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适应的约定俗成

我是在2008年2月8日到的卫生局，自己开着车，起的老早，路过济成医院往东路南孤零零的一栋楼。大楼外面没围墙，中间一个圆形灌木圈，两边陪衬着椭圆，总计五棵松树。我听说居不植松，只有葬人处才适合松柏。却不想最后这里埋葬了我的心。

我在来报到的前几天，听从姐夫的话，写了份简历并用信封装了一扎钱给了姐夫那个同班的女同学。她不漂亮，身材也不算好，可韦隽却算得上帅，挺拔的身材，极具动感的线条，分明的五官。后来听说这位女同学的父亲是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姐夫也是我们区人大副主任。而韦隽的代县和家庭虽无从知晓，应该比不上。用现实的价值观这样容易解释这对大学恋爱而后成家的基础。

卫生局办公区是东半的四楼五楼，四楼 空荡荡的走廊没人，局长办在这层。我靠着走廊东墙暖气片，拉开窗户抽烟，看着一个个陆陆续续的人，自然的扭动钥匙，进门、关门、拖地、打水，没谁过来问我干什么或者做什么。我就那样靠着跟他们别扭着，像流淌的溪水中枯烂的盘根。突然有种紧张，想让他们过来问又怕他们问起，总觉得自己捞了偏门，走了后门，同时又看见每个人都那么正式，不觉中我站直了。

局长打开门的时候有人在身边说话，好像是请假，局长哼哈了几声然后进屋了。本来我看见局长时就走近了一点，看见有人又退回来了，等说话的离开，局长进了门我才极快的捏着手脚赶到门口轻轻的敲门。我感觉还不如刚毕业报道时爽利，畏畏缩缩。

局长姓万，单字恒。我敲门后没有考虑是否让进就推门进去了。估计就是答应我也该听不见。

“万局长，韦区长让我过来，我是医院的王永刚。”

“噢～，那个等一下呀。”

然后越过我打开门喊“正民～正民～过来一下”。

我跟着于正民去监督科，然后他告诉我下午在九州宾馆有个培训，让我去参加。随口问一句“你认得吧？知道怎样过去吧？我说“我开车” 。

然后我就坐在他办公桌正对的沙发上，整整一上午。直到下班也没说过我该干什么科室负责什么，我该坐那儿在那儿办公，又有什么属于我。我知道他以前也是医院出来的，并且医院的老姐老哥们也告诉他的为人。“估计是一副冷脸下有颗滚烫的心”我自己把见到的和听到的综合后猜测。也搭讪几句，没谈兴也就凉下了。中途相互发了支烟。没热情也不显太冷。进门右手墙角柜子前有个小伙子，在那儿翻些纸片，办公桌上放一摞，搁阵儿换一个，一上午也没说话。都默着。

第二天我被局长叫过去说“你去办公室吧，主要管后勤。”言语中似乎跟着办公室很重要的后话。办公室原来负责的郭奇去了监督科，我明白了昨天老于眼角闪烁的意味。

“就不能明说吗？”

“我一个来做孙子的新人，真的不挑拣，也不懂。”都揣着。难道这就是宁让认知，别让人见？“真特么虚伪”。

随后的一段时间我做着孙子，每天第一个到，把地拖了，打满水壶的水。然后随便坐着或者看些乱七八糟的报纸和书。本来熟悉了几天我旧态萌发，也肆无忌惮跟人扯，像在医院那样轻松。结果有次栗主任梆着脸告诉我“这和你在医院不一样，别随便议论。”现在我想不起说的谁，应该是区上的某位领导，但当时那张脸和语气记得很清。

奥运会与西班牙的那场篮球赛，我跟司机、电工、监督科小韩集拢在值班室。

“刚子哥，栗姐叫你。”打印室小平推开门叫我。没几个月刚子哥快成了正式名字，除了打扫卫生的大嫂拘谨的叫主任。我以前听叫主任的最多，虽然不符实却最让我听着平静。

“你叫几个人把送过来的制度放库房吧。”栗丽指着摆放整齐的一摞跟站在门口看着的我说。

“能明天吗？”

“现在”

我没搭理，转身走了。

“有病呀！”

“你才有病”我又转过来回了一句。

在第三节开始时我赶回来了，可他们都走了。小平过来一个一个叫走了。不去想刚才的同仇敌忾，也不去想共同的今天明天一样的论调。我愣了一下，也就那一下，这一下似乎在回味当初医院奋战时那唾沫和钉的相近程度。而这里真的不一样。

下午时栗丽对我没任何变化，上午那句有病呀根本就没说过，我都含糊了。还夸了句我娶个好媳妇，打扮的我一直精巴，又说上一期报到报社的简报登载了。说“专业的就是不一样，术语用的准确，也解释的明了。”虽然她没解释为什么后面的落款是她的名字，但我心里没法继续执拗。后来小平告诉我报社只知道栗姐，咱们单位那个科的简报最后都是栗姐的名字。

我真想学“你好，我是卫生局栗丽～～～～呵呵呵呵”，可每次都是“喂，卫生局”。不是不会说名字，是自己觉得代表不了卫生局，就是说了也没人认识，再让人反问一句或者装着没听清“嗯？”一声自己都没法接。做不了复读。我一直想问问待得久的人，刚开始栗丽是不是这样。

来文登记，发文登记，局长签发登记，转副职登记，转科室处理登记，一个文件名称后面赘一堆名字，然后需要再找时就按照最后的名字要原件。后来我知道这个叫责任到人。我不知道是为了警惕丢失现象还是避免找不见后相互推脱，反正被证据撕裂了基础的担当。很多时候遇到该处理的事情首先考虑的是那点能避免落在自己身上，可如果局长安排那怕委屈也愉快的接下来。

我有阵子迷茫，就仔细考虑整个运转的流程，没毛病，一点没有。把所有能杜绝的都封死了，如果你上交文件时忘记了让收到者在末尾处签字，不好意思，文件还得你拿出来。把人性彻底的扔开，用制度框住每一个细节。

我就这样晃荡着，人与人不热情也不冷漠，不倾轧也不勾搭，这不只是对我，所有人都一样。平时陪着电工换个插座，修个锁，偶尔倾听清洁大婶的艰难和微薄的收入，我没有戴白手套摸楼梯护栏，也没有去女厕看堵死的下水。有点想承认是她们拘谨而谄媚的主任称呼让我有了存在感。司机等同领导职数，除了栗丽给我油卡给他们加油，我几乎忘记他们在字面上归我管。我忘记了每公斤体重每分钟氨弗醚的用量，也忘记了二百块红包的产妇清理下体时生命体征瞬间消失的紧张，包括她家五六十人亲属挤在手术室外的恐惧，还忘记了气管导管放置后氧饱和往下掉时我的心率180的感觉。

突然觉得我可有可无，我没用了。

即便帮忙转送文件，进出各分管的办公室，那进出的也是屋子，没影响里面或单独或与人谈论的人，他们有感觉的是进出的过程，至于是谁很难在意。我能感觉到的是一贯的程式，笑脸也有固定的格式，除了医政科调解纠纷偶尔传来争吵，多数时间走廊里能听到最高的声响就是开门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