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曹婧：书院精神与今日大学的价值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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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是一个价值的存在。在市场经济逻辑的主导下，今日之大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变成了职业训练所，大学的价值教育逐渐被边缘化。以人物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书院不以“实学”为重，而以涵养心性为业，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旨趣。传统书院的教育理想以及书院精神在当前的延续，揭示了大学价值教育的中心在于“立人”，大学的根本价值在于“人”的精神气象。 人之为人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作价值判断，并依此指导行动。因此，作为一个价值存在的人应当有价值的支撑，努力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大学是价值启蒙的场所，它应该提供良好的环境，让学生的价值意识得到充分发展，使之形成合理的价值观，实践有价值的生活。然而可惜的是，今天的价值教育出现了危机，很多大学不再以传承、捍卫和实践人类价值为目标，更多的是以大学排名、毕业生出路和论文数量等肯定自己的价值。学生们没有得到真正的价值启蒙，他们学习了知识，却没有了情怀；具备了能力，却遗失了关怀；获得了个人物质上的“成功”，却无处安放“心灵的家园”，在“赚钱—消费”的人生目标中成为单纯的“劳动者”而丧失了人生价值指向的内在追问。因此，如何在大学教育中进行价值重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制定的《新亚学规》开宗明义地指出，“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随后他又强调“祛除小我功利计算，打破专为谋职业、谋资历而进学校之浅薄观念……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专门的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1]（P1）新亚办学的旨趣，不是专科教育，不是技术教育，也不是帮学生谋资历、谋职业，把学生当作经济发展的工具，而是把个人德性的培养置于教育的中心，即培养“一个活的完整的人”。钱穆先生创立新亚书院，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1]（P15）可见钱先生对“书院”的价值观颇为认同。而纵观今日中国之大学，在横向移植欧美模式的主流之下，渐渐遗忘了中国书院的育人传统。虽然书院已成为历史，然而其在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史上所发挥的育人作用，仍非常值得当今日益世俗的大学教育借鉴。
一、行道与做人：中国书院的人文关怀 书院之名始于唐中叶贞元年间用以藏书修书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唐末五代，读书士子隐居山林，授徒讲学，常以书院命名读书讲学之地，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至宋代，形成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著名书院。书院一般建在山水佳处，其创办者往往选择“燕闲清旷之地”，让来此有志于学者远离喧嚣和功名，以涵养心性。书院在山水之间，抵抗着功名利禄的诱惑，颇有一番上山修行之意味。这也正是书院的办学初衷。 古代科举是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在“学而优则仕”的宗旨之下，为国家培养经世治国人才，难免熏染了功名利禄之心，甚至以此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书院作为私人的办学方式，其理念与当时的官学或科举的教育目标大相径庭。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指出，“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书，使人见利而不见义”[2]（P193），因此提出以书院来救治这一科举之害。《白鹿洞书院揭示作跋》首先就指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其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2]（P201）因而书院的培养目标是如何做人，而不是做官。换言之，书院的办学目的，不是为了求取功名，而是以自身修养为目的，悉心培养有德性的人。 在千余年书院的发展历程中，多次出现官学盛书院衰、书院盛官学败这种交替互补的情形。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朝廷集中精力发展官学时，书院便遭冷落。另一方面是有志于教育的名家大儒看到官学务虚文、逐名利的弊端，致力于以书院来“救”科举，培养真正的君子、仁人。故而，书院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教育理想，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中国的书院教育大多以人物为中心，即以名师大儒的学术成果为主要内容，学徒大都是慕名而来，如朱熹与陆九渊会于白鹿洞，遂请陆九渊先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成为白鹿洞书院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次讲学。 “行道于天下”[3]（P11）是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在中国人的人文观念中，朋友、夫妻之间都有一个人与人相处之道，此“人道”扩展到全人类和全天下就是“天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寓于个人体验“道”和践行“道”的过程中，其核心就是做人。“人能弘道”，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时，指出办书院不是为了学生求利禄、习文词，而是要培养真正的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体现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这种道德观念“内本于‘心性’，而外归之于‘天’”[3]（P39），书院旨在弘扬这一传统人文精神。作为书院的师生，多以醉心学术，潜心修炼心性为目标。“多数书院反对科举，反对追逐名利，师生多数厌恶科举、淡泊仕途，隐居山林胜地，超然观世事，冷言论朝政，以清高脱俗、持志守节相标榜。”[4] 十九世纪末，沿用千年的书院制度在仓促之间被废除，导致其中所蕴含的以修德成人为中心的古典教育精神的断裂。如果说科举制的废除乃是时代所然与人心所向，那么书院制度的终止主要是为了仿照西方，集中人力财力兴办新式学堂，以尽快培养出可以“富国强兵”的“有用之才”。至此，培养个人德性的教育逐步演变成为“谋资历、谋职业”的工具，致使今日中国之大学，在横向移植欧美模式的主流之下，渐渐遗忘了中国书院的育人传统。 二、以书院精神塑造大学之魂：书院传统的延续 书院精神的传承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全盘接受书院传统，模仿古代大儒设帐讲学。对于朝廷废除书院，推行新学堂，始终有人持怀疑态度。如章太炎在1906年发表的《与王鹤鸣书》中就强调教育必须考虑本国的文化特性，不能完全照搬欧美。而学校教育之“专重耳学，遗弃眼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追求速悟，而忽视了虚心切己和体察穷究，不利于学生治学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教学组织形式中采用大班讲授制，无法根据学生的才性而因材施教，不利于人才的培养。正是有感于此，章氏始终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体制，而是模仿古代书院制度，创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1936），将其教育理想付诸实践。此外，马一浮先生也拒绝了北大等名校的盛情聘请，选择独立讲学的姿态，创办复性书院（1939～1947）。然而，大师们的个人魅力化解不了制度的强大压力。在当时的中国，思想革命与知识生产的重心在新兴的大学而不是古老的书院，因此按传统书院的方式兴办书院面临着办学经费不足和学生难以找到出路等重重困难。 第二种方式就是寻求中国书院精神和西方大学制度的融合。留美回来的陈衡哲、任鸿隽夫妇认为，在中国古代大学的办学理念中，人格教育重于求知的教育，而西方大学的目的偏重于学问技术，至于“立身行己”，则不是设学的重要目的。他们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特别标榜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人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5]因此，他们建议在形式上采用西方导师的制度，而在实质上延续中国书院的精神，成立一种新的学校组织。这种方式也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他于1922年郑重其事地向学界推荐《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称“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在五四时期，书院传统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改革的一种重要结合点。 然而，书院精神并没有止于五四。钱穆先生曾批判现代大学在办学理念上“仅以实用主义谈教育，必使学者专务于谋出路，寻职业，自私自利，只图温饱。而整个教育精神，亦必陷于急功而近利，舍本而逐末。”[6]他于1950年将“亚洲文商学院”更名为“新亚书院”，指出“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1]（P2）因此，钱先生创办的新亚书院是传统书院与现代大学制度的结合，特别强调通识，重视人格的修炼，要求学问人生合一，以书院精神塑造中国大学之魂。后来，香港政府有意选择新亚、崇基、联合三校组建香港中文大学，遭到多人反对。钱先生力排众议，同意合并，其理由是希望学生能获得社会认可的文凭，为学生今后的发展作考虑。目前，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唯一一所采用书院制的高等学府，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书院的身份和一个学院的身份。其中，学院负责学科方面的事务，而书院则负责其他的活动，如海外交流及外访计划、研讨会、师友计划、社区服务、学生社团活动等。对于学生而言，书院是他的第一个身份，而学院则置于书院后面。合并后的新亚书院保留了之前的传统，即注重文史哲，看重中国文化。同时，书院把不同的年级和不同的学科背景的学生们融合在一起，借此开拓他们的眼界。这也体现了书院的教育理念，即强调全人格教育和通识教育，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三、回归人文情怀：今日大学之价值重建 “中国文化之最重要最特殊处乃在其能看重学做人，在其能看出人的理想和境界可以日新月异地上进。这种向上和前进，乃是人格的表现。”[1]（P485-486）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旨趣在于教人如何做人，然而中国自创办新教育以来，始终不脱两大通病，即“实利主义”和“模仿主义”，而且这种教育的“亚健康”状态随着现代社会的物化处境而不断加剧。大学中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泛滥，并成为大学主导性的价值观念，宰制了人的精神发展，大学的价值重建成为非常紧迫的时代课题。 回归“人文”，回到书院精神的人文关怀，是当前大学价值重建的根本旨趣。人生在世，离不了以一技之长谋求生存之道，然而人生决不止于求生，真正“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别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惟一目的之人生。”[7]面对人之存在的二重性，即我们“既是作为纯粹意义上的人而活着，但在现实中每个人又必然作为某种特定性的专业人、职业人而存在。”[8]作为现实中有局限的人，教育有其功利价值，要为一职业而服务，以求生存。但人也是一个理想性的存在，向往超越，因而教育不可把求生作为其终极目标，而应追求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为学与做人，乃是一事之两面。若做人条件不够，则所做之学问，仍不能到达一种最高境界。但另一面言，训练他做学问，也即是训练他做人。如虚心，肯负责，有恒，能淡于功利，能服善，能忘我，能有孤往精神，能有极深之自信等，此等皆属人之德性。具备此种德性，方能做一理想人，方能做出理想的学问。真做学问，则必知同时须训练此种德性。若忽略了此一面，便不能真到达那一面。”[1]（P380） 钱理群先生反思当下中国的问题在于“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精神的高扬，却陷入了物质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泥坑，造成了精神的危机。”[9]这种危机蔓延到大学，我们的大学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着以做“成功者”、“人上人”为目标与动力的“伪精英”。这就是钱先生所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所谓高智商，即学生的素养很高，知识与能力都属一流；所谓“利己主义”，突显出学生以最大限度地谋求个人利益作为人生的终极价值。当大学越来越多地培养出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那么大学所应关注的价值问题正逐渐被真空化。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大学日趋职业化，将自身定位于职业训练的场所，商学院的目标是解释市场制度的运作，理学院的宗旨是解释经验世界的内在规律，法学院的精神是训练学生成为合格的律师。真正的大学，理应重视价值，强调追求真理，注重德性培养，为社会培养出有价值关怀和社会责任的好公民。这意味着“大学不是资格的养成所，大学必须作为精神性的事件，是每个人在灵魂上的自我完善。正是自我灵魂向无限和整全的敞开，一个人才真正亲历了大学，大学才真正作为大学发生在年轻人的生命世界之中。否则，大学不过是一个俗世性的、为文凭而展开的知识训练的场所。”[8]今日大学教育的目标是支离破碎的，以培养适应各种实际生活所需而展开的人的素质为目标，容易随着实际的需要而轻易变动。面对传统大学理念的边缘化，大学必须重新理解自己的使命，肯定大学之为“大学”的价值所在。 尽管大学的立场比我们能够设想的更加暧昧，当有对立的潮流来袭时，它们比表面看上去更加脆弱，但是我们应该坚守大学的价值追求，回归大学的使命。教育不是为了功利或需要，也不仅是为了栖身、生产或贸易，而要抵制诱惑，明确地致力于更崇高的目的，把学生培养成为有智能、有德性的人。“一所优秀大学的基本格调，是坚守某些人类价值，保持对主流建制的批判性，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促进人类福祉。”[10]在现代大学的价值缺失之时，我们有必要承袭书院的育人价值传统，重拾存在千余年的古代书院及其以人文为旨趣的书院精神。不管在何种时代境况中，大学的理想始终都存在着，实现这种理想依赖于我们每一个人，依赖于理解这一理想并将它广为传授的单个个人。正如朱熹之《衡州石鼓书院记》，吕祖谦之《白鹿洞书院记》，张栻之《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再至钱穆先生的《新亚学规》，大学的价值始终在于立人，在于成人。在启迪人和完善人的教育理念中，我们应该先注意一个个师长，“每一个理想的人物，其自身即代表一门完整的学问。每一门理想的学问，其内容即形成一理想的人格。”[1]（P2）大学里有“人”的气象，才会有真正的大学精神。 参考文献 [1]钱穆.新亚遗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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