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童癖到底怎么治？（二）

四周前写了一篇关于恋童癖的文章：

https://www.douban.com/note/631844153/?type=rec#sep

这四周，发生了南京火车站猥亵女童案，林奕含自杀一案也出现反转，儿童性侵问题呈现出更复杂面向，养女如何可以公然成为性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有多少是事实又有多少是想象？这些对儿童保护意味着什么？看到网上的转发和评论，我想补充探讨一些问题。

首先，不是所有的猥亵和性侵都会对儿童造成身心伤害，这是不争的临床事实，的确有来访者记得相关的童年经历，对可能造成的心理问题表示担忧，但经过仔细检省，并没有发现负面影响。儿童的性心理发展过程中，也的确有可能制造出被猥亵或被性侵的“虚假记忆”——弗洛伊德就发现过这种现象，并在他的时代引发热议。

但这些，并不成为宽宥性侵/猥亵者或漠视性侵/猥亵事件的理由。如果一个人抬着机关枪在街头扫射，不是目力所及的每一个人都会中弹，也会有易受暗示的人看到新闻后幻想自己就是受害者，但这丝毫不影响普通人判定这种行为是极其恶劣的犯罪。

不能因这些现象的存在而对性侵/猥亵事件轻描淡写。有大量的性侵/猥亵受害者，或长年承受难以治愈的身心痛苦，或发展为反社会人格、把伤害带给更多人，或投入动荡的生活、遭受各种意外。对他们来说，这种伤害的影响，远非一颗子弹能比，它像一种看不见的毒素，渗透在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有时只因尚未暴露在阳光下，不被看见和理解，当事人反而要背负“性格有问题”的污名，实在是莫大的冤屈。

具体到每一个当事人，有没有因为性侵/猥亵事件而受到影响，要以他们自己的主观感受为准。但很多孩子的主观感受从小就被忽视，他们学到的是要呈现父母期待的样子。如果父母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家丑不能外扬，或者对性有羞耻感，明明受了伤害的孩子就有可能说“没事”；如果父母觉得可以趁此机会挟持舆论，大敲一笔精神赔偿费，孩子也有可能明明没事，却顺着父母的意图夸大受害程度。

这类情形，很难找到统一的衡量标准。孩子的脆弱之处，常常在于要在大人脸色的夹缝中艰难求存，没有机会主张自己的真实感受。但在当下社会，对儿童的保护意识还远远不够，为了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宁可持一个较真的立场。

其次，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是从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的框架来思考恋童癖心理。而南京火车站猥亵女童案，指向一种更加“前现代”的可能。

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生根于希伯来传统，“超我”是一种内化的“他律”，在个人成长层面，来源于父母或其他成人的教诲和约束；在群体发展层面，来源于“上帝”的律令和“文明教化”。

此案中，犯罪嫌疑人在众目睽睽和父母的默许下，对家中“养女”实施猥亵，内在起自我约束功能的超我不存在，外在的父母教育、文明教化也缺席。当事人的家庭呈现出原始性，和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介绍的丛林部落颇为相似：那里的人们还在刚发展出乱伦禁忌的阶段，知道血亲的兄妹和父女不可进行性行为，于是通过交换彼此的女儿来获得妻子，并视此为天然权利——用当代的话来说，养女就成了性奴。

这是旁观者视角，当事人家庭的情感分化程度，恐怕还不足以区分“养女”和“性奴”。他们可能活在原始而混沌的情欲中，还没有能力去感受“他者”，“他者”，不过是实现自己欲望的工具或者障碍。

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是一个他们尚未进入的历史阶段。

在性侵/猥亵儿童的问题上，当前最需要的，仍然是公共教育和完善法制，建立起 “他律”，内化为 “自律”，“自律”和欲望之间的冲突，才进入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

第三，别的事情上，我不想恶意揣度他人意图，这件事上，我忍不住要野蛮分析。类似事件中，公众会站在哪一边呢？可以想见，关心孩子的家长，会站在保护孩子一边；童年遭受性伤害的人，多半也会站在这边。有共情能力的普通人，也会同情孩子的遭遇。其他人，或觉得这种事有点恶心、阴暗、会玷污他们的“岁月静好”而不予理会，或自顾不暇、没有精力关注——这些人并不会在评论区说话。还有些人，以前不知道这是个问题，对孩子有过于狎昵的举动，这时也会反躬自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而那些恼羞成怒、竭力对恋童行为进行辩解和美化、甚至恐吓举报人的是些什么人呢？我以为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本身就有恋童倾向，或者已经有侵犯儿童前科的人。舆论每一次清晰的讨论和判断，都是在摧毁他们自我辩解的心理机制，公众越是清楚认识到这类行为的危害，对他们的威胁也就越大。第二种，曾经是这类事件的受害者，但患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仅凭言论很难区分这两种人，或者还有别的类型。过往案例表明，这类事件往往防不胜防，安全起见，如果你周围有人持这种论调，请让孩子离他们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