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眷村的故事（六十年颠沛流离后一个族群的记忆）
20100314南都阅读
摘要：2010年初，赖声川与王伟忠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在中国内地六座城市巡演，所到之处都赢得观众的泪水与掌声。差不多同时上市的《宝岛眷村》是内地第一本介绍眷村的书。台湾的眷村热蔓延到了内地。人们想知道，1949年之后离开的那些人，他们是怎么过的？
3月7日，北京的单行街书店二楼坐满听众。新书《宝岛眷村》的主编，台湾眷村的“第三代”张蔷在此与读者对话，讲述台湾眷村与眷村文化。
一位年轻女读者起来提问：她是山东临沂人，很好奇看到台北有临沂街。“这是为什么？过去那里有很多从大陆过去的临沂人吗？”张蔷解释，台北不仅有临沂街，还有徐州路、杭州路、锦州街、潮州街……国民党1949年到台湾时，为了让大家记住大陆，将台北市的地图设计为一个“小中国”。
2010年初，赖声川与王伟忠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在中国内地六座城市巡演，所到之处都赢得观众的泪水与掌声。差不多同时上市的《宝岛眷村》是内地第一本介绍眷村的书。台湾的眷村热蔓延到了内地。人们想知道，1949年之后离开的那些人，他们是怎么过的？
1949年，随着国民党的败退，几百万中国人飘洋过海逃亡台湾，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和他们的眷属。“这是一场其他民族都没有的大迁移”，王伟忠说。
国民党在台湾省内陆续建起了800多座眷村，共有60多万外省兵和50多万军属被安置在眷村简陋的房舍内。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是：台湾只是暂时的克难场所，随时要“反攻大陆”。因为是临时居所，这些房舍极为简陋。除了高阶军官住在日据时代留下的好房子里，绝大多数普通士兵家庭分到的都是临时搭建的简易房：五六平米，以茅草和竹子为主要材料修建，两面涂上泥巴，上面只有一层石棉瓦。
“很多人以为一两年就要回到大陆老家，连家具都买藤制的。因为最便宜，不要了可以扔掉。”张蔷说，但他们一住就是五十年。
王伟忠的故事 我父母的故事，我带回北京了
2010年，王伟忠带着话剧作品《宝岛一村》回到父母的出生地北京，这座当年叫做北平的城市。
作为旁白者，他照例要在末尾上台讲这段话：“1949年刚来台湾时，爸爸20岁，妈妈16岁，两个人是自由恋爱结婚。1992年4月5日父亲过世，一代台湾人凋零了，我们要世世代代把他们的故事说下去。”
在北京演出时，他加了一句“我父母的故事，我也带回老家，给老家人看了”，说完泪流满面。台下坐着他留在北京的舅舅。
王伟忠是台湾的金牌电视制作人，他制作的《我猜我猜我猜猜》、《全民大闷锅》、《康熙来了》、《超级星光大道》等节目，风靡港台乃至内地。身为“嘉义建国二村”子弟，他从小就调皮捣蛋，喜欢做孩子王，扯着一群孩子一起玩游戏，并琢磨新的游戏。他笑称，这或许为他之后的创意才能打下了伏笔。
王伟忠的父亲和母亲都出生在北京胡同里。19岁的王爸爸明明是空军地勤人员，开汽车的，却鱼目混珠说自己是“开飞机的”，把16岁的王妈妈“骗”到手。2004年，王伟忠从北京给母亲带回一幅1949年的北平大地图，他指着上面的路线分析当年父母的恋爱：“他们一个从东四条胡同，一个从水大院胡同出发，相约在红楼电影院碰面，然后一起溜达到北海去玩。”
1949年王伟忠的父亲要随国民党军队南迁，小俩口来不及结婚，就在两家长辈的首肯下，从北京南苑机场出发，相随去了台湾。走之前王妈妈跟自己的母亲说，我去玩一趟，很快就回来。
1987年，王伟忠的母亲38年后首次回娘家，姥姥见到女儿的第一句话是：“你可真会玩啊，这一玩就是四十年。”
在《宝岛一村》里也用了这个情节：眷村出生的儿子第一次回老家看奶奶，突然被奶奶打了一记耳光，奶奶含着泪说：“这一巴掌是替你爸爸挨的”。
其实，整个《宝岛一村》的所有故事几乎都来自王伟忠的真实经历。
目前王伟忠正在剪辑一部纪录片，讲述“一个制作人的故事”。将他这些年如何生发意念要记录眷村，到如何为眷村拍纪录片、电视剧、出书等过程做一个梳理。纪录片以《宝岛一村》北京演出的最后一幕———几家人一起吃年夜饭的舞台镜头作为结束。
2004年，王伟忠生长的那个“建国二村”即将拆迁，他的母亲孙绍琴也将搬离那里，和邻居们一起住进政府新盖的楼房里面去。为了给家族留下一点记忆，王伟忠拍摄了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在拆迁之前走访了这里的街坊邻居。
一位内地的网友为纪录片里“居然有老人讲纯正的湖北宜昌话”吃了一惊。伟忠妈妈则是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儿化音韵味十足。“这就是眷村的魅力”，王伟忠说，来自天南地北的军人和他们的后代，在里融汇成了一个“小中国”。
上世纪50年代台湾眷村出现婴儿潮，诞生许多小孩。物质匮乏的年代奶粉金贵，没有奶水的妈妈只好找奶水足的去要几口奶，王伟忠就说自己“不是吃一个人的奶长大的，我吃过四川奶，湖南奶。”
王伟忠请画家为建国二村村口留下了一张油画：一棵大榕树，下面有几个很旧的凳子，是眷村的灵魂地带：女人们在这里交流酱菜的制作方法和家长里短，男人们在这里高谈阔论国家大事。有意思的是“长大了的哥哥姐姐带男女朋友回来，经过这里的时候妈妈们突然都不说话，等他们一过去立刻开始交头接耳”。
2004年的旧历年，是建国二村拆迁前最后一个年夜饭，王伟忠邀请全村的父老一起欢度大年夜。天气很冷，舞台上大家唱起当年的老歌。年夜饭之后第二天起，这里就被拆成了废墟。
《伟忠妈妈的眷村》在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随着台湾政府的改建工程，台湾全省的眷村一个接一个被拆掉，眼看就要消失。“再不做以后都没人知道了”，急于留下记忆的王伟忠此后接连做了电视剧《光阴的故事》，食谱《伟忠姐姐的食谱》，舞台剧《宝岛一村》，后面还有戏剧、电影的计划。赖声川说，这些年因为王伟忠，台湾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眷村。
赖声川的故事 想要把眷村的生活告诉世界
从2006年起，赖声川不断接到王伟忠的“骚扰”。王伟忠总要约他见面，然后给他讲一堆亲历的眷村故事。王伟忠觉得，电视是速食品。舞台剧没有广告，观众要进到一个黑屋子里安静地看完，这种形式才能让眷村真正进入人们的文化记忆。与王伟忠眷村子弟的身份不同，赖声川并没有在眷村生活过，他在美国出生，父亲是一位外交官，1960年代回到台湾。
为了说服赖声川，王伟忠这个讲故事高手不断想故事，当故事讲到一百多个的时候，赖声川仍然没有答应做一个舞台剧。“不是拒绝他，主要是没想好怎么把这些故事变成戏”。直到被王伟忠“追”了一年半之后，2008年初的一天，赖声川灵光闪现，突然想到将这些庞杂的故事和人物浓缩成眷村三家人。
《宝岛一村》里，98号老赵家和99号周宁家之间有一小块空地，一根电线杆，老朱在两家之间搭起简易房梁，共用一扇窗户，一住就是几十年。演员基本都是自动请缨来的，包括影帝屈中恒、著名歌手万芳等。
从1949年一路演到现在，二十多位演员饰演近百个角色，近三个半小时的话剧演绎了60年的悲欢。
“这是中国人想象不到的一段历史，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薪资很低，房子也很破，你想，没关系，很快就可以回家了，结果四十年过去了才可以回家，这是什么样的心情……”赖声川说。
剧中有这样的台词：“清明就能打回去的，今年过新年保证在家过！”空洞的口号越来越显得苍白，直到1975年，老蒋过世的消息传来，老兵老赵痛哭失声：“蒋公，你说要带我们回去的！可是现在……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胡一虎那年8岁，父亲要他跪下。年少的他搞不清楚状况说：“他是谁啊？为什么要跪？”父亲便拿着拖鞋劈头盖脸打过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是贯穿全剧的音乐唱词，赖声川说，“我常常在想，1949年，你们看着我们离开，对你们来说，下一个画面就是1987年，台湾人返乡探亲了，我们西装笔挺，提着体面的礼品回来了。大家就觉得台湾真的是富裕幸福美满，没有人知道这些人这40年过得是怎样辛苦。”
早在1985年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里，赖声川已经用过一段类似眷村生活的情节。到1989年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则有一大段是讲眷村的，到了《宝岛一村》，那些关于眷村生活的幽默却没有了。“眷村在台湾已经拆得差不多了，房子已经快没有了，可能观众也会感觉到一种急迫性，他们要多了解这件事，如果你现在不了解，就看不见了。”赖声川说。
带着这种把自己的生活留住，把自己的生活演给这个世界看的心态，《宝岛一村》带着一种使命感。《宝岛一村》在台湾演出45场，场场爆满。2010年1月、2月间，首次至内地巡演，每场末了都是观众起立，掌声经久不息。赖声川笑称这部剧“是我所有的作品中谢幕掌声最长的”，“他们的鼓掌其实是在向一个时代致敬”。
在《宝岛一村》的尾声，小赵找到了老赵留下的信，写于久远的他刚满月时：“台生，愿你此生不知道什么是颠沛流离，愿你此生不知道什么是战争，愿你此生永远平安。”
胡一虎的故事 从眷村到大院的“北漂”
“很多人想象不到我是眷村的，许多内地观众看凤凰卫视可能觉得我是西方的，国际的，其实我的骨子就是眷村的”，胡一虎语声爽朗，他15岁之前都在眷村长大。
他形容眷村人“脸是方的”，感觉堂堂正正。因为父辈颠沛流离，告别了自己的家乡到一个孤岛去，所以他们在孕育孩子时，最大的期望就是要争气。“嘴像心电图曲线”，胡一虎这么形容眷村成长起来的孩子。他解释说，因为眷村像一个大家庭大社会，眷村人很能说，东家长西家短，家事国事样样关心，事事能讲，“你说话太慢就没有机会表达了”。在方脸和心电图曲线一样的嘴之下，还有腿，“腿像刘翔，因为不愿跌倒。”
1949年，胡一虎的父亲，23岁的胡其廉背井离乡，从安徽桐城老家出发来到台湾高雄，在左营眷村栖身。
1967年，胡一虎出生在高雄市的左营眷村。他记得每逢重要节日，几乎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要悬挂“青天白日旗”，吃“山东大馒头”，玩“大陆麻将”。不像本省人有土地有社会关系，眷村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要什么都要靠自己去赚，读书是唯一的翻身机会。因此父母的管教尤其严厉。
“我们那时很流行‘一家烤肉万家香’，一个人挨打了隔壁的所有人家都会闻到擦的是万精油还是膏药。”胡一虎说，他家里五个兄弟姐妹，都逃不了这种“挨打教育”。作为军人，胡爸爸甚至连孩子走路的姿势都会严格要求。眷村里面有竹篱跟外界隔离，但眷村人之间都很亲，而且孩子从小被教育嘴巴要甜要有礼貌。
眷村生活艰苦，胡家一家七口人，挤在十几平米里面，没有厕所，洗澡要到户外。即便如此拥挤，为了贴补家用母亲还开了一个“家庭美容院”，姐姐上中学时就要帮客人洗头发。童年时候家里孩子多，没钱买衣服，衬裤很多是用米、面袋子改成的。那时军粮袋子上常印有“中美合作”，“××公斤”字样，同学间相互开玩笑会问，“今天穿的衬裤是几公斤？”即便如此，在胡一虎的记忆里，眷村的童年少年生活仍然是不知道辛苦的穷开心。
胡一虎的父亲从小带他们每天到田野去练“浩然之气”，“别人说我声音很浑厚，就是从那时候练的。”
“我在凤凰卫视十年能到今天，跟眷村也有很大关系”。胡一虎说，十年前他刚到凤凰的时候，凤凰卫视什么都没有，条件非常简陋。许多人呆不下去。“我把它当成了我的眷村，眷村人最习惯从一穷二白来奋斗”。包括今天主持《一虎一席谈》的自如，胡一虎也认为是来自眷村的那种适应感。眷村是一个小社会，五湖四海的人都有，在眷村长大的小孩适应能力非常强，面对陌生人不会羞涩。“主持《一虎一席谈》我就感觉好像是在眷村主持讨论会，因为人一样都来自五湖四海，各种口音都有，非常熟悉。”
关于自己的成长和眷村，胡一虎这么总结：“眷村对华人很大的贡献就是传薪两个字”，父辈极为重视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因为漂泊在外，华人的文化就是他们的根。胡一虎很小就要学文言文，胡爸爸还专门请了一位老先生教他们书法。胡一虎甚至练过南胡，他本来学钢琴，父亲说“不行，要练练国乐”，于是学了南胡。直到今天，每年过年家里的春联都是胡一虎自己写，他说最喜欢听到邻居说他写的对联“有乃父之风”。
1998年，胡一虎正式北上，离开台湾奔赴父辈们念叨了一辈子的北平。他曾在自己的书《我是谁》中援引梁文道的这段话：“随蒋介石渡海东去的国军多半住在这些竹篱笆围起来的村落里。遍布全岛的眷村就像北京的大院，以军种和部门为单位划分，有的甚至连村名都冠上部队番号。别小看那些竹子搭起来的篱笆，它们真能隔开两个世界，一边说的是台湾话，另一边则是南腔北调的国语。”胡一虎说，眷村与大院，这两个词汇分别代表的是看似分裂内里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两种文化群落，前者在台湾，后者在大陆，“二者都是以1949年为时间起点，今天也都随着现代城市发展的演进而渐渐消退，最终分别成就的是两岸在一段相同岁月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从高雄眷村来到北京大院，胡一虎身上正上演着年轻一辈眷村子弟们回归的故事。
对话“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朱天心
眷村热就像在保护一个濒临绝种的动物
1980年代，台湾的“眷村文学”集中出现。一方面眷村面临改建，另一方面族群的问题也开始突出。“我在这里出生长大，可你还是叫我外省人。你让我滚回去，我滚到哪里去呢？”因为这些焦虑，眷村人提笔写下他们的历史和文化。
女作家朱天心在1991年写出了她那篇著名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在台湾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朱天心因此获奖无数，被称为“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
朱天心说，她当年是抱着一种义愤来写这篇小说的，“在政治操弄下，许多不了解内情的本省人把所有外省人都看成是国民党的既得利益者。我要替这些人去辩解。”
如今朱天心说，眷村就像一个濒临绝种的动物，曾经的国民党的铁票区，如今已经变得无害。
当外省人的身份让你无法生存的时候
南方都市报：《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出来以后，当时的反响如何？
朱天心：反响很大，我接到很多信。很多人原来不敢说自己是眷村人，这时都比较敢说了。但我感到悲哀的是，本来我希望这个小说能影响那些眷村之外的本省人，但恰恰它引起的最大反响还是在眷村人里头。他们觉得写出了他们的苦衷或真相。我记得接到最激烈的反应，是一个男生写信给我，说我们组成一个眷村党好不好？
也有很激烈的批评。东海大学的赵刚教授，他来自海军眷村，就把我臭骂一顿。他的大意是觉得，我们人这么少，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弱点说出来，为什么要向主流族群弯腰。但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不要人家误解，不是通过美化就可以平衡的。你去美化它跟丑化它是一回事，都是背离真实。我觉得只有去逼近那个真实，很勇敢地把它写出来，那才是让别人想再去指指点点、想随意抹去它都不容易的。我做的事情大概很像是揭伤疤，过程并不愉快。
南方都市报：那时的族群矛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朱天心：后来包括陈水扁执政的时候，更严重。特别他选台北市长那一年，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多外省的老先生都不敢在街上叫计程车。如果你露出外省口音，就会被赶下车。我们很多父辈都有这个经验。像我这样的外省第二代那时在念书，很多同学的父母都会叮嘱，千万不要说爸妈是外省人———政治斗争是可以这样泛滥到普通人那里的。
还有当你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要批评时政时你的意见都被认为是无效的。他会认为你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正当性的，你的意见是偏颇的。不管你的语言多么理性，有一些话多么重要。辩解也是无效的。
这些年族群问题逐渐消解，特别是陈水扁弊案之后，好像回到起跑点。因为你们的人当过总统了，我们的也当过，都有功有过，好像都扯平了。大家谁也别说谁。
眷村人已经是无害的了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的眷村热你怎么看？
朱天心：很多人是很乐观地看。我觉得基本上就像保护一个濒临绝种的动物。我甚至有这样一种心情：就是觉得眷村人已经是无害的，他们没有力量了，才会有那个空间，让眷村人敢开始谈这些。很抱歉我用比较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曾经一段时间，他们把眷村看成是国民党的铁票区。可是到了下一代，已经融入一般人的生活，配偶也是台湾人或其他族群。眷村已经没什么力气了。这时反而是可以谈保护它，谈文化。这可能是对人性比较残酷的一个想法吧。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眷村快要拆光了，你会考虑再写关于眷村的作品吗？
朱天心：没有欸。大概每次能吸引我写，往往是因为我看到的跟主流社会看到的不同。不管他们是因为无知，还是因为有意地要扭曲，把它描述成跟我看到的差距很大，我觉得那是我去写作的动力。当现在有这么多人在谈这个快绝种的动物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不需要我再把力气用在这上头。该遗憾的三十年前就已经遗憾过了，我好像比较在乎的是抽象的部分。就像我写《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内在和外在好可怜，就这样被羞辱，这样被糟蹋。
这些年，族群的误解也已经逐渐消退的时候，眷村的那个实体还在不在，我相对就没有那么敏感。
不管受什么教育，眷村人都有知识分子的性格
南方都市报：作为眷村的第二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跟本省人的差异？
朱天心：从小学就有。那时喜欢到同学家去做功课。我去一个本省女孩家里很吃惊，她是在晒谷场的条凳上做功课，为省电要抢在天黑前做完。眷村也很穷，但穷法不同。因为眷村人没土地，每家都把小孩读书看成翻身的机会，孩子做功课是家里最大的事情。小学毕业也很不同，外省人不管成绩好坏，没有一个不选升学的。可本省人有的要回去帮家里种田，或者接父业开机车行。这让我们很羡慕，我们好像没有别的人生路可以选，如果读书不好就完了，可是本省人有好多条路可选。
南方都市报：你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里说，为什么眷村人不把这里当作此生的落脚点，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他们“无坟可上”。
朱天心：确实是这样。眷村的地点一般会选很郊区，因为地便宜。所以很多人家就靠近坟墓山。我们家也是。清明节我们在山上玩，是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不同：台湾人那一天都在拜坟，而眷村人那一天也很奇怪，都是静悄悄的。回到家，只知道爸爸在做很正经的事情，对着远方，脸上的表情说悲伤也不是悲伤，很奇怪。因为不知道老家的爷爷奶奶还在不在，也不知道该不该烧纸给他们。所以这一天小孩子都会乖一点，知道不要惹怒大人。
南方都市报：眷村的生长经历带给你什么样重要的影响？
朱天心：眷村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不管受什么教育，都有知识分子的性格。可能跟父辈有关系，即使他当年是被迫来台湾的，后来也会真心相信自己是在保卫土地和人民。上一辈人都会觉得国家重任是在他们肩上，觉得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是跟他们息息相关的。眷村人都很大声，很爱谈公共领域的事，有责任感。这是很正面的价值，因为公民社会的形成，要求每个人都对他者，而不光是对自己有更多的关切。这对我一直都有正面的影响。包括我后来选择做一个作家，我绝对不会在一个很个人、很自我的小世界里凝视自己。
南方都市报：你写了许多关于眷村的小说，对于眷村的这种感情，只是出于怀旧的原因吗？
朱天心：我是做过比较的，我也曾在外公外婆家呆过一段时间，他们是台湾的客家人。我后来在一篇小说里写过一个中年外省人和客家人的对话，其实两个都是我自己，各一半。就是说，很奇怪，为什么我在眷村的时候很开心很愉快，有很多话要说，为什么到了客家庄就很烦躁。我后来想这不是省籍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的问题。外婆他们家是地方上的士绅，家境非常好，房子很大，不少佣人。我会听到他们讲很多舅妈们彼此之间的勾心斗角；有时候会讲他们很憎恶闽南人，很害怕外省人。我回到眷村，眷村人是一穷二白的好兄弟，我有两颗花生要分一颗给你吃，彼此支撑，讲义气，我是喜欢眷村这个价值的。但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因为太穷了，穷到极致所以人性不需经受考验。
所以，眷村对我还有这样一个意义吧，在我自己的人格养成的时候，有一些我喜欢的素质，比如对自己相信的东西要有勇气，比如正直，对很多良好价值的坚持，这是眷村对我的影响。但在现在社会看来这些可能是挺傻的。
专题采访/撰文：
本报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周佩颖
本版图片由天窗文化提供，图中的四四南村是台北市建的第一座眷村，现在已经被拆除，部分房舍保留并改建为“信义公民会馆”。
摘要：2010年初，赖声川与王伟忠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在中国内地六座城市巡演，所到之处都赢得观众的泪水与掌声。差不多同时上市的《宝岛眷村》是内地第一本介绍眷村的书。台湾的眷村热蔓延到了内地。人们想知道，1949年之后离开的那些人，他们是怎么过的？
3月7日，北京的单行街书店二楼坐满听众。新书《宝岛眷村》的主编，台湾眷村的“第三代”张蔷在此与读者对话，讲述台湾眷村与眷村文化。
一位年轻女读者起来提问：她是山东临沂人，很好奇看到台北有临沂街。“这是为什么？过去那里有很多从大陆过去的临沂人吗？”张蔷解释，台北不仅有临沂街，还有徐州路、杭州路、锦州街、潮州街……国民党1949年到台湾时，为了让大家记住大陆，将台北市的地图设计为一个“小中国”。
2010年初，赖声川与王伟忠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在中国内地六座城市巡演，所到之处都赢得观众的泪水与掌声。差不多同时上市的《宝岛眷村》是内地第一本介绍眷村的书。台湾的眷村热蔓延到了内地。人们想知道，1949年之后离开的那些人，他们是怎么过的？
1949年，随着国民党的败退，几百万中国人飘洋过海逃亡台湾，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和他们的眷属。“这是一场其他民族都没有的大迁移”，王伟忠说。
国民党在台湾省内陆续建起了800多座眷村，共有60多万外省兵和50多万军属被安置在眷村简陋的房舍内。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是：台湾只是暂时的克难场所，随时要“反攻大陆”。因为是临时居所，这些房舍极为简陋。除了高阶军官住在日据时代留下的好房子里，绝大多数普通士兵家庭分到的都是临时搭建的简易房：五六平米，以茅草和竹子为主要材料修建，两面涂上泥巴，上面只有一层石棉瓦。
“很多人以为一两年就要回到大陆老家，连家具都买藤制的。因为最便宜，不要了可以扔掉。”张蔷说，但他们一住就是五十年。
王伟忠的故事 我父母的故事，我带回北京了
2010年，王伟忠带着话剧作品《宝岛一村》回到父母的出生地北京，这座当年叫做北平的城市。
作为旁白者，他照例要在末尾上台讲这段话：“1949年刚来台湾时，爸爸20岁，妈妈16岁，两个人是自由恋爱结婚。1992年4月5日父亲过世，一代台湾人凋零了，我们要世世代代把他们的故事说下去。”
在北京演出时，他加了一句“我父母的故事，我也带回老家，给老家人看了”，说完泪流满面。台下坐着他留在北京的舅舅。
王伟忠是台湾的金牌电视制作人，他制作的《我猜我猜我猜猜》、《全民大闷锅》、《康熙来了》、《超级星光大道》等节目，风靡港台乃至内地。身为“嘉义建国二村”子弟，他从小就调皮捣蛋，喜欢做孩子王，扯着一群孩子一起玩游戏，并琢磨新的游戏。他笑称，这或许为他之后的创意才能打下了伏笔。
王伟忠的父亲和母亲都出生在北京胡同里。19岁的王爸爸明明是空军地勤人员，开汽车的，却鱼目混珠说自己是“开飞机的”，把16岁的王妈妈“骗”到手。2004年，王伟忠从北京给母亲带回一幅1949年的北平大地图，他指着上面的路线分析当年父母的恋爱：“他们一个从东四条胡同，一个从水大院胡同出发，相约在红楼电影院碰面，然后一起溜达到北海去玩。”
1949年王伟忠的父亲要随国民党军队南迁，小俩口来不及结婚，就在两家长辈的首肯下，从北京南苑机场出发，相随去了台湾。走之前王妈妈跟自己的母亲说，我去玩一趟，很快就回来。
1987年，王伟忠的母亲38年后首次回娘家，姥姥见到女儿的第一句话是：“你可真会玩啊，这一玩就是四十年。”
在《宝岛一村》里也用了这个情节：眷村出生的儿子第一次回老家看奶奶，突然被奶奶打了一记耳光，奶奶含着泪说：“这一巴掌是替你爸爸挨的”。
其实，整个《宝岛一村》的所有故事几乎都来自王伟忠的真实经历。
目前王伟忠正在剪辑一部纪录片，讲述“一个制作人的故事”。将他这些年如何生发意念要记录眷村，到如何为眷村拍纪录片、电视剧、出书等过程做一个梳理。纪录片以《宝岛一村》北京演出的最后一幕———几家人一起吃年夜饭的舞台镜头作为结束。
2004年，王伟忠生长的那个“建国二村”即将拆迁，他的母亲孙绍琴也将搬离那里，和邻居们一起住进政府新盖的楼房里面去。为了给家族留下一点记忆，王伟忠拍摄了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在拆迁之前走访了这里的街坊邻居。
一位内地的网友为纪录片里“居然有老人讲纯正的湖北宜昌话”吃了一惊。伟忠妈妈则是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儿化音韵味十足。“这就是眷村的魅力”，王伟忠说，来自天南地北的军人和他们的后代，在里融汇成了一个“小中国”。
上世纪50年代台湾眷村出现婴儿潮，诞生许多小孩。物质匮乏的年代奶粉金贵，没有奶水的妈妈只好找奶水足的去要几口奶，王伟忠就说自己“不是吃一个人的奶长大的，我吃过四川奶，湖南奶。”
王伟忠请画家为建国二村村口留下了一张油画：一棵大榕树，下面有几个很旧的凳子，是眷村的灵魂地带：女人们在这里交流酱菜的制作方法和家长里短，男人们在这里高谈阔论国家大事。有意思的是“长大了的哥哥姐姐带男女朋友回来，经过这里的时候妈妈们突然都不说话，等他们一过去立刻开始交头接耳”。
2004年的旧历年，是建国二村拆迁前最后一个年夜饭，王伟忠邀请全村的父老一起欢度大年夜。天气很冷，舞台上大家唱起当年的老歌。年夜饭之后第二天起，这里就被拆成了废墟。
《伟忠妈妈的眷村》在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随着台湾政府的改建工程，台湾全省的眷村一个接一个被拆掉，眼看就要消失。“再不做以后都没人知道了”，急于留下记忆的王伟忠此后接连做了电视剧《光阴的故事》，食谱《伟忠姐姐的食谱》，舞台剧《宝岛一村》，后面还有戏剧、电影的计划。赖声川说，这些年因为王伟忠，台湾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眷村。
赖声川的故事 想要把眷村的生活告诉世界
从2006年起，赖声川不断接到王伟忠的“骚扰”。王伟忠总要约他见面，然后给他讲一堆亲历的眷村故事。王伟忠觉得，电视是速食品。舞台剧没有广告，观众要进到一个黑屋子里安静地看完，这种形式才能让眷村真正进入人们的文化记忆。与王伟忠眷村子弟的身份不同，赖声川并没有在眷村生活过，他在美国出生，父亲是一位外交官，1960年代回到台湾。
为了说服赖声川，王伟忠这个讲故事高手不断想故事，当故事讲到一百多个的时候，赖声川仍然没有答应做一个舞台剧。“不是拒绝他，主要是没想好怎么把这些故事变成戏”。直到被王伟忠“追”了一年半之后，2008年初的一天，赖声川灵光闪现，突然想到将这些庞杂的故事和人物浓缩成眷村三家人。
《宝岛一村》里，98号老赵家和99号周宁家之间有一小块空地，一根电线杆，老朱在两家之间搭起简易房梁，共用一扇窗户，一住就是几十年。演员基本都是自动请缨来的，包括影帝屈中恒、著名歌手万芳等。
从1949年一路演到现在，二十多位演员饰演近百个角色，近三个半小时的话剧演绎了60年的悲欢。
“这是中国人想象不到的一段历史，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薪资很低，房子也很破，你想，没关系，很快就可以回家了，结果四十年过去了才可以回家，这是什么样的心情……”赖声川说。
剧中有这样的台词：“清明就能打回去的，今年过新年保证在家过！”空洞的口号越来越显得苍白，直到1975年，老蒋过世的消息传来，老兵老赵痛哭失声：“蒋公，你说要带我们回去的！可是现在……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胡一虎那年8岁，父亲要他跪下。年少的他搞不清楚状况说：“他是谁啊？为什么要跪？”父亲便拿着拖鞋劈头盖脸打过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是贯穿全剧的音乐唱词，赖声川说，“我常常在想，1949年，你们看着我们离开，对你们来说，下一个画面就是1987年，台湾人返乡探亲了，我们西装笔挺，提着体面的礼品回来了。大家就觉得台湾真的是富裕幸福美满，没有人知道这些人这40年过得是怎样辛苦。”
早在1985年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里，赖声川已经用过一段类似眷村生活的情节。到1989年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则有一大段是讲眷村的，到了《宝岛一村》，那些关于眷村生活的幽默却没有了。“眷村在台湾已经拆得差不多了，房子已经快没有了，可能观众也会感觉到一种急迫性，他们要多了解这件事，如果你现在不了解，就看不见了。”赖声川说。
带着这种把自己的生活留住，把自己的生活演给这个世界看的心态，《宝岛一村》带着一种使命感。《宝岛一村》在台湾演出45场，场场爆满。2010年1月、2月间，首次至内地巡演，每场末了都是观众起立，掌声经久不息。赖声川笑称这部剧“是我所有的作品中谢幕掌声最长的”，“他们的鼓掌其实是在向一个时代致敬”。
在《宝岛一村》的尾声，小赵找到了老赵留下的信，写于久远的他刚满月时：“台生，愿你此生不知道什么是颠沛流离，愿你此生不知道什么是战争，愿你此生永远平安。”
胡一虎的故事 从眷村到大院的“北漂”
“很多人想象不到我是眷村的，许多内地观众看凤凰卫视可能觉得我是西方的，国际的，其实我的骨子就是眷村的”，胡一虎语声爽朗，他15岁之前都在眷村长大。
他形容眷村人“脸是方的”，感觉堂堂正正。因为父辈颠沛流离，告别了自己的家乡到一个孤岛去，所以他们在孕育孩子时，最大的期望就是要争气。“嘴像心电图曲线”，胡一虎这么形容眷村成长起来的孩子。他解释说，因为眷村像一个大家庭大社会，眷村人很能说，东家长西家短，家事国事样样关心，事事能讲，“你说话太慢就没有机会表达了”。在方脸和心电图曲线一样的嘴之下，还有腿，“腿像刘翔，因为不愿跌倒。”
1949年，胡一虎的父亲，23岁的胡其廉背井离乡，从安徽桐城老家出发来到台湾高雄，在左营眷村栖身。
1967年，胡一虎出生在高雄市的左营眷村。他记得每逢重要节日，几乎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要悬挂“青天白日旗”，吃“山东大馒头”，玩“大陆麻将”。不像本省人有土地有社会关系，眷村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要什么都要靠自己去赚，读书是唯一的翻身机会。因此父母的管教尤其严厉。
“我们那时很流行‘一家烤肉万家香’，一个人挨打了隔壁的所有人家都会闻到擦的是万精油还是膏药。”胡一虎说，他家里五个兄弟姐妹，都逃不了这种“挨打教育”。作为军人，胡爸爸甚至连孩子走路的姿势都会严格要求。眷村里面有竹篱跟外界隔离，但眷村人之间都很亲，而且孩子从小被教育嘴巴要甜要有礼貌。
眷村生活艰苦，胡家一家七口人，挤在十几平米里面，没有厕所，洗澡要到户外。即便如此拥挤，为了贴补家用母亲还开了一个“家庭美容院”，姐姐上中学时就要帮客人洗头发。童年时候家里孩子多，没钱买衣服，衬裤很多是用米、面袋子改成的。那时军粮袋子上常印有“中美合作”，“××公斤”字样，同学间相互开玩笑会问，“今天穿的衬裤是几公斤？”即便如此，在胡一虎的记忆里，眷村的童年少年生活仍然是不知道辛苦的穷开心。
胡一虎的父亲从小带他们每天到田野去练“浩然之气”，“别人说我声音很浑厚，就是从那时候练的。”
“我在凤凰卫视十年能到今天，跟眷村也有很大关系”。胡一虎说，十年前他刚到凤凰的时候，凤凰卫视什么都没有，条件非常简陋。许多人呆不下去。“我把它当成了我的眷村，眷村人最习惯从一穷二白来奋斗”。包括今天主持《一虎一席谈》的自如，胡一虎也认为是来自眷村的那种适应感。眷村是一个小社会，五湖四海的人都有，在眷村长大的小孩适应能力非常强，面对陌生人不会羞涩。“主持《一虎一席谈》我就感觉好像是在眷村主持讨论会，因为人一样都来自五湖四海，各种口音都有，非常熟悉。”
关于自己的成长和眷村，胡一虎这么总结：“眷村对华人很大的贡献就是传薪两个字”，父辈极为重视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因为漂泊在外，华人的文化就是他们的根。胡一虎很小就要学文言文，胡爸爸还专门请了一位老先生教他们书法。胡一虎甚至练过南胡，他本来学钢琴，父亲说“不行，要练练国乐”，于是学了南胡。直到今天，每年过年家里的春联都是胡一虎自己写，他说最喜欢听到邻居说他写的对联“有乃父之风”。
1998年，胡一虎正式北上，离开台湾奔赴父辈们念叨了一辈子的北平。他曾在自己的书《我是谁》中援引梁文道的这段话：“随蒋介石渡海东去的国军多半住在这些竹篱笆围起来的村落里。遍布全岛的眷村就像北京的大院，以军种和部门为单位划分，有的甚至连村名都冠上部队番号。别小看那些竹子搭起来的篱笆，它们真能隔开两个世界，一边说的是台湾话，另一边则是南腔北调的国语。”胡一虎说，眷村与大院，这两个词汇分别代表的是看似分裂内里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两种文化群落，前者在台湾，后者在大陆，“二者都是以1949年为时间起点，今天也都随着现代城市发展的演进而渐渐消退，最终分别成就的是两岸在一段相同岁月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从高雄眷村来到北京大院，胡一虎身上正上演着年轻一辈眷村子弟们回归的故事。
对话“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朱天心
眷村热就像在保护一个濒临绝种的动物
1980年代，台湾的“眷村文学”集中出现。一方面眷村面临改建，另一方面族群的问题也开始突出。“我在这里出生长大，可你还是叫我外省人。你让我滚回去，我滚到哪里去呢？”因为这些焦虑，眷村人提笔写下他们的历史和文化。
女作家朱天心在1991年写出了她那篇著名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在台湾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朱天心因此获奖无数，被称为“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
朱天心说，她当年是抱着一种义愤来写这篇小说的，“在政治操弄下，许多不了解内情的本省人把所有外省人都看成是国民党的既得利益者。我要替这些人去辩解。”
如今朱天心说，眷村就像一个濒临绝种的动物，曾经的国民党的铁票区，如今已经变得无害。
当外省人的身份让你无法生存的时候
南方都市报：《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出来以后，当时的反响如何？
朱天心：反响很大，我接到很多信。很多人原来不敢说自己是眷村人，这时都比较敢说了。但我感到悲哀的是，本来我希望这个小说能影响那些眷村之外的本省人，但恰恰它引起的最大反响还是在眷村人里头。他们觉得写出了他们的苦衷或真相。我记得接到最激烈的反应，是一个男生写信给我，说我们组成一个眷村党好不好？
也有很激烈的批评。东海大学的赵刚教授，他来自海军眷村，就把我臭骂一顿。他的大意是觉得，我们人这么少，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弱点说出来，为什么要向主流族群弯腰。但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不要人家误解，不是通过美化就可以平衡的。你去美化它跟丑化它是一回事，都是背离真实。我觉得只有去逼近那个真实，很勇敢地把它写出来，那才是让别人想再去指指点点、想随意抹去它都不容易的。我做的事情大概很像是揭伤疤，过程并不愉快。
南方都市报：那时的族群矛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朱天心：后来包括陈水扁执政的时候，更严重。特别他选台北市长那一年，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多外省的老先生都不敢在街上叫计程车。如果你露出外省口音，就会被赶下车。我们很多父辈都有这个经验。像我这样的外省第二代那时在念书，很多同学的父母都会叮嘱，千万不要说爸妈是外省人———政治斗争是可以这样泛滥到普通人那里的。
还有当你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要批评时政时你的意见都被认为是无效的。他会认为你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正当性的，你的意见是偏颇的。不管你的语言多么理性，有一些话多么重要。辩解也是无效的。
这些年族群问题逐渐消解，特别是陈水扁弊案之后，好像回到起跑点。因为你们的人当过总统了，我们的也当过，都有功有过，好像都扯平了。大家谁也别说谁。
眷村人已经是无害的了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的眷村热你怎么看？
朱天心：很多人是很乐观地看。我觉得基本上就像保护一个濒临绝种的动物。我甚至有这样一种心情：就是觉得眷村人已经是无害的，他们没有力量了，才会有那个空间，让眷村人敢开始谈这些。很抱歉我用比较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曾经一段时间，他们把眷村看成是国民党的铁票区。可是到了下一代，已经融入一般人的生活，配偶也是台湾人或其他族群。眷村已经没什么力气了。这时反而是可以谈保护它，谈文化。这可能是对人性比较残酷的一个想法吧。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眷村快要拆光了，你会考虑再写关于眷村的作品吗？
朱天心：没有欸。大概每次能吸引我写，往往是因为我看到的跟主流社会看到的不同。不管他们是因为无知，还是因为有意地要扭曲，把它描述成跟我看到的差距很大，我觉得那是我去写作的动力。当现在有这么多人在谈这个快绝种的动物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不需要我再把力气用在这上头。该遗憾的三十年前就已经遗憾过了，我好像比较在乎的是抽象的部分。就像我写《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内在和外在好可怜，就这样被羞辱，这样被糟蹋。
这些年，族群的误解也已经逐渐消退的时候，眷村的那个实体还在不在，我相对就没有那么敏感。
不管受什么教育，眷村人都有知识分子的性格
南方都市报：作为眷村的第二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跟本省人的差异？
朱天心：从小学就有。那时喜欢到同学家去做功课。我去一个本省女孩家里很吃惊，她是在晒谷场的条凳上做功课，为省电要抢在天黑前做完。眷村也很穷，但穷法不同。因为眷村人没土地，每家都把小孩读书看成翻身的机会，孩子做功课是家里最大的事情。小学毕业也很不同，外省人不管成绩好坏，没有一个不选升学的。可本省人有的要回去帮家里种田，或者接父业开机车行。这让我们很羡慕，我们好像没有别的人生路可以选，如果读书不好就完了，可是本省人有好多条路可选。
南方都市报：你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里说，为什么眷村人不把这里当作此生的落脚点，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他们“无坟可上”。
朱天心：确实是这样。眷村的地点一般会选很郊区，因为地便宜。所以很多人家就靠近坟墓山。我们家也是。清明节我们在山上玩，是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不同：台湾人那一天都在拜坟，而眷村人那一天也很奇怪，都是静悄悄的。回到家，只知道爸爸在做很正经的事情，对着远方，脸上的表情说悲伤也不是悲伤，很奇怪。因为不知道老家的爷爷奶奶还在不在，也不知道该不该烧纸给他们。所以这一天小孩子都会乖一点，知道不要惹怒大人。
南方都市报：眷村的生长经历带给你什么样重要的影响？
朱天心：眷村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不管受什么教育，都有知识分子的性格。可能跟父辈有关系，即使他当年是被迫来台湾的，后来也会真心相信自己是在保卫土地和人民。上一辈人都会觉得国家重任是在他们肩上，觉得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是跟他们息息相关的。眷村人都很大声，很爱谈公共领域的事，有责任感。这是很正面的价值，因为公民社会的形成，要求每个人都对他者，而不光是对自己有更多的关切。这对我一直都有正面的影响。包括我后来选择做一个作家，我绝对不会在一个很个人、很自我的小世界里凝视自己。
南方都市报：你写了许多关于眷村的小说，对于眷村的这种感情，只是出于怀旧的原因吗？
朱天心：我是做过比较的，我也曾在外公外婆家呆过一段时间，他们是台湾的客家人。我后来在一篇小说里写过一个中年外省人和客家人的对话，其实两个都是我自己，各一半。就是说，很奇怪，为什么我在眷村的时候很开心很愉快，有很多话要说，为什么到了客家庄就很烦躁。我后来想这不是省籍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的问题。外婆他们家是地方上的士绅，家境非常好，房子很大，不少佣人。我会听到他们讲很多舅妈们彼此之间的勾心斗角；有时候会讲他们很憎恶闽南人，很害怕外省人。我回到眷村，眷村人是一穷二白的好兄弟，我有两颗花生要分一颗给你吃，彼此支撑，讲义气，我是喜欢眷村这个价值的。但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因为太穷了，穷到极致所以人性不需经受考验。
所以，眷村对我还有这样一个意义吧，在我自己的人格养成的时候，有一些我喜欢的素质，比如对自己相信的东西要有勇气，比如正直，对很多良好价值的坚持，这是眷村对我的影响。但在现在社会看来这些可能是挺傻的。
专题采访/撰文：
本报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周佩颖
本版图片由天窗文化提供，图中的四四南村是台北市建的第一座眷村，现在已经被拆除，部分房舍保留并改建为“信义公民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