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翻译之路

去年夏天接受了上海体育学院外语系李涛副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系主任肖维青教授的采访，访谈稿刊登在最新一期的《翻译论坛》（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03期）上。以下是访谈稿全文（李涛教授简称涛，肖维青教授简称肖）：

～～～～～～～～～～～～～～～～

涛：您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大学毕业后去到上海一家报社工作，似乎与外国文学并无交集。与文学翻译的结缘是如何开始的呢？

李：社会学理论都来自国外，我读大学时的专业英语课需要阅读国外英语撰写的社会学著作，我一边读一边就尝试着把其中一些翻译成中文。所以读书期间，我的专业积累应该说已经很不错。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上海，在《东方早报》任记者。主要工作是发挥我的英语翻译优势，翻译一些国外文化新闻。

2003年10月，适逢诺贝尔文学奖结果揭晓，南非的库切获得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我读大学期间碰巧翻阅过他的作品，也看过关于他的一些评论，对他很感兴趣，所以我就很快写了一个关于库切的专题报道。报社领导读到报道后产生了兴趣，问我能否诺贝尔颁奖时去往瑞典对库切进行专访。我当然非常乐意，于是就着手与瑞典外交部联系。当时非常幸运。因为瑞典外交部邀请参加诺贝尔颁奖礼的记者名额其实非常少，每年只有12个，而且大部分名额是固定的，比如说美联社等。当年正好有一个记者因事无法前往瑞典，于是瑞典外交部就把那个名额给了我。

03年12月初，我去了斯德哥尔摩。因为要去采访，得做一些背景阅读。我买了一堆库切的书，包括库切文集，准备附庸风雅拿去给库切签名（双方笑）。库切文集其实一直也没认真看。因为我最早的兴趣其实全在社会学里。偶然机会读了他的Youth《青春》。一读之下，觉得写得真好。库切其实是以小说的形式在写自己。他当时大学毕业后在伦敦工作，做一名程序员，而他完全不喜欢这份工作，因为他喜欢的东西是文学。整本书就是在描写他的苦闷心情，与我当时的心境完全契合。我虽然做的是记者，但我真正喜欢的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库切这本书让我领悟到，原来文学具备了社会学不具备的一些优点，它能很清楚地把你内心无法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一旦表达出来后，它就成为了一个客体，你可以自己去思考，去感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进入了外国文学阅读的领域。

我很快把库切全套文集看完了，接着看了其他一些外国文学书。此时接到我的第一本译作任务，《维纳斯的诞生》。其时《达芬奇的密码》正风行，悬疑、历史类小说被出版社主推。那本书译完后几个月，出版社开了一个研讨会，有人发言，认为这几本书中，只有《维纳斯的诞生》译文质量不错。这句话被世纪文景的人记在心里，到05年11月，他们就来找我，说他们买了一本书的版权，叫做《追风筝的人》，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们翻译？我很愿意，因为当时我才翻过一本书，对文学翻译还是很有兴趣。《追风筝的人》于06年推出后大卖，因此，之后每隔一周左右，都会有出版社的人联系我，问我“李老师，你愿不愿意帮我们翻译一本书？”也就是这样慢慢开始了文学翻译之路。

肖：翻译时您会依据某种翻译理论吗？

李：我开始做文学翻译时其实对文学及理论都不是太了解，更不知道有什么翻译理论。翻译研究者的角度其实和译者的实际角度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译者面对的是一个文本，而翻译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译本。译者关注的是怎么样去理解原文，理解作者在字里行间以外所要表达的东西。

我知道很多人拿到译本后会说，“李继宏你这里译错了，你那里译错了。”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作为一个专业译者，我看到的更多。比如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汤姆.布坎南和他的情妇梅朵在火车站遇到一个人在卖狗。梅朵想买这条狗，她问卖狗人：“它是男孩还是女孩？”卖狗的回答说“它是个boy。”布坎南这时回了一句话，说：“It’s a bitch。”我翻做：“它是个婊子。”bitch在英文当中表示母狗或婊子，所有的母性犬科动物都可以叫做bitch，但是布坎南在这里的轻蔑与鄙夷，光用母狗其实不够表达出他的情绪。正如鲁迅所说，“你说妓女是妓女，那并不是一种侮辱。”

作为译者，你要能看得到作者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意思，再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和翻译理论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现在大学里有很多人研究我的翻译，我也看了他们写的论文。在知网上有很多硕士论文在研究李继宏的翻译，看到他们在评析时常常假设李继宏翻译时应该是做此想，但其实我倒没有那样想（双方笑）。西方的翻译研究，大多建立在欧美语言间的转换基础之上，而中英、或英中之间的转换又大有不同，所以说翻译时以哪种翻译理论作为指导，我倒不觉得有这个必要。

肖：您的译著范围比较广，选择译著的基本依据是什么呢？

李：所谓的标准，第一肯定要自己很喜欢。因为翻译一本书，短的话至少几个月，长的话可能要做三年，你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特别热爱这本书，你会坚持不下去。我经常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你交朋友，如果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跟他喝一杯咖啡你都不愿意，何况你还要跟他相处那么久。像《傲慢与偏见》我做了整整三年，每天都对着这本书，以至于每句话我基本都知道出处。

第二点的话，我希望这本书对现代中国读者有意义。为什么中国小说在西方的接受度很低？因为中国小说还停留在一个讲故事的阶段。但是英美或欧洲小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传达新的理念，每一本都会有一个主题。《老人与海》的主题是勇气，有关于你应该怎样去面对困难及生活里的那些挫折；而《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即说，不要随便去评判别人，要有一种道德上的善。

中国小说则比较缺乏这一点。比如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很好看吧？但你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好像没有。只有少数一些作品有这个意识，比如说余华的作品《活着》就很好，他有核心的理念在里面。但是这种作品在中国实在是非常少。

我选择译著时，会特别留意选出类似作品。因为经典名著都是孩子在看，当孩子处于人生观养成阶段时，如果他读到了《老人与海》，那么他就学到了一个道理，生活中你需要勇气。再比如《小王子》，以前大家都把它当做童话来读，但它其实不是一个童话，我说它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小说，提醒大家保持一份童真，童心，不要太世俗。我希望通过我的翻译文学作品，能够给读者的人生观一些好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点，我希望读者看过我的一整套翻译文学丛书后，对于欧美文学的整个体系，整个流派，能有一个基本概念。我会搭建一个基本的架构，从浪漫主义演变到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演变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脉络在里面。

涛：您的译作最大特点之一是附有非常详尽的文前导读及文后注释。读者一边读译作，一边可以补充很多文化知识，类似于一种西方文化的快速输血。但是也有人不是很赞同这种做法，甚至把这种方式称为“民科式翻译”。不知您对这一点怎么看？

李：《傲慢与偏见》出来后，网上出现类似话题。我读了他们写的东西，我认为他们其实并不了解翻译。有些人只是钻研了一些小小的文献，然后就开始指责。什么叫“民科式翻译”？翻译本身并不是一门科学。它不像物理学或数学一样有学院派和民间派的区别。翻译本身也不在严格的学科体系之内。还有比较可笑的一点就是，中国人不尊重专业。他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翻译过书的人，作为一个只是在国外呆过，并没有做过严格意义上研究的人，他就可以来批评一个翻译过三十几种书，一千多万字，且卖了一千多万本译作的译者，我也懒得去回应。有的人的批评，是为了骂人而骂人，是来抹黑的，不是来争论的。他都没有认真读过你的作品，你又何必去跟他讨论呢？

涛：您的导读风格比较激进也比较有批判性，是否和您的年龄有关？和您做记者的经历是否有关联？

李：现在做文学评论的人很多，但很多人其实并不具备做文学评论的知识体系。比如说《傲慢与偏见》，很多人看不出它好在哪里，因为他并不知道《傲慢与偏见》之前的小说是怎么写的，他也不知道《傲慢与偏见》之后，又有多少小说借鉴了它的写作形式和技巧。

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我一直相信的一点是，你的翻译水平取决于你的研究水平。你对原著的研究不够，就不可能翻译得很好。作为译者，为了翻译《傲慢与偏见》这本书，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看资料，去看英语文学的来龙去脉。从17世纪一直到21世纪，基本上我都了解了有哪些重要的作品，他们是怎样演变的，谁受到了谁的影响。

如果一个作品没有放到这样一个大背景中去，就没法看出它的优秀之处。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写东西也是一样，想到什么就直说。可能一般人看到会觉得突兀。因为中国人一般都要讲谦虚，讲含蓄。但是如果仔细去想一想，应该就会了解，其实我说的也没那么不对。

涛：您的每一本译著都做了大量研究。不知您有没有对读者进行过研究？我想一般普通读者，他可能读完故事就算了。但有文学需求或者文化需求的读者对于译作的要求会更高。不知道你们出版公司是否有调研，什么样的人在买您的译作？

李：这个应该没有。世界名著这个市场，其实有很多竞争对手。比如说《瓦尔登湖》、《小王子》这些公版书，都有很多版本的译文，读者有很多选择。我以前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经常到上海书城去，看读者买书，观察他们买书的习惯，然后顺便看看其他那些名著译本的销售情况。

我发现做得都很雷同，文字上有些不同而已，内容没有什么大变化，而且里面很多错误。我就想我要做的成品，肯定要跟他们不一样。每本书都会有导读，有注释。我想读者会在书店里慢慢比较，慢慢去看。比如说你拿起《瓦尔登湖》的两个译本，一本没有注释，一本有一千多个注释，我想读者都会倾向于买这本有注释的。

纯粹从做产品的角度出发，也应该给消费者一个好的产品。随便做的产品跟其他产品没有区别，就不可能卖好。我的译著之所以卖得好，还是因为他们有特色，有区别，能够满足读者的需求。

涛：您的翻译作品很多都有其他译本，您对之前翻译前辈甚至是翻译大家的评价颇有些不客气，这些言论也是引起争议的源头之一，您怎么看待呢？

李：中国人有一种虚伪，就是一定要谦虚。其实平常跟我打交道的人，都说我这个人很好相处很谦虚。但是在学术问题上，你要说真话。译得好就是好，译得不好就是不好。

我译的《老人与海》后有一篇附录，讲的就是吴劳和张爱玲译本的不足之处。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可以探讨，当然你也可以说我讲得不对。我在说他们译得不好的地方我都给出了例子进行说明。但是很遗憾，很多人没有仔细看这些例子就开始非议。梁文道做了一个读书节目，其中有一次他读的是《老人与海》，用的是我的译本。有很多观众去骂他，质问他怎么会选李继宏的译本？他在接受访谈时就说，他读了7、8个译本，他就是觉得李继宏译本最好，所以才选用。

这些谩骂的人没有像梁文道一样去进行比较选择，而是宁可相信他们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判断，不相信我作为一个专业译者和研究者的判断。对于我来说，他人评论我也不在意，他人有他人的言论自由。但是我所说的，是我认为的真理。如果有人认为做人必须谦虚，那么他们要求他们自己谦虚就好，不能要求我也必须谦虚。

涛：您身上社会学、文化学的特征非常鲜明，还有一点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您的古文造诣。在您多部译著中都有过展示。古文功底从何而来？

李：小时候在广东乡下长大，家里只有少数一些古书可看，所以从小对古代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其实我还写诗，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写古体诗，一直写到大学毕业。从小看《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后来再看各种诗集，慢慢就可以自己动手写一点。以后又看了《史记》、《资治通鉴》等，念大学后又读了很多笔记小说，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热衷古文。但其实作为汉语来说，白话文的存在历史其实还不长，距今不到一百年。而文言文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已经是很成熟的语言，它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值得借鉴并传承。

在《傲慢与偏见》中，我刻意把达西先生，科林斯先生以及伊丽莎白的舅舅他们的信都译成文言文，是希望读者看完后，会对文言文产生一点兴趣，也算一种特别的设计。

语言有一个节奏的问题。你读我的译本，尤其是导读，你会发你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把它看完了，虽然我写得很长，但你读起来就不觉得。这都是很细微的写作技巧在里面。你要讲究句子的节奏，讲究它的韵律，讲究它的一些排比。这些都是我从古文里边学来的。

肖：您现居美国，之前也在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这些学术活动对您的翻译有帮助吗？

李：住在国外确实有资料及搜索学术资源的便利。以《傲慢与偏见》为例，很多18世纪的期刊，国内没有，只有英国有。所以就必须到国外来。早些年做翻译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条件。现在情况可能有点改观。

我做《月亮和六便士》时，把毛姆在伦敦居住过的5个地方都去走了一遍。因为伦敦的现在与过去差别不是太大，尤其是核心地区的变化都不大。所以我会去他的故居走访，感受当时的情况。我到纽约时，也特意去了他住过的酒店。亲历其境，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他这个人以及他的作品。

接下来我可能要翻译《飘》，那么我也会到亚特兰大，去美国南部走一走。现在我正在做福克纳。如果你翻译福克纳，而你对美国南部完全不了解，不了解大萧条，不知道罗斯福新政对美国南部的影响，那你很难真正理解福克纳。

涛：您选择的作品都是经典之作，对应了英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也是刻意选择的吗？

李：如果读小说只是为了读故事，那么很多故事其实经不起推敲。你说《傲慢与偏见》有什么好看呢？不过就是两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嘛。应该是通过文本，去了解英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或者了解到作者想要借助小说传达一种人生观，价值观，我觉得这些东西比故事更重要。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故事不值钱。小说的故事再好看，也好看不过电影。小说是故事的一个很好的载体，但不是唯一要素，我希望能把读者的注意力从故事引开，引到更多的地方去，对这个世界的感受能更丰富一点。

涛：您和果麦的合作是如何开始的呢？

李：我从2006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时开始，就留心观察文学名著各类译本的市场情况。我的感觉是这些译本都译得不太好，让我回想起我自己小时候无论如何都读不进去翻译小说的场景。我小时候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现在我才明白其实是因为译得不够好。我当时就想，如果让我来翻译这些书的话，我会怎么办？

在中国，译者是没有地位的。不但挣得很少，稿件还被乱改，我自己的两本译稿，都未经我同意就被改了书名。那你也没办法，你只能不再跟他们合作。所以我后来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就非常小心。因为我这个人对于自己的东西就是非常重视的，包括我跟果麦签的合同里就规定，他们不可以随意改我的东西，哪怕改一个标点符号也要征得我同意。

而其他出版社就不这样，有些编辑，他们会把他们的理解强加给你，而他们的理解往往是错的。我有这个想法很久了，但一直找不到合作对象。到2011年，我认识了路金波和瞿洪斌（果麦总裁），跟他们聊了两回。他们很认可我的水平，也认可我的想法，所以就签了合同开始做这个东西。

涛：今天您已经是一个成功译者，商业上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但是当初做自由译者时，也遭遇过经济及事业上的压力。您应该也知道其实今天的翻译市场状况并不好，译酬不高，大家都会认为翻译最好还是做副业，做主业恐怕很难维持像样的生活。您今天的成功是因为和果麦的合作有关还是您正好生逢其时，这个时代恰巧需要您这样的人物？

李：之所以翻译译酬一直不高，就是因为大部分译者都是兼职。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如果一个劳动力市场的大多数劳动力都以兼职方式出现，就意味着他们都另有稳定收入，那么他们对于译酬的高低就不敏感。

我知道很多译者都在大学里教书，出于爱好业余做点翻译。出版社如果60块就能找到人做，他当然不会提高价钱。这是一个死结。我当初做翻译也是兼职做的，我也没想到这个东西能挣钱。如果只想挣钱的话，我可能就不做这个事情了，挣钱的方式有很多种。我只是觉得，其实人没必要需要那么多钱。只要有自己喜欢的工作做就可以了。我很喜欢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做的时候有很大满足感。尤其是有些读者会给我写信，说我译的书有给他们启发，有帮助，这让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对社会有贡献。

从2011年跟上海书店出版社合作推出《与神对话》开始，我已经没有经济上的困扰。因为上海书店出版社跟我签的合同是拿版税的，而不是拿稿酬。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译者，我一直强调的，是作为一个读书人，不要把钱看得太重。你做一件事情还是要问你是否喜欢。如果你只是喜欢钱的话，那么你做别的可能还更能满足你对钱的需求。

我的成功与果麦的合作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果麦现在也找很多其他人翻译书，因为我一个人时间有限。另外我跟他们的约定就是你们不能催我的译稿，我要按照我的节奏来。但是他们毕竟是一个出版公司，想要上市，有业绩的要求，所以不可能只出我一个人的译著，他们也找了很多其他人。但是如果你问我的成功是否只跟他们的运作方式有关，那我也还是不能同意。因为有些书不在他们那里出，也依然卖得很好。果麦也出了其他人的译书，也卖得很好。所以我想，应该都有关系吧。但不是说一个决定性的关系。

涛：路金波和你似乎创造了一种市场营销策略，先取得市场关注，再以自己的内容打动读者，最后形成一个稳定的固定的读者群，从无到有，从有到大。您觉得是这样吗？

李：应该也不是这么说。最早其实还是以文本为主，都没有做宣传。我的译书最早引起关注，是因为有一些出版社的编辑看到书后，跑去豆瓣发起了一场一星运动，反而引起了媒体关注。《傲慢与偏见》的宣传也是因为我隔了三年没出书，才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月亮和六便士》、《了不起的盖茨比》、《动物农场》都没有宣传。我们就是把书送到书店，然后让读者选择就可以了。

翻译文学不是快销品。畅销书最初几个月可能会卖20万、30万本，但之后就会卖不动。而我的书即使没有宣传，还是一直在卖，最后也能卖出几十万本上百万本。所以最关键的立足点还是内容和文本。营销短期内可能会有些效果，但从长期来看作用并不大。

涛：果麦以“天才翻译家”的标签贴在您译作的腰封上做宣传。您其实非常勤奋与辛苦，每天要工作10-14个小时。天才的背后，同样也有99%的汗水吗？

李：其实所谓“天才翻译家”也就是一个标签，或者说一个广告而已。你如果去上海书城的话，里面估计有40万种书。读者分给一本书的时间大概连1秒都不到。所以，一本书如果不能第一时间引起你的兴趣，它基本就是被判了死刑。所以他们也需要广告语。所谓天才的说法，在汉语里只是说你在这个领域做得非常好而已，是对你专业水平的一个肯定。不必太去抠字眼，我自己其实不当真。人家说我好说我坏，我还是我自己。评价等等都是很次要的东西。

做翻译，我一直说就是一门手艺，它跟任何手艺一样，你一定要有经验，一定要有投入。就好比开车，你拿到驾驶证，你就开始积累经验，一万英里，两万英里时，你还是有很多细节没做好。做翻译也是一样，做一本书两本书时，很多细节还是做不好。

我自己现在回头看我前面译的那些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是不对的。我最近在果麦那里出了三本以前译的书，都改得密密麻麻，尤其是第一本译作《维纳斯的诞生》，我几乎等于重译了一遍。翻译也需要不断地犯错，不断地在错误中提高，不断地去投入，才可以进步。好比画家。我们看到梵高的星空，觉得非常美好。但是在星空之前，他一定撕掉过好多张草稿。翻译同样，没有人能随随便便达到一个高标准。

涛：您的背景是社会学，强调冷静，文学翻译往往需要丰富的情感。会不会形成风格上的冲突呢？

李：这就像演戏，周润发可以演黑帮老大，演赌神，也可以是《阿郎的故事》里那种悲情角色。我翻译也是一样。《傲慢与偏见》与《月亮和六便士》的文笔就完全不同。我在翻译时会注意自己的笔调。我认为毛姆应该是这样的，奥斯汀则应该是那样的。梭罗不是海明威，他们的作品当然就应该不同。译者揣摩原文，就好像演员揣摩剧本一样，都要想办法用不同方法去表达原文。

肖：您的文学翻译系列还会涉猎哪些作家或者作品？

李：年代最早的一部应该是《鲁滨逊漂流记》。很多人都读过鲁滨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笛福当时所处的环境与背景，也并不知道这本书在英语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之后可能会有现实主义作家，比如狄更斯及其《双城记》，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读者可以顺便了解一下法国大革命。福克纳也是我的目标。

涛：除了文学翻译，还有别的计划吗？

李：等这套书做完之后，我会整理一些古籍。其实中国古代有很多好的东西现在的读者接受程度远远不够。比如说《庄子》，这么多年来也推出了很多注释版本，但是普通读者还是不太了解。我希望能给《庄子》做一个全新的版本，有注释，有导读，每篇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解读。我还想整理一个适合现代人读的鲁迅文集。现代人读鲁迅，其实还是站在一个比较狭窄的视野里。如果我来做鲁迅，我会把他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里面，把鲁迅跟他同时代的其它国外作家进行比较。他好在哪里，他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意义在于哪里？我会尝试把这些东西讲清楚。

一方面我想让读者了解更多的外国文学，一方面我也希望读者不要忘记中国的优秀文学。中国的很多优秀文学作品，小说，笔记，包括论语等，都值得深挖。

涛：李老师所描绘的，我都很期待也很向往。我觉得您既像桥梁，又像灯塔，联通了很多领域，而这些领域恰恰是今天的中国人确实需要打通的部分。不光是中西之间，也包括古今之间。很期待李老师能继续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有趣的文学与文化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