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传奇的传奇——杨绛与钱钟书（上）

我常常想，在白发苍苍的杨绛整理钱钟书遗稿的那些漫长岁月里，二人年少时相遇的情景是不是会经常浮上她的心头。 1932年，清华大学。 正在读大四的杨绛由东吴大学前往清华大学借读，在清华的女生宿舍“古月堂”里，她第一次遇到好友的表兄钱钟书，匆匆一瞥，甚至并未来得及有一句话的交谈。 而当时有谣言，杨季康已有男友，钱钟书也已订婚。对这些钱钟书只是不管不顾，他直截了当地写信约杨绛见面。见面后也满是开门见山的直白，说：“我没有订婚。”杨绛也说：“我也没有男朋友。”回应的是同样的坦荡。 此后两人便开始了书信往来，校园的柳荫下与荷塘边，不时会见到两个人漫步谈天的身影。“最初，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着光，变成好日子。”钱钟书后来写在小说里的话，大概正是那一段情感初萌时心情的写照。 多年以后说到这场相遇，杨绛说，人世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 钱钟书则对女儿阿圆说:“我觉得你妈妈与众不同。” 黑白照片中，少女时的杨绛，圆圆脸，眉宇飞扬，并不是标准的美人，而且她也并不像一般的女生喜欢过多的妆扮。我想，大概是杨绛身上的那股“智性”吸引了钱钟书。钱钟书看起来是一副不通世务的书生样子，有书生式的呆气，但在关键时刻，则有着自己的敏锐，能在人群里敏锐地辨别到自己的同类。 从1932年初遇，到钱钟书去世的1998年，这是一段66年情缘的起始。 两人同是江南世家，祖籍又同是无锡，不久后钱钟书就由上海前往苏州的钱家提亲。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两个人新婚之后，钱钟书考取公款前往英伦留学，杨绛则放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学位，前去伴读。 在牛津大学留学的岁月，是两个人青春岁月中的流金时光。 是两个人一起打造出一片新天新地的那种快活。 钱钟书在牛津攻读文学学位。杨绛选择了做旁听生，没课的时候就去图书馆读书。两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最大的乐趣，便是相对静心读书。而在这波澜不惊的日子里，又有一项专属于夫妻二人的小小游戏——俩人憋着劲比赛谁读的书更多，约定年终进行结算。1935年的统计结果，两个人所读书的数量大体相当。而实际上钱钟书读的都是大部头的书，杨绛把小册子也算在内。钱钟书只算了英文书，而杨绛把中英文书都算在内。 钱钟书在日记里写：“季承认自己‘无赖’。”这里有对自己年轻妻子那一点小聪明的调侃和包容。一对年轻学者的新婚生活，有着共同的志趣和喜好，又不失小小的自得的乐趣。 读书之余，晴好的天气里，两个人一直保持着早晚外出散步的习惯。牛津的各个学院、大街小巷，各家小店铺和风景宜人的安静处，都留下了两个人漫步的身影。他们一边散步，一边谈论着刚才读书遇到的困惑处，聊着聊着就豁然开朗了。 这每日的散步是“哲思之路”，同时也是“探险之旅”。两个人商量着，每次都要走一条之前未曾走过的路线。他们沿途有时会偶遇一处古老的教堂，看到一棵叶子萌出新芽的树，抬头瞥见一户人家阳台上的鲜花开得正好。杨绛带一点小兴奋地，把这些探险所得的新鲜发现一一指给钱钟书看。两个人为每一处细微之美由衷地惊叹着。 有时遇到相熟的同学，送信的邮递员，他们招手打着招呼。牛津于他们，也真有着一种温暖的人情意味。 散步归来，回到小小的寓所，一盏晕黄的灯下，两个人相对读书的身影，似乎要定格成永恒。 杨绛担心钱钟书吃不惯英伦的奶酪和牛排，两个人商量租了一处可以自己做饭的房子。一间卧室，一间起居室，一个大阳台，下面是大片的草坪和花园。当然还有一个小小的厨房。两个人在散步的路上往杂货铺订好每天的面包、黄油、牛奶和蔬菜，由店里男孩送货上门。生活在书香之外，似乎又多了更多人间烟火的意味。 搬家那一天，杨绛真是累得筋疲力尽。第二天清晨，她是被烤面包的香气唤醒的，睁开眼睛，清晨温暖的阳光从新居的窗户透进来，洒在小家整洁的地板上。她看到钱钟书有点笨手笨脚地端了一个堆得满满的托盘，推门进来。杨绛正要起身，钱钟书按一下她，将带脚托盘直端到她面前去，示意她在床上安心享用。这托盘上，有烤得酥软的面包，煮鸡蛋，热牛奶，香香浓浓的红茶，还有果酱、黄油和蜂蜜，真是丰盛极啦！ 钱钟书看着既惊且喜的妻子幸福地享用着自己亲手做的早餐，他的目光想必也是温柔的。那天早晨的阳光也似乎带着蜜意。这是一个不甚解风情的年轻学者的浪漫，低调而家常。这不张扬的浪漫反而又是最持久和执着的——钟书为妻子做早餐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他们老年。 一日易做，一月易做，最难得是一世。 安定下来后，从小也是养尊处优惯了的Miss Yang，也卷起袖子洗手作羹汤，开始用大剪刀剪肉，做红烧肉和涮羊肉，做出来竟也是有模有样。她很自得地说，钟书吃得好快活。吃饱了的钱钟书，偷偷地给午睡的妻子画了一个花脸，心里怀一点忐忑地看她醒来后会作何反应。在最信任的爱人面前，他重又变成了一个淘气的小男孩。 在某次赴巴黎和瑞士游历归来的途中，他们发现一个爱的小小萌芽早已萌生在杨绛腹中。 不久后，一个幼小温软的生命降临到他们生活中。 她出生的啼哭很是响亮，被护士们爱称为Miss Sing High，杨绛将其译为“星海小姐”。这是“我们仨”的起始。 杨绛生育住院期间，钱钟书一个人在家的日子过得可不轻松。他前去医院探视，经常就像个小孩子做错事情似的，说起自己又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把台灯弄坏了；门轴坏掉关不上门了……她心里也是没谱的，但看着眼前的他一脸紧张兮兮的样子，就安慰他，不要紧的，我会修。 于是钱钟书就真的放心地回家去了。他对杨绛说的“不要紧”总是又佩服又放心。在生活上，钱钟书是仰赖和信任她的，也许便是因得这份信任，她把自己作为一个小女人的天真和娇态都收起来，让自己的肩膀变得坚强，撑持起两个人的生活。 她也不是一开始就坚强的。只是为了自己由衷欣赏和心里觉得值得的人，她甘愿由柔软而变得强大。 若伴侣两个人都有才华，而又都自矜，不肯低头，这触目的才华便容易互相刺痛对方，像萧红和萧军就是。钱、杨两个人也都是才华横溢。但这平淡日子里的夫妻相守，并不是只有才华便足够，总得有一个人甘心俯就、妥协。在他们的关系里，显然杨绛是甘心俯就的那一个。 后来他们抱着襁褓中新生的小小女儿坐船赴巴黎求学。 杨绛在年老时回忆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 1938年。两个人从欧洲学成回国，船到香港，钱钟书坐上小渡船直接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杨绛则带着女儿回到上海家中，生活开始进入到日常俗务和琐碎庸常中去。 位于辣斐德路的钱家是一个大家庭，在这样的大家庭做儿媳妇自是不易，婆媳妯娌间各种关系的处理，是一件颇为考验情商的事情。钱钟书辗转外地教书的几年，杨绛带着女儿圆圆住在几条街之隔的娘家。她先后做过振华分校的校长、小学教员，也做过一家富商女儿的家庭教师，来谋取生计。 两地分居的岁月里，钱钟书频频写信，写到对她的思念，万念如虫，一身如影，百遍思君绕室行。他盼着她自繁杂家务间抽出时间来，给他写的一纸回信。他无比怀念的，是两人曾相对读书的时光。 1941年。钱钟书从当时任教的湘西回到上海，他对杨绛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在人口众多的钱家逼仄的客厅里，拉起帐缦，安放下一张床，便是一家三口的难得的私人空间。 一家人蛰居上海孤岛，耳闻身受着日本侵略者的蛮横。在艰难的战时岁月，上海各种物资供应紧张，生活用品匮乏。彼时钱钟书又面临失业的危险，只有在震旦大学每周两节课的工资和做家庭教师的收入。 杨绛做小学教员以贴补家用，还包揽了生火、烧饭、洗衣各种家务，之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家闺秀甘愿做起“灶下婢”，为了节省燃料，把煤末子掺上煤灰自己做煤球。 为了赚取家用，在繁杂的家务之外，杨绛又应朋友之邀尝试着开始写剧本。本是为稻粮谋而写的几个剧本，没想到竟一举在沪上走红。 所编剧的《称心如意》上海公演后，杨绛一举成名。可是她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没变，就像什么也没发生，照旧烧饭、洗衣，照顾生病的钱钟书吃药。而那时钱钟书因生病，并未去看戏，她也不甚在意。 那时外人介绍起钱钟书来，会说，这是剧作家杨绛的丈夫。 钱钟书的婶婶评价杨绛，外面名气那么大，在家什么粗活都干，季康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钟书是痴人有痴福。 抗战后期，一家人生活越发清苦。 1944年，钱钟书开始动笔写作《围城》。杨绛是他坚定的支持者。他将小说的题目和主要内容说给妻子听，每写完一章就让她先读为快。 她在繁杂的家务间隙，洗干净手，捧着丈夫递上来的当日新写好的章节。在钱钟书期待的眼神里，她凝神阅读着，为他丰富的想象力赞叹着，又不时被他言语中机智的幽默逗得大笑，又从中窥见了他们共同熟悉的某些人的影子，抬起头对他默契地一笑。 她是最忠实的等待更新的第一个读者，又是最中肯的评论家。 她与他对生活的期许与认同感是一致的，便能够理解丈夫所在做的事情的价值。不给对方太大的压力，不催促他去追逐名利。自己毫无怨言地扛起生活的劳累辛苦，支持丈夫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到1946年，《围城》完稿。 在序言里，钱钟书这样写道：“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此时她既是那个“最才的女”，又是那个“最贤的妻”。 钱钟书屡次跟人说起的，还有沦陷期间的另一件事。某次日本人来家中抓人，杨绛临危却不乱，沉着地把日本人引进客厅，假装倒茶，三步两步上楼，把钱钟书正在写作中的《谈艺录》手稿藏好。日本人传她到宪兵司令部问讯，家人都担心得不得了。杨绛自己却很镇静，晚上觉睡得极香。 她的大气、沉着，和临大事的冷静，都让钱钟书佩服，并毫不吝惜地向别人夸赞自己的妻子。 后来，钱钟书在他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的扉页上，有一句写给杨绛的话“赠予杨绛，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大概是一个丈夫所能够给予自己妻子的最高的评价。 杨绛回应说“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好的婚姻里面，最难得的是两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一致。荷尔蒙的吸引，往往是电光石火，灿如烟花，却难以持久。而处世观念的一致，与相互理解，则是长久关系的秘诀。这也许便是她所说的“终身的朋友”。 钱、杨二人，他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一开始就很清晰、很笃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物质等种种诱惑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因此能够沉静下来，专注于读书与做学问，并能从这里面，获得由衷的、纯粹的愉悦。 相对于钱钟书所幽默自称的“誉妻癖”，杨绛也一直笃定地坚信着丈夫所在做的事情的价值，对他在读书和做学问上的聪明，有着发自心底的由衷的赞美，又有着行动上的绝对的支持，相濡以沫，举案齐眉。 他们中的一个人，若与另外的人的结合，就不见得会是佳偶。 我有时会偷偷想，若是钱钟书遇到了陆小曼那样的女子，会是怎样一番样貌。 当然以钱的那种书呆子性情，他不会如其他众多拥簇者一样一拥而上，相比容貌和才艺，钱还是欣赏更有智性的女人。年轻时的杨绛，相貌只是平常，并不是那种让人惊艳的女人。 当然陆小曼式的女子，也不会欣赏钱钟书那种呆性。她是需要徐志摩那样的浪漫多情，还有《爱眉小札》那样热烈的情话，才可以被打动的。 这样的两个人，倘若是走到了一起，走入了婚姻，一个要沉静，一个要浪漫和热闹，断然也是矛盾重重，过不下去的。 所以好的婚姻，倒不是说对面那个人一定要是最完美和最优秀的。向来没有众人皆宜的、普适性的“最佳伴侣”。而只有最适合自己的那个“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