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风弄月容易，直面现实却难
编者按：孙郁教授系当代知名学者，也是具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与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专家。大道行思传媒蒙先生信任，即将出版其新著。本辑书话特别编发孙先生一篇探讨以现代出版家邹韬奋为代表的现代知识人的文化自觉的文章，以飨文友。
多年前整理鲁迅的藏品，曾经见到邹韬奋编译的一本俄国作家的书。联想起鲁迅与他的关系，颇多感慨。那书的多幅插图，都是鲁迅提供的。而晚年鲁迅对俄国的判断，有一些受到了邹韬奋这类青年的影响。他自己的俄国文学观，是参照了许多年轻人的译文的。这在现代史上，都是值得细细分析的趣事。
“五四”之后，新的文化人分成几类。一是胡适那种与当局若即若离，但亦有学者底线的人;一是鲁迅那种在社会边缘为底层呐喊的人;还有知堂那种躲在书斋里冷眼观世者。邹韬奋和他们都不太一样，虽然亲近鲁迅，但不像胡风、柔石、萧红那样以创作呼应鲁迅的思想，而走的是另一条路。即以实业救国的方式，搭建新民间的平台。在艰难的环境下，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另一条道路。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邹韬奋，最初热衷于翻译，他译笔很好，文字朴实无华。早期的写作，关注人生修养的一些静态的存在，所译介的文章范围较宽。但他不久意识到书斋里的革命有一定的局限，以实业改变世界，未尝不是一种选择。他一方面钟情于现代新思想研究，另一方面关注草根。而连接二者的，在那时候是新闻媒体。在一个广大的平台上与社会交流，给了他诸多的快慰。
一九二六年，邹韬奋接编《生活》周刊。此后《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及生活书店在他那里有了可圈可点的业绩。这些平台把严肃的思想、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融于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那作用，比起学院派的独语和文人沙龙里的趣味要大的。他的编辑意图里，有一般报人所没有的情思。总能捕捉最为鲜活的话题，那些与百姓息息相关，与国运密不可分的人与事，都在栏目中有所体现。这是一般书斋中人没有的现实眼光，但又有思想者敏锐的闪光。百姓爱之，读书人也很喜欢。一些学者在这些平台的文章，促进了民众的觉醒，大众自己的表达空间渐渐形成在他的努力中。
邹韬奋对于国际上的新思想、新学说颇为敏感，他翻译的著作对于那时候的社会产生的作用被很多人所提及。抗战爆发后，《大众生活》的文章轰动一时，成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良知的舞台。而与那些民主人士的关系也很特别，彼此的互动早已经成为佳话。我们现在回忆他那时候的言行，与“二战 ”前后的东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颇为一致。他出版的作品的现实性与思想性，都是一个时代的标志。细细分析可以发现，邹韬奋与海派的文人不同的地方是，除了尊重高雅的文化外，对于草根左翼的同情很深，知道中国的希望可能就在那些在底层挣扎、反抗的青年中。三十年代，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编成，苦于无处出版，邹韬奋从重庆偷偷运到上海刊行了。臧克家的诗集《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也是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他的作者群，许多是无名的青年，后来成了重要的思想者或者作家。如今看戈宝权、千家驹、子冈当年的回忆，可见邹韬奋磁石般的吸引力。
当时的出版业有两种倾向，一是以教材为核心，或软性读物，不关政治;一是思想读物、现实性强的作品。邹韬奋认为，后者应是一种急需的存在，出版物应当是动态的，它具有思想性、进步性和大众性。在丰富的思想里，以学识、趣味和改良人生的态度，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他与象牙塔里的文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也把一些人动员到与现实对话的途中。在他看来，读书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把目光投射到现实中去，是不能不面对的选择。
这种选择，与鲁迅的精神逻辑有诸多交叉的地方。邹韬奋承认生活书店是无党派，但有倾向性的民间组织，在国民党党天下的时代，其抗争性才显示了平等、自由的文化本意，这恰是民间的诉求之一。邹韬奋意识到，关注大众，有时候不是顺应大众的审美惯性，还要输入灵动的思想。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译文》《太白》《世界知识》品位很高，鲁迅在这些刊物上就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作品都有针对性，是新文学里的珍珠。《太白》刊发的关于大众语问题的争论，其实是知识阶级思考汉语发展走向的一种尝试。唐弢说生活书店的一些刊物和文章有时候故意与林语堂《人间世》《论语》对立，证明了这个园地那时候的民间意味。吟风弄月容易，直面现实却难。中国历史上，隐逸的诗人、自恋的作家多多，而与民同哭同乐者，总还是少的。
新的大众文化的形态如何，那时候的参照不多。一九三三年，邹韬奋编译了关于俄国作家的书籍，引起读者的兴趣。次年去莫斯科，他用英文给高尔基去信，希望见到这位文豪。因为不懂俄文，他对高尔基的理解显然简单，复杂的背景并不知道。但这个俄国作家的草根性中的神圣的存在，给了他拓展新民间文化的参照。邹韬奋与俄国新文学的关系，折射着一代人的文化之梦，至少那些为人生的作品，是民族觉醒的灯火。他在那时候团结了许多底层的作家、学者，都与这类情怀大有关系。
现代知识人走向十字街头的时候，有一个难题，是大众化呢，还是化大众?智性如何在民间延伸且又有民间性，人们没有找到好的道路。鲁迅曾惊讶高尔基的贫苦身份后的高远的哲学气象，一方面是底层的泥土气的蔓延，一方面是思想者的阔大的境界。大众的文化是简单的、粗糙的，知识人的介入，可能会改变其生态结构。但知识人又不能以己身的所好强加到民众那里，如何在互动里形成新的文化，其实也是大难之事。
显然，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高尔基式的人物。倒是革命的 “同路人”居多。邹韬奋与民主人士的交往，有一种天然的快慰。他在那些知识人身上感受到了彼此相似的东西。无论在香港、上海，还是重庆，他周围的作家、学人带来的故事，想起来都饶有趣味。他的温和、包容和进取之心，是感染了许多爱国人士的。
我读邹韬奋的史料，感觉他的精力惊人。一面写作，一面编辑报刊，一面从事社会活动。他周围的民主人士，都颇多传奇色彩，许多人和他有着相同的梦。他在狱中写的《二十年来的经历》，记者的敏感，散文家的典雅，思想者的沉着都有。而其性情的宽厚，对于不同风格的人的欣赏态度，非有慈悲感者难能为之。他的笔力传神，“七君子”入狱的生活，经由他的描述，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沈钧儒的至诚，李公朴的勇敢，沙千里的执著，章乃器的炽热，王造时的善辩，史良的洒脱，都形象可感，电影镜头般地闪在我们面前。邹先生看人看事，机敏里带有分寸，没有流行的 “左派幼稚病 ”。他对章士钊的看法，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一些思想印证了鲁迅当年判断的合理性。记得有一篇文章描述鲁迅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会时抽烟的神态，颇为逼真，寥寥数笔，人物便活了起来。他对鲁迅的爱，是一看即知的。
邹韬奋短短的一生，一直克服文人腔和学者腔。最早的时候，他翻译杜威的作品，完全按照英文的特点直译，后来发现，与大众的口味相左，没有考虑读者的接受。于是译风发生变化。后来编辑报刊、书籍，一直注意雅俗的协调，高低的互动，深浅的贯通。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摆脱读书人的积习，拒绝被资本污染，不被书生气淹没，将思想的脉息伸展到芸芸众生那里，实在也有殉道的意味吧。他的特别在于，对于学界、政界、民间都颇为了解，但自己的立场，一直在大众那里。那么多的造谣中伤，那么多次的流亡以至被捕，都不改其志，这是新文化的特别的传统。在坚持思想性、学术性、大众性中，文化是可以生长出别样的景观的。
现代以来，中国读书人的队伍，一向缺少懂实业，亦通晓学问、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才。邹韬奋用自己的笔和自己的行动，创造了一个奇迹。端木蕻良说他是鲁迅形容的脊梁式的人物，不是夸大之词。众人喜爱邹氏，不独好其文章，而念其行迹，实有感焉。在他那里，儒生的迟暮之气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新知、新智、新声。因了这个新气象的形成，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不再那么单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