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几个前进轨迹
现代欧洲怎么看都是一个跳跃。
僧侣-世俗。文言-方言
写过《想象的共同体》的安德森认为：15世纪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开始消解高贵神圣语言与大众使用的各种地方方言之间漫长的历史差异。过去的僧侣具有双语能力，“具有双语能力的智识阶层，连接方言与拉丁文，同时也连接了尘世和天堂”。但后来，哲学家、科学家以及在不久之后作家和诗人都放弃了拉丁文，求助于法语、英语、德语和其他方言。
农业依附关系-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民族国家的诞生）
随着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农村依附关系的破坏，传统公有关系的瓦解，曾提供了令人安慰的认同框架的宗教信仰已经衰落，显现出了观念的破裂，而民族主义则由这些缺口加速登堂入室。村庄和乡镇这些小规模人类共同体的凝聚和认同形式的衰落，造成了认知上的断裂。这种衰落由职业流动和城市化，放弃大家庭生活、熟悉的事物和空间所导致。而只有一种总体性的认同政治，通过新的强有力的沟通方式所塑造的抽象物，比如民族主义，才能修复这个断裂。
知识分子的崛起（葛兰西）
随着教会权力的衰落、宗教共同体的减少、维持中世纪文化生产者的那种资助人-门客关系的消失，以及几乎所有事物都可以买卖的市场经济的形成，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推动了所有文化形态的质变，导致了知识分子指责和身份的重大改变。
葛兰西反复强调这些新兴的文人学士与上升中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联。他把这些知识分子描绘为“有机的”，他们不是大资本家，而是主要来自城市和农村的中产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掌管生产的技艺熟练的专家，而其他人则从事自由职业或成为公共官员。
作为知识分子集体的新的国家机器，取代了马基雅维利描述的那种著名的和理想化的专制君主。与神话中的人物不同，现代君主不是一个唯一的和绝对的统治者，而是一群控制着民族国家机器的知识分子。这个团体没有表达它自己的利益，而是被认为代表着整个民族，因为它的目标产生了一种声称服务于其所有成员的普遍话语。
如果单纯考察现代的“进步”的话，除了安德森提到的印刷术，当然还有火药，也即左轮手枪和莱福枪的发明，让平民和君主的“安全防护”处在非常可以一较高下的等级上（参考刺客信条）。另外，韦伯所谓的科层制当然也是现代政治的必要因素（话说这一点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真的领先了大概2000年，而葛兰西将之附会到了知识分子身上，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几乎就是“官僚阶级”，还将之称为“有机的”，可见左翼理论的颠倒是非的野心。）在观念上，我觉得堪称进步的，就是“平等”理念登上政治舞台，与之伴随的好的方面是平等与自由的联手，这就是打败欧洲绝对主义君主制的“民主制”，平等理念的坏的方面就是乌托邦和各种穷人有理主义，以及演进到今天资本主义核心的左派思潮，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等。
还有一种“道德意识”的进化：
现代国家体制和福利机制的保障，使得道德意识的重心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传统的在生死尊严、贫富抗争中牵动人心的道德机制，到了现代有保障的生活中，越来越无的放矢。在强大有效的国家机器的暴力垄断（无私斗的血腥）和运转良好的审判机构的正义声张下，现代人逐渐把道德训练的情境转向对于地球环境的保护，对于动物的怜悯，对于不相关人群苦难的同情等等之上。简言之，现代道德从传统的自我视角转向了反自我视角，并且在这种视角中发展出了另一种绝对的利他主义。（反自我视角不同于他者视角，他者视角的重心在于发现自我，而反自我视角的突出表现是，打碎自我，报复自我，取消“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主体主义”、“人是目的”等观念。）
道德意识是一种目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人对自己的道德意识的唤醒，是自我人生意义的寻求方式。当他伸张某种道德观念时，就是在表露自己的人生意义。道德意识都带有普遍主义因素，因而道德意识表面上都带有利他主义特征。但是，经过这一剧变，现代道德意识变成了绝对的利他主义。
我们可以说，前现代的道德意识涉及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情境，而现代道德意识（特指美欧发达国家）的适用情境变得与自身疏离——尽管人们对此的证成仍然固执地以为是“从自身出发的”：比如保护地球环境就是为了自己，保护动物权利跟保护人权的道德基础想通，对国界外居民采取道德行动也分享同样的“人的观念”。
现代道德意识看起来更加普遍主义，更加深刻彻底，更加伟大。当然，正因如此，也就更加可以让人安全地依赖这种道德觉醒方式，借此建立自身的人格完整性和生命目标。相比于讨论人们在一个小偷身上该投注怎样的道德义愤（现如今，小偷基本已经过渡为穷人叙事，而穷人叙事已经让渡给各种左派意识形态），讨论如何给屠宰动物以“人道主义”，会更加难以让人发现实际性的道德冲突。对于环境、动物和国界外居民，只有单纯的道德高姿态——这也就是“圣母”姿态的普遍根源。
最后一条是我的，其它参见：Shlomo Sand: 《虚构的犹太民族》
僧侣-世俗。文言-方言
写过《想象的共同体》的安德森认为：15世纪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开始消解高贵神圣语言与大众使用的各种地方方言之间漫长的历史差异。过去的僧侣具有双语能力，“具有双语能力的智识阶层，连接方言与拉丁文，同时也连接了尘世和天堂”。但后来，哲学家、科学家以及在不久之后作家和诗人都放弃了拉丁文，求助于法语、英语、德语和其他方言。
农业依附关系-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民族国家的诞生）
随着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农村依附关系的破坏，传统公有关系的瓦解，曾提供了令人安慰的认同框架的宗教信仰已经衰落，显现出了观念的破裂，而民族主义则由这些缺口加速登堂入室。村庄和乡镇这些小规模人类共同体的凝聚和认同形式的衰落，造成了认知上的断裂。这种衰落由职业流动和城市化，放弃大家庭生活、熟悉的事物和空间所导致。而只有一种总体性的认同政治，通过新的强有力的沟通方式所塑造的抽象物，比如民族主义，才能修复这个断裂。
知识分子的崛起（葛兰西）
随着教会权力的衰落、宗教共同体的减少、维持中世纪文化生产者的那种资助人-门客关系的消失，以及几乎所有事物都可以买卖的市场经济的形成，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推动了所有文化形态的质变，导致了知识分子指责和身份的重大改变。
葛兰西反复强调这些新兴的文人学士与上升中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联。他把这些知识分子描绘为“有机的”，他们不是大资本家，而是主要来自城市和农村的中产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掌管生产的技艺熟练的专家，而其他人则从事自由职业或成为公共官员。
作为知识分子集体的新的国家机器，取代了马基雅维利描述的那种著名的和理想化的专制君主。与神话中的人物不同，现代君主不是一个唯一的和绝对的统治者，而是一群控制着民族国家机器的知识分子。这个团体没有表达它自己的利益，而是被认为代表着整个民族，因为它的目标产生了一种声称服务于其所有成员的普遍话语。
如果单纯考察现代的“进步”的话，除了安德森提到的印刷术，当然还有火药，也即左轮手枪和莱福枪的发明，让平民和君主的“安全防护”处在非常可以一较高下的等级上（参考刺客信条）。另外，韦伯所谓的科层制当然也是现代政治的必要因素（话说这一点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真的领先了大概2000年，而葛兰西将之附会到了知识分子身上，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几乎就是“官僚阶级”，还将之称为“有机的”，可见左翼理论的颠倒是非的野心。）在观念上，我觉得堪称进步的，就是“平等”理念登上政治舞台，与之伴随的好的方面是平等与自由的联手，这就是打败欧洲绝对主义君主制的“民主制”，平等理念的坏的方面就是乌托邦和各种穷人有理主义，以及演进到今天资本主义核心的左派思潮，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等。
还有一种“道德意识”的进化：
现代国家体制和福利机制的保障，使得道德意识的重心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传统的在生死尊严、贫富抗争中牵动人心的道德机制，到了现代有保障的生活中，越来越无的放矢。在强大有效的国家机器的暴力垄断（无私斗的血腥）和运转良好的审判机构的正义声张下，现代人逐渐把道德训练的情境转向对于地球环境的保护，对于动物的怜悯，对于不相关人群苦难的同情等等之上。简言之，现代道德从传统的自我视角转向了反自我视角，并且在这种视角中发展出了另一种绝对的利他主义。（反自我视角不同于他者视角，他者视角的重心在于发现自我，而反自我视角的突出表现是，打碎自我，报复自我，取消“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主体主义”、“人是目的”等观念。）
道德意识是一种目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人对自己的道德意识的唤醒，是自我人生意义的寻求方式。当他伸张某种道德观念时，就是在表露自己的人生意义。道德意识都带有普遍主义因素，因而道德意识表面上都带有利他主义特征。但是，经过这一剧变，现代道德意识变成了绝对的利他主义。
我们可以说，前现代的道德意识涉及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情境，而现代道德意识（特指美欧发达国家）的适用情境变得与自身疏离——尽管人们对此的证成仍然固执地以为是“从自身出发的”：比如保护地球环境就是为了自己，保护动物权利跟保护人权的道德基础想通，对国界外居民采取道德行动也分享同样的“人的观念”。
现代道德意识看起来更加普遍主义，更加深刻彻底，更加伟大。当然，正因如此，也就更加可以让人安全地依赖这种道德觉醒方式，借此建立自身的人格完整性和生命目标。相比于讨论人们在一个小偷身上该投注怎样的道德义愤（现如今，小偷基本已经过渡为穷人叙事，而穷人叙事已经让渡给各种左派意识形态），讨论如何给屠宰动物以“人道主义”，会更加难以让人发现实际性的道德冲突。对于环境、动物和国界外居民，只有单纯的道德高姿态——这也就是“圣母”姿态的普遍根源。
最后一条是我的，其它参见：Shlomo Sand: 《虚构的犹太民族》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