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死一些想法

这几天讨论最多的就是跳楼产妇，讨论的焦点无非是残忍的家属或者冷漠的医护人员，更多的是妈妈们大吐苦水。虽然观点各异，大家都有同样的疑问，悲剧是如何发生的？恐怕这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

假设，这家人和千千万万期待孩子到来的家庭一样，紧张而谨慎地准备一切，为了孩子和产妇的健康做一切最好的安排，至少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安排。同样，假设医院对待这位产妇如同其他前来医院待产的产妇一般，按程序产检，做好风险提示，尊重产妇和家属的意见，判断这次分娩并无异样，至少在当时医护人员没有发现异样。那么应该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分娩的痛楚已经超过了产妇身心承受极限，产妇和家属没有预判这种状况的自觉，而医护方高估了产妇和家属的预判能力。

继续深挖无非还是医疗资源紧缺这个根源，医院的人文关怀在紧张的工作节奏里变成冷冰冰的白纸黑字，我们不愿意看到却每一刻都真实发生。

除此之外，更令人值得关注的是，胎儿的生存权也应被提上议程。在医疗惯例里，产妇的生存权是优先被考虑的，保大保小纯属杜撰，签字也不过是走程序，即使是出于产妇自己强烈要求，医院也不会主动背锅放弃大人。即便是在人文关怀更到位的发达国家，胎儿的生存权也是新鲜而敏感的话题，比如，不健全的胎儿是否有生存权？危害母体的胎儿是否有生存权？胎龄多大才有具有生存权？

在这个极端的案例里，我们看到各种矛盾交织而凸显，我们都那样疑惑着，这个决定该由谁做，这个结果又由谁承担，于此同时，更多的高龄二胎妈妈们正奔向生育的最前线，如果我们解不开这难题，是不是会有更多准妈妈面临生死抉择？

很久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病毒是什么的时候，瘟疫能杀死所有人。如今，准妈妈如果不知道阵痛是什么，怎么能应对，她又如何能对自己，以及腹中的小生命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