我太时髦了，肯定没头脑；我在纽约也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人们觉得我太有头脑了，所以不够时髦。”在小说发表以后，她就失去了“女性”的魅力，别人不知道应该如何与她相处。
她的丈夫也不了解她，夫妻生活毫无乐趣可言。华顿曾写道：
有时我会想，一个女人的天性就像一栋满是房间的大房子……而在最里面的哪一间，是圣地中的圣地，女人的灵魂独自坐在那里，等待一阵从不曾传来的脚步声。
所以，当逃离了美国，来到自由的巴黎的时候，她亟不可待地敞开了所有的心门，迎来了一个技巧高明的猎人。 巴黎欢迎各种时髦而有头脑的灵魂，让她可以尽情做自己，即便人生也已过半。
1937年8月11日，华顿在巴黎逝世。她的书桌中留着一部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的手稿，从中我们可以读出她在巴黎的后半生是多么“放飞自我”。（ 手稿内容片段因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附上，请在微信后台发送：“华顿小说”索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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