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书与跑马
http://epaper.nddaily.com/F/html/2010-03/14/content_1028629.htm
《南方都市报》3月14日
战小栗 文学批评者（-_-!这不是我的正式职业）
工作之余常常看些历史书，对历史学家们在普通读者中的接受程度也颇有兴趣。
和好莱坞电影一样，叫好的不一定叫座，叫座的也并不一定叫好。因为“名僧”并不一定就是“高僧”。另外，学术界叫好的到了社会上又不一定。红遍中国的黄仁宇，在美国学界并不得志，虽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仍免不了被其任教的州立大学拒绝续聘的命运。唐德刚也因为口述史的成就，在中国读者中颇有声誉，但在美国也算是边缘学者。相反，备受国际学界推重的何炳棣，却因为很少有工夫写通俗易懂的文章，在阅读大众中知名度不高。
就成名于国内的历史学家来说，阅读大众对吕思勉和钱穆的接受是我很感兴趣的。虽然二人都写过面向大众的通史类作品，但钱穆的《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导论》比吕思勉的《中国通史》读者要多出一大截了。吕思勉的书常常用文言写就，而且详细地引用原典，从各种史籍的叙述异同之中试图还原其本来面目，有时甚至并列多家的说法，供人自行研习采用。因此被有些读者指为“读书笔记”，言下之意，是没有明确的结论，充满了未解的悬疑。而钱穆可读性就要强得多，常有“西方重物质，中国重精神”和“西方重理智，中国重心”之类的鲜明批语，容易唤起大众的心理共鸣，也容易给企图从史学中得到自我证实的读者精神满足。
中国大众读者市场对这两位史家的接受，更多地反映了大众的思考阅读习惯，而不是这些学者学问本身的特点与差异。首先是对题目的情感体认。大众所喜欢的是有情感诉求的写作，而不大关心孰真孰假之类有关客观真实的探究。在面对中国历史这样一个纠结了民族情感的题目时，钱穆这样“温情”的处理似乎比吕思勉的冷静要更吸引眼球。其次是对权威性的认可。一个常常把证据拿到台面上邀请读者一起来分析探讨的学者，很容易被大众目为无能或者无知。而擅长作大综合和总结陈词的学者，就被认为是当然的权威。叙述是人类认知的一个基本方式，读者很自然地要求历史是有情节的一个个故事，而对悬而未决的结尾不感兴趣。
在英美学界，学者们有时也爱写一些浅易的小书，为那些对学问有兴趣的读者指出门径。此种风习，以素来崇尚古怪个性的英国为盛。很多在本领域内取得辉煌成就的学者都不吝笔墨，为“门外汉”(layman)写作。当然，这个词说的可不尽是普通读者，它还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外行”。比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功德无量的那一套“短篇简介”系列(Very Short IntroductionSeries)，虽然都尽量避免使用理论专词，但还是需要相当的文化水平才可以读懂。毕竟普及和通俗还是不一样的。
相对中国读者对权威学者的宠爱，英美读者就没那么客气，英美学者也没那种高高在上的福分。这些外行读者很挑剔，不会因为学者的“温情”而放过一个事实的错误或者说理的含混。哈佛大学教授奈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钱史》(The Ascentof Money)堪称财政史普及著作的典范，文字清晰可读，却遭遇了“美化金融工作者”的指责，读者还批评他的文字“ 过于像电视脚本”，言下之意过于简单短小，不具备相当智力挑战云云。可见大众虽然专业程度不足，但依然以独立的思考判断同权威辩难。
前面说的吕思勉先生，潜意识里也把读者设想为具备独立思考能力，能够通过读史籍来达到自己的判断的聪明人，而不是如叔本华所讥讽的，让作者在自己思想的跑马场里随意驰骋一番的笨蛋。只可惜，他所期待的理想读者群，在中国的发展壮大还需要颇多时日。
《南方都市报》3月14日
战小栗 文学批评者（-_-!这不是我的正式职业）
工作之余常常看些历史书，对历史学家们在普通读者中的接受程度也颇有兴趣。
和好莱坞电影一样，叫好的不一定叫座，叫座的也并不一定叫好。因为“名僧”并不一定就是“高僧”。另外，学术界叫好的到了社会上又不一定。红遍中国的黄仁宇，在美国学界并不得志，虽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仍免不了被其任教的州立大学拒绝续聘的命运。唐德刚也因为口述史的成就，在中国读者中颇有声誉，但在美国也算是边缘学者。相反，备受国际学界推重的何炳棣，却因为很少有工夫写通俗易懂的文章，在阅读大众中知名度不高。
就成名于国内的历史学家来说，阅读大众对吕思勉和钱穆的接受是我很感兴趣的。虽然二人都写过面向大众的通史类作品，但钱穆的《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导论》比吕思勉的《中国通史》读者要多出一大截了。吕思勉的书常常用文言写就，而且详细地引用原典，从各种史籍的叙述异同之中试图还原其本来面目，有时甚至并列多家的说法，供人自行研习采用。因此被有些读者指为“读书笔记”，言下之意，是没有明确的结论，充满了未解的悬疑。而钱穆可读性就要强得多，常有“西方重物质，中国重精神”和“西方重理智，中国重心”之类的鲜明批语，容易唤起大众的心理共鸣，也容易给企图从史学中得到自我证实的读者精神满足。
中国大众读者市场对这两位史家的接受，更多地反映了大众的思考阅读习惯，而不是这些学者学问本身的特点与差异。首先是对题目的情感体认。大众所喜欢的是有情感诉求的写作，而不大关心孰真孰假之类有关客观真实的探究。在面对中国历史这样一个纠结了民族情感的题目时，钱穆这样“温情”的处理似乎比吕思勉的冷静要更吸引眼球。其次是对权威性的认可。一个常常把证据拿到台面上邀请读者一起来分析探讨的学者，很容易被大众目为无能或者无知。而擅长作大综合和总结陈词的学者，就被认为是当然的权威。叙述是人类认知的一个基本方式，读者很自然地要求历史是有情节的一个个故事，而对悬而未决的结尾不感兴趣。
在英美学界，学者们有时也爱写一些浅易的小书，为那些对学问有兴趣的读者指出门径。此种风习，以素来崇尚古怪个性的英国为盛。很多在本领域内取得辉煌成就的学者都不吝笔墨，为“门外汉”(layman)写作。当然，这个词说的可不尽是普通读者，它还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外行”。比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功德无量的那一套“短篇简介”系列(Very Short IntroductionSeries)，虽然都尽量避免使用理论专词，但还是需要相当的文化水平才可以读懂。毕竟普及和通俗还是不一样的。
相对中国读者对权威学者的宠爱，英美读者就没那么客气，英美学者也没那种高高在上的福分。这些外行读者很挑剔，不会因为学者的“温情”而放过一个事实的错误或者说理的含混。哈佛大学教授奈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钱史》(The Ascentof Money)堪称财政史普及著作的典范，文字清晰可读，却遭遇了“美化金融工作者”的指责，读者还批评他的文字“ 过于像电视脚本”，言下之意过于简单短小，不具备相当智力挑战云云。可见大众虽然专业程度不足，但依然以独立的思考判断同权威辩难。
前面说的吕思勉先生，潜意识里也把读者设想为具备独立思考能力，能够通过读史籍来达到自己的判断的聪明人，而不是如叔本华所讥讽的，让作者在自己思想的跑马场里随意驰骋一番的笨蛋。只可惜，他所期待的理想读者群，在中国的发展壮大还需要颇多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