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命7-24：名挂县门东，等
状元命7：名挂县门东
1995年9月，世界人民知道了黄山恐龙化石，它是在休宁县的梅林村一带被发现的。这个轰动，堪比康熙五十七年，那年，梅林人汪应铨中了状元。
搁在网络时代谈“恐龙”，有一个解释是“丑女”；但若搁在康熙时代谈“恐龙”，有一个很“穿越”的解释会是“状元”。汪应铨很不幸地被这么“解释”了。
话说新科状元汪应铨骑马游街的时候，与唐朝那位孟郊有得一比，都是中年人了，却处于人生最得意的时刻。就孟郊而言，他当年只是中了进士，竟然赋诗曰：“昔日龌龊不堪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观尽长安花。”可想而知，状元的心情应该比孟进士更胜一级。
汪应铨没想到的是，他骑马走在游街人海中间的时候，远处闺房里有位陆小姐，正在窗子边眺望。这位小姐也粗通文墨，有生以来佩服的就是文化人，这状元郎，当然首当其冲。
汪应铨更没想到的是，陆小姐虽然没看清他，却爱上了他，主动托人说合，愿意给他当妾。汪状元当然高兴啦，不多久就拜了堂。当晚的洞房里，陆小姐偷看新郎，竟是一个“腰粗背阔、身高体胖、年近半百的麻脸汉”！与以前弹词唱本里描绘的状元差之千里！所以，陆小姐悬梁了……
笔者不认为上面的故事有多少真实性，只是因为它在袁枚的《随园诗话》里有记载，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汪应铨的名声蒙上了戏剧色彩，令人印象深刻。
真实的状元汪应铨，其实更像一个散淡的人。有记载说雍正初年，有奸诈小人以汪应铨的名义写诉讼状，想蒙报土地、逃避捐税。按例，官批诉讼状须以朱红笔，点诉讼者姓名，如果讼者是有权势者，则用红圈。当时县令不明情况，误以红笔点了汪应铨姓名，并以“布告”形式贴在县城东门。汪应铨远在京城，得知消息，哭笑不得，作诗曰：“八尺桃笙卧暑风，喧传名挂县门东。自从玉座标题后，又得琴堂一点红。”这个心态是很超脱的，也没听说状元不依不饶。
汪应铨的官瘾不大，退下来后，整日谈诗论道，越发散淡。除了应邀讲学什么的，还编修了《湖广通志》和《江南通志》，自己也有诗文著作。作为状元郎，他对人生的理解，与唐朝的那位孟郊其实相差很大，且看，汪应铨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人生何谓富？山水绕吾庐。人生何谓贵？闭户读我书……
状元命8：汊口奇男子
说实话，笔者很害怕程若川——一位南宋时代来自休宁汊口的武状元。原因：他不真实。但这个毛病未必源自程若川本人，而可能是后人的夸张。对于成功人士，群众历来喜欢做两件事：一、神化他；二、丑化他。
说的是程若川在舅舅家门前显露武艺，获得阵阵喝彩。观众因为不过瘾，希望程若川再举两个圆石墩。于是程若川照办，像拍皮球一样，把石墩子托上手，举起。按照“记载”，这两个石墩合起来超过300斤。在没有弹性的情况下，它们被未来的武状元当篮球使了。
这就是神化。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物理定律，才被定律所束缚啊！古人也不该把石头当作皮球的。接下来，奥运举重冠军该失色了——因为舅舅喜欢外甥，决定把这两个石墩子送给他，练功用。明天就叫人用车给外甥运过去。程若川居然说不必，直接用两腋夹着两个石墩子，步行十多里回家了。
类似的传说见于很多人物故事，仅一部《水浒》就充斥着蛮力，并无新鲜意味。不过也难怪，古人想看见奇人怪事，很难通过分析研究去发现得直观一点。那么，这时的蛮力，就显得有英雄气了，它能在瞬间获得“眼球”。
提及“眼球”，有件事很恶心，说的是一次程若川代表南宋出使金国。因为当时南宋是对方的附属国，很卑贱，所以金国人在招待程时，故意杀了一个宋朝俘虏，而且是程的熟人！然后把头颅端上程的餐桌。金国人嘲弄地看着暗暗悲愤的程若川。忽然，程若川手一闪，抠下熟人头颅的两个眼球，放嘴里大嚼起来！金国人惊呼：“真乃奇男子！”
——显然，这是后人做的小说。如果作者是南宋人的话，其目的无非想给卑微的“祖国”争一点“面子”，可这个“面子”竟建立在武状元吃熟人眼球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这是对状元的污蔑，很不可取。金国人也只惊呼其“奇男子”，而不是“伟丈夫”。奇而不伟，对于男人而言，其区别是刘谦和刘邦啊！
状元命9：尽忠报皇而已
崇祯皇帝自尽前一年，黄赓在他面前说过一句话：“臣尽忠报国而已。”当时，黄赓作为武科状元，对皇上充满感激，其拳拳忠心老天可鉴。他是休宁县龙湾人，那一带出过不少状元，但大多是文科的，最近一个像黄赓的武状元，还是在南宋时期。
要说这武状元，还真有些江湖义气。当黄赓得知崇祯皇帝死讯后，悲痛欲绝，立即着手反清复明，组织人马数千，与清兵战斗。据记载，他的队伍仅在宣城，就取得过19次胜利，可见其战斗力之强。崇祯皇帝真没看错他。
但历史的大潮被北方民族控制了，一个黄赓及其部下，是阻挡不了的。小胜利不解决大问题。后来，黄赓与另一个休宁人叫金声的会合，驻守丛山关。这个金声，在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被封为“兵部右侍郎兼左都御史，总督江南各地兵马”——也是一路英雄，所以武状元黄赓甘心拜在他麾下，彼此合作得很好。清军一时还真拿他们没办法。
这时，另一位明朝大臣出现了——湖广巡按御史黄澍——此人是黄赓同族兄长，他是率兵来投靠的，焉有不接收之理？要说王朝末代的大臣们，就像水浒里的流寇，也是窜来窜去的，很不严肃。但要紧的不是外部形象问题，而是内部毒瘤——这个黄澍，其实早已投降清军。所以不久，金声、黄赓的队伍就败了……
但黄赓屡败屡战，最后赢得清廷的敬佩。这样有骨气的人，即便敌人也会尊敬。清廷想以高官厚禄招安黄赓，他就是不干。清廷也不勉强，眼睁睁看着这位武状元，像鲁智深当年一样，上山剃发当了和尚，不过地点是在福州。
后来的武侠小说里，多有以明末清初为时代背景的，比如金庸、梁羽生、平江不肖生等等的著作里，似乎都活跃着黄赓之类的影子。在百姓眼中，黄赓这样的人物，确确实实就是英雄，就是传奇，他有着无比的人格魅力。就现代的好莱坞而言，他们更是喜欢黄赓一类的人物，并极力创造出力挽狂澜、拯救天下的：施瓦辛格、超人、蜘蛛侠、蝙蝠侠等等。但随着封建王朝的彻底覆灭，人们的思想意识解放了，发现，黄赓的行为其实很狭义，他所言的尽忠报国，其实是尽忠报“皇”。就历史潮流而言，它喜欢的不是武状元黄赓，而是叛徒黄澍之类的，因为后者善于“顺应”。在时代大潮里，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不在乎你的能力和品德，而在于“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很悲哀，也很现实。
不过，老天对黄赓还是很眷顾的，他后来在佛门善终，清廷还给了他一个“天下都纲僧”的荣誉称号呢！
状元命10：与混血无关
有人考证，那位明朝的休宁县古楼村的状元——任亨泰，是混血儿，因为他母亲是色目人。元朝那会儿，“色目人”并非一个种族，而是除了蒙古人、汉人、南人以外的所有人的总称。按照社会等级看，色目人摆在第二位，比汉人高一级。但真实生活里的色目人，其实绝大部分是下层人物，与汉人地位也差不多，相互通婚不是没有可能。
但有了这个推论，又怎样呢？即便任亨泰是混血儿，与他中状元有很大关系吗？混血儿大多聪明，可是，所有状元中，应该大多不是混血儿才对。其实任家数代经商，是有钱大户，任亨泰从小接受的教育就超越一般儿童，因为他父母在聘请老师时，根本不在乎金钱。有诗为证：
杲日初升万木低，
画船撑出小楼西。
先生正熟朝天梦，
门外小禽莫乱啼。
——须知，这首小诗被选载于《明诗记事》一书，广为人知，而作者正是任亨泰，为的是纪念小时候逃学的快乐。从诗中可以看出，任亨泰接受的可能是“一对一”教育，而且教学环境似乎也很宽松。与今天的少年儿童相比，当年的任亨泰没有“学区”之困，亦无“择校”之累，这些与他成才或许也有点关系吧？
朱元璋于1388年赞赏任亨泰说：“对策详明，以天下为己任。”任亨泰因此得中当年的状元。作为一介书生，能被朱元璋如此赞赏，确实难得。因为朱元璋戎马半生，甚至当过乞丐，对世间人与事，应看得很通透，他给任亨泰的评价，极有分量。从后来看，朱元璋也没错识人。
据记载，任亨泰做礼部尚书时，山东日照有个叫江伯儿的人，砍了自己三岁儿子的头，为的是祭祀泰山，使老母亲病愈。朱元璋闻之大怒，要处罚江伯儿；同时又觉得他很有孝心，想叫任亨泰表彰他。同一个朱元璋，给出两个不同的看法，你叫大臣如何应对？偏偏任亨泰胆大，竟然“与虎谋皮”，当面对朱元璋说：……杀儿违背人道，断子绝孙，是最大的不孝，理应惩戒，何以表彰？结果，朱元璋不但没生气，还同意了任亨泰的看法。
明朝之初，没太多大事件，类似任亨泰的人才们，也难得表现机会。即便是状元，也只是个人荣誉，于历史而言，并无大波澜。
状元命11：状元扛枪
关于沈坤的籍贯，很明确是休宁县城西门凤湖街人。这条街现名川湖街，位于凤凰山下，而凤凰山东麓，曾兴建沈家官宅，至今尚有一、二层耳房保存完好。沈坤就生在官宅，年少时随父亲客居和县，后来又长住江苏淮安。但笔者手头还有《苏州状元》一书，说沈坤是明代苏州府昆山县人。这一说比前一说简单，没什么细节，似不大可信。笔者无意于争论沈坤到底是安徽人还是江苏人，就“影响力”和“经济价值”而言，还不如争西门庆呢。一笑。
要说沈坤有什么“特色”，那就是他作为文官干了武官的事业。1559年前后，倭寇是明朝的重要祸害。18年前中状元的沈坤，当时住在淮安，而那一带正是倭寇常常骚扰的地方。可怜的是，官兵无力，屡次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颜面失尽。状元沈坤气不过，自己掏钱招募兵员一千多人，亲自训练！更牛的是，他还请了个参谋，这位参谋后来随着孙悟空名扬天下——《西游记》作者吴承恩。
状元沈坤没有吴承恩后来的名气大，但在当时而言，吴承恩与沈坤做朋友，有点“高攀”了。那是明朝的一次童生考试，沈坤与吴承恩相识，彼此意气相投，结为好友，后来成为同榜的秀才。但后来沈坤到翰林院的时候，吴承恩还是个穷秀才。这没有影响他们的友情，沈坤一直视吴承恩为“奇才”，甚至想把女儿嫁给吴家。要说美好品德，还真是古代人表现得充分——一边富贵，一边穷酸，场面却不乏诗书味，也不乏人情味。这是真正的和谐。
就这么着，两个文人与倭寇斗争起来，并且赢了！有记载说那段时间，倭寇被沈坤率领的“状元兵”干掉八百多人，元气大伤。问题来了，一个文人做了武官的业绩，同时也显得当地政府官员无能，于是他们联名向嘉靖帝告状，诬陷沈坤“私自团练乡勇，图谋背叛朝廷”……不久，沈坤被捕，后来死在狱中。
像沈坤这样的状元郎，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贡献除了抵御倭寇，还有一点应该指出来：当年，他与吴承恩结交，常常一起偷看野言稗史，这是做《西游记》的基础工作吧？后来两人领兵与倭寇打仗，一定程度上也为吴承恩后来的写作做了铺垫吧？毕竟，孙悟空们在书中也是经常打仗的。
所以，如果我们记得孙悟空、吴承恩，就不要忘记状元沈坤。
状元命12：孝子爱后母
1260年，有个大胆的休宁人，叫吴潜，秘密阻止宋理宗立皇太子。这是天大的事，要命的事。果然，宋理宗对吴潜很恼火，要不是宋太祖有不杀文人士大夫的遗训，吴潜脑袋可能难保！之后，他被贬谪，去广东一个偏僻地方做了个团练使——这与在皇帝身边当差，简直天壤之别啊。
吴潜是1217年中状元的，那时他21岁。也许是因为少年得志，加上固有性格，使得吴潜这个人表现很“坚硬”，很多人觉得他处事严酷，满怀怨恨。连当时的权臣贾似道都怕且恨他，甚至连累他的弟弟——吴渊，也是当朝高官。因兄弟俩姓吴，尊称是“吴公”，贾似道遂编造童谣：
大蜈蚣小蜈蚣，
尽是人间毒业虫。
夤缘攀附有百足，
想使飞天能食龙。
——这等于暗示皇帝：“吴公”们有谋逆企图。好在兄弟俩平日坦荡，并无什么阴私，谣言最后没达到“效果”。
其实，一娘所生的弟弟吴渊，曾多次以多种方式劝告过哥哥，做人不要那么顶真，该糊涂就糊涂。哥哥吴潜在平静状态下，也认为有道理。可是一遇事，就忘了。人与人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看来处世靠的不仅是学问，更有“性格”。后人记载吴潜“学富五车”，诗歌“多感情之作”，可见学问没有淡化他的冲动性格。
兄弟俩幼时，母亲就去世了。幸运的是，后娘进门，非常慈爱，对他们管教得当，加上父亲也是饱学之士，所受教育很完备，成才顺当。中国人历来对“后娘”这个词是敏感的，所以后娘难当。而吴家的后娘竟如此杰出，堪称榜样。可惜笔者一时没查到她的名字。
兄弟俩一辈子感激这位后娘，到老都惦记着她老人家。获悉后娘病重，吴潜立即辞官回家尽孝，安送她归天。然后守墓三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这样真切的母子情，足以感动世人。吴潜老家玉堂巷口的“画锦坊”，还记载过“衣锦荣归”、“母慈子孝”的故事。
状元命13：灯上燕做巢
休宁城东新安江畔，古有合阳村。1795年春天，有燕子将巢穴筑在王家的大红灯笼上。燕子本是吉祥鸟，这一举动代表什么呢？
不久，关于王家兄弟王以衔、王以铻，京城里议论纷纷，为的是当年会试，弟弟王以铻夺得第一，哥哥王以衔名列第二！有这么巧吗？凭什么啊？连乾隆皇帝都怀疑——那时，和珅正得宠，有他老人家在皇帝面前嘀咕，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啊？所以皇帝认为主考官与这兄弟俩有“私情”。在这种眼光下回头看兄弟俩的试卷，上面竟有“王道本乎人情”云云，简直是书面承认了嘛！
看来，燕子在灯上筑巢，不是啥好兆头。
果然，乾隆命令对兄弟俩的卷子复审。越看，越发现王以铻的毛病多，取消了他下一步参加殿试的资格。哥哥王以衔也从原先的第二名降到第四名。他俩还算走运的——因为当时的三名主考官，全部降职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实在意外，令人扼腕。一切都是因为怀疑，以及建立在怀疑基础上的推论，而推论最后成了定理！是可笑，还是可悲？
这一切，与燕子在灯上筑巢，有关吗？
不久，峰回路转。殿试结束后，皇帝照例要亲自审看前十名的卷子，遴选当年状元郎。结果拆封后，王以衔竟然名列第一！乾隆爷十分意外，问是“谁取的”，著名的纪晓岚纪大人说是“臣取的”。那么又是谁定的呢？那位和珅和大人在一边痛不欲生，但也不得不回禀乾隆的问话，说是“奴才定的”。这一来，王以衔似乎与纪晓岚、和珅也产生“严重私情”了，可以再做“推论”了！当然，乾隆不再相信先前的流言蜚语，当即把王以衔定为状元。
“灯上做巢，这是‘登科’之兆。”
——王以衔母亲当年是这样看待燕子的。虽然故事有些曲折，但最终还挺吉祥。即便弟弟王以铻，也在多年后恩准补考，中了进士。
状元命14：庐江一狂生
庐江西南人伍乔的荣幸，不仅仅在于其中状元，更在于他得到李璟的赏识。而李璟的身份之尊贵，不仅仅在于他是南唐皇帝，更在于他是史上有名的诗人。因此可以说，李璟对伍乔的赏识，不是一个外行在看热闹、瞎咋呼，而是一个内行深刻、敏锐的评价，而这个评价不但是好的，更是对的。
那是公元955年，伍乔的《八卦赋》被李璟下令刻在碑上，立于国学府，让全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学习。这让伍乔的自尊得以极大地满足。且看他年轻时的狂言：“淮人无出己右者。”此时，狂言被落实了。
而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伍乔在初选中只名列第三。主考官宴请初试入围的人时，第一名宋贞观、第二名张洎，都应该坐在伍乔前头。结果酒过数巡，伍乔呈上《八卦赋》，主考官看后一激动，就把伍乔给请上首席了。
这个事件体现了南唐时代人们率真的一面，以文论人，不及其余。虽然狭隘，但不乏可爱。这与当时的皇帝们不无关系吧？南唐中主李璟，是大诗人，而他的儿子——南唐后主李煜，更是诗人中的诗人。在这样的统治氛围中，有不合时宜的雅致，与宋朝后期有得一比。
据记载，伍乔中状元后，只得到一个闲职，外放歙州当司马。对于狂生伍乔而言，这个就有些打击人了。但在笔者看来，未必不好。毕竟伍乔是以文章得宠的，而文章并不证明他是个将相之才。所以先做一个小官、任个闲职，历练一下，或许有助于将来。这时，伍乔想起一个人——张洎。
张洎与伍乔在初试中，分别是第二、第三名。因为主考官激动，伍乔瞬间变成第一，张洎就排了第三。这个位置的调换，其实很伤自尊的。但几年后，命运另有安排——张洎官至翰林学士。这个位置与歙州司马差别巨大。伍乔伍司马竟然好意思给张洎写信，请他帮忙在皇帝面前说好话，让他去京城当官。令笔者感动的是，张洎根本不计较当年的面子损失，真心向皇帝举荐伍乔，结果，伍乔“官封考功员外郎，继迁户部员外郎”。
率真，太率真了。但反过来看，这样的封官，也是不负责任的。文人当皇帝，在政治上似乎不那么严肃。大宋灭南唐没费事，这或许是重要原因。伍乔当官没什么建树，但他是个忠臣。后来宋朝也请他当官，他不干，隐居九华山了。他是个有骨气的文人。
状元命15：武立勋撞妖
武立勋作为“状元”有些特殊，因为他是“天王”洪秀全定的。洪秀全算皇帝吗？“天朝”算一个朝代吗？在百姓心中，好像“分量”不够。但《安徽文史资料全书》中记录了武立勋，不妨作为一个特别的状元来聊聊。
洪秀全定都南京后不久，就急吼吼地开始招纳人才，主要方法有三种：开科取士、张榜招贤、内部铨叙。第一种，是以前朝代习用的取才方式，不过现在称呼不一样，在天朝，这叫“天试”。来自和县的武立勋，就是在这开天辟地首次天试中，夺得了第一。与以前不同的是，太平天国喜欢装神弄鬼，状元的称呼有修饰词：天试状元、天王状元。
其实，当时除了天王洪秀全，其他各王都可以选拔状元，但洪秀全选拔的状元居首位。笔者为此很迷惑：状元排一二三等，这还叫状元？就好比说，“我获得第二个第一名”，这是什么逻辑呢？我只看到对“一等状元”武立勋来说，似乎“逻辑”通顺：次年在安徽举行首届乡试，他被洪秀全任命为主考官。他非常尽力，当年在安徽为天朝选拔举人785名！
太平天国视清朝为“妖”，在科举制度上，有不少忌讳。包括清朝在内的那些朝代，科举离不开四书五经，天朝对此很反感，必须“屏蔽”，考生试卷中也不能涉及这些内容，否则会被认为有“妖气”，失去大好前途。武立勋作为主考官，应该第一个遵守才对，“撞妖”可就麻烦了……
麻烦出在安徽的第二次乡试。武立勋从小浸淫在儒家文化中，血脉里都散发着经史子集的味道，要想完全回避这些文化，实在太难了。一不留神，考试题目中出现四书五经里的“妖”。天朝大怒！这是出“妖题”啊！若不是看在武立勋过去的功劳上，凭这个罪名，就该斩啊！
虽然武立勋后来幸存了，但一辈子也不会再怎样作为了。原因：他不幸“撞妖”了。
状元命16：山村流星飞过
“尊德堂”是乾隆年间休宁大斐山村吴氏家族的。1775年某日，吴姓人们敲锣打鼓放爆竹，抬着一块金匾，来到这里，高高挂上去，“文魁武威”四个字很耀眼，震动一方！
荣耀是当年状元吴锡龄争取的，但最欣慰的，还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吴长龄。要搁现在的家庭伦理剧中，这兄弟俩会制造很多感人的细节，例如3岁的吴锡龄面对逝去的父亲，茫然无知，或哇哇大哭，而哥哥吴长龄走过来，把弟弟揽入怀中……
兄弟俩虽然不是一娘所生，但感情照样深厚。哥哥此时担当了父亲的责任。哥哥吴长龄除了面对幼小的弟弟，还有继母陈氏。作为一个增贡生，他其实有机会争取好的前途，但他却放弃了，为养家，去做了账房先生。作为一个男人，他牺牲了太多。账房先生在过去，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有文化的白领，“私人理财员”，与会计接近吧？但终归是打工的。
所以后来的吴锡龄，是怀着感恩之心，努力学习，为的是不辜负了哥哥。1772年的江南乡试，吴锡龄中举，“授内阁中书”，很快又进入军机处任职。这已经很不错了，但吴锡龄没有满足，继续前进，终于进入了1775年的阳春三月……
按照民间的一些说法，人这一辈子所获取的东西，应该在自己福分能承受的范围才行。比如近些年社会上的各种彩票，有的人中了巨额奖金后，却连连倒霉，甚至丧生——在民间看来，这个人是没福分的，不配享受意外之财。那么吴锡龄似乎也是这样一个没福分的人——
那年阳春三月，他和一班新进士在午门受乾隆召见，在获得皇帝夸奖后，竟然一阵猛咳，口吐鲜血。乾隆爱才，除了授予吴锡龄翰林院修撰，赐六品衣冠和金质簪花，还特别赐了参汤一碗、御酒三杯，希望状元郎早日恢复健康。但是，晚了，不足一年，吴锡龄告辞人世。
这对吴锡龄的哥哥打击太大了。不久前，吴锡龄还给哥哥写信，说要减轻哥哥的养家重担，希望哥哥好好休息、保养……作为一个家族、一个山村的巨大荣耀，吴锡龄的消失，远远不是他个人的事。但，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倒是乾隆皇帝发出一声深远的叹息——
“可惜徽州吴（无）状元！”
状元命17：聪明懒孩子
1832年中举，次年大魁天下，状元及第。人生走到这一步，可以打个饱嗝了——谁能阻挡祖籍休宁的汪鸣相的风头？
有。道光皇帝的孝慎成皇后。
按常理，汪鸣相这位新科状元应该骑着大马逛京城，接受万众瞩目，然后去琼林宴荣享皇帝赐酒。但事实上，他却领着一班新科进士为皇后戴孝去了。紧接着，因为父亲去世，汪鸣相赶回老家守孝三年；期满不久，母亲驾鹤，又回去守孝三年。总之，这位孝子大状元在抵达人生顶峰之后，基本没有好日子。这期间，他虽然得到几个官职，但谈不上作为。
天意难测。幼时的汪鸣相聪颖过人，据说他八岁时，5天就能读一部《论语》，九岁能写千字文。唯一的毛病似乎是懒，喜欢睡觉。老师很生气，想惩罚他，随口出了个“针砭时弊”的上联：红日满窗人未起。如果对不上来，就得饿肚子。可这孩子不但很快对出来，还表达了凌云之志：青云有路我先登。
聪明孩子才气逼人，其好睡觉的懒惰情景，似乎成了个有趣的陪衬。就好像当年许海峰获得奥运射击冠军后，他小时候用弹弓打破人家玻璃的臭事，立即上升为“名人轶事”。在后人的传说中，汪鸣相必然中状元，在对联中还有一个“预兆”——老师现场给全班同学出上联“罐滚汤开，红火炉中三尺浪”。孩子们一时都哑口无言，唯有汪鸣相看见外面有人放爆竹，即景吟诵：“烟冲炮响，青云顶上一声雷。”
两次应对，都出现“青云”二字，在事后诸葛亮们看来，汪鸣相这个神童，想不中状元都难啊！
可惜，人生得失完全不可预料。汪鸣相于46岁自杀。原因是他给一位宫女画扇，上面的诗句引起“另类猜疑”，结果宫女被逼死。汪鸣相一方面害怕朝廷，一方面内疚，最后悬梁了。
这个结局与他七年前中状元，怎么能放在一起谈论呢？唯有一声叹息。
状元命18：北大“首任校长”
咸丰皇帝的“门生”孙家鼐，是来自寿县的状元。笔者不敢保证很多人知道孙家鼐，但敢说很多人知道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正是孙家鼐筹建的，历经磨难，终于建成，孙家鼐是该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总教习。
就凭这一点，孙家鼐足以成为安徽的骄傲，至于他获得的状元名头，倒显得淡了。他不但是北大的“首任校长”，还当过皇帝老师，深得信任，因此他的言行对当时的大清王朝，是有些影响的。虽然孙家鼐与老乡李鸿章并不是一个“小集团”，但两人于1894年，在对朝鲜和日本问题上不谋而合，都反对与日本打仗。在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孙、李二人会被视为软弱、投降，但随着时代变迁，很多往事都有了更明智的评价。
书生出身的孙家鼐，历任的官职中，有很多文化味道浓的，比如礼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学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等等，这是他的“正路”。与另一位皇帝老师翁同龢相比，他并不适合过多地涉足政治。虽然他赞同1898年的许多新政，但也上疏反对过康有为的政治理论，看起来有些矛盾。
在外人的眼中，孙家鼐内在的文人气息很美好。当时一位英国人李提摩太评价他说：“孙家鼐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在庸才辈出的晚清，能获得如此评价的人很少。现代的学者们在回顾孙家鼐时，念念不忘的，还是他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汤一介先生编的《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书中说：“……他一手筹办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许德珩先生对其创办时的艰辛，也表达过深深敬意：“京师大学堂本身就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和反对才创立起来的。”
后人对孙家鼐的敬仰，也印证了大清帝国给他的谥号：“文正”——整个清朝，获得这个谥号的，也不过八个人罢了。
状元命19：桂冠待商量
这块儿作为一个人情社会，自古就是盘根错节的，剪不断理还乱。好在几千年来，大伙儿习惯了。即便在金銮殿里，这种习惯也照样指引大家前进。比如大学士戴衢亨，他原籍休宁，但1808年春天，他对一个叫谢阶树的江西考生，很有关照之心，原因是：江西是戴衢亨的第二故乡。就这么简单。
当时，戴衢亨并非主考官，但作为嘉庆皇帝身边的大臣，他的影响力不可小看。所以那几位阅卷官为了讨好戴衢亨，相继对排在第五位的卷子——也就是谢阶树——表示“好感”，理由分别是“字写得棒”、“文章漂亮”等等，于是，谢阶树渐渐被“移动”到第二名！眼看就要把第一名“替换”掉了！
而排在第一名的是谁呢？是戴衢亨真正的老乡：祖籍休宁的吴信中！但戴衢亨不知道，因为吴信中参加考试时，按例写的是“寄籍”——江苏吴县。此时，要想以谢阶树替换第一名吴信中，阅卷官是没有权力的，必须通过主考官和诸位大臣。而主考官因为刚才移动名次没有经过他同意，很不愉快。他虽没有推翻从第五名到第二名的更动，但同时也不同意再进到第一名。就这样，吴信中保住了状元。
这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好比空荡荡的竞技场上，几名裁判在没有运动员的情况下，“商量”着冠亚军的得主。应该说，很不严肃。戴衢亨当年也是中过状元的人，事实上，他在这次活动中，否定了自己当年获得状元的意义。
吴信中从小生活在江苏吴县，但他还是热爱祖先故土的。有记载说，他常去京师休宁会馆，还自己掏腰包赞助。后来创建“休宁义园”，他照样慷慨支持，还撰写了《休宁义园碑记》，影印件至今流传。
状元命20：天街走一回
“书生面目原无异，我到长安已七回”，这是天长人戴兰芬中状元后的自述。七次应考，意味着二十多年的辛苦。当年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此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失败与挫折，在戴兰芬的履历里，成了可资教育下一代的宝贵财富。因为他终于成为状元。如果没有成为状元呢？那么他这失败的二十多年，又足以警醒大家：不要执着追求不属于你的荣耀。
作为皖东地区唯一的状元，戴兰芬想不成为一个传奇都难。后人记载他说“生而岐嶷，颖悟过人”，那就是天生与众不同。这类老式腔调，在古书中很常见，其实不足为凭。但他18岁时的表现，有当时的主考官——安徽学政汪廷珍评语——“鹤立鸡群”，这个就比较实在了，能用于解释他10年后中举。
在所有状元中，戴兰芬是少数出身贫寒人家的子弟，靠父亲教私塾养家。物质上没很好的保障，唯有一片良好的读书氛围。这位父亲确实很好，好在其了不起的思想境界：耐得贫寒不说，还在其间修身养性，并深刻教导儿子。这尤其体现在戴兰芬中状元之后，老父亲一次写信说：“百虑尽消樽有酒，一钱如爱我无儿。”——人在成功得意之时，难免被金钱美色围绕，而一般看来，这时享受一下，似无不可。可老父亲忧心的恰恰是这个。孝子戴兰芬接信后，很快把父亲请进京城，时时聆听教诲。这父子二人，堪称后人榜样。
因为过人的学养，戴兰芬名重一时，连两江总督琦善，都曾慕名请他主持书院讲席。后来戴兰芬还做过考官、学政一类官职，以他的高尚品格，确实为国家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可贵的是，他还很关心民生，常常下去察访。
当年在殿试时，皇帝听说戴兰芬家里14代都是秀才，非常欣赏，并因此加封他“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等荣誉职位。一个读书人到这一步，基本功成圆满。但戴兰芬后期的一些作为证明，他超越了书本和书房，他将书应用到个人和国家的生活。
状元命21：一笑了传说
传说《金瓶梅》是怀宁状元刘若宰所作，若能考证为真，那么，这件事对世界的震撼，将比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大。毕竟，《金瓶梅》的分量，不是瑞典文学院几位老先生的评论，可以概括的。
刘若宰是明朝末年人，传说他于天启年间赴京赶考失败，回经山东住旅社，晚上喝闷酒，随口吟诵：“幽壑洞涧山风呼，皓月落辉洒清坡。”话音刚落，屋后传来应答：“巫山云雨儿女事，错配鸳鸯肝肠断。”听着像是一个妙龄女子。随后刘若宰又吟诵：“屋上无虫，蜘蛛空洒一网。”那边女子迅速对上：“月中有兔，秃鹫枉叫三声。”
后来，才女终于现身，自称“潘金莲”。这深更半夜的，刘若宰知道自己见鬼了！好在潘女士并无恶意，只是给他一本《金莲传》，希望刘若宰帮助完善，以警戒世人。于是，刘若宰根据其自传，完成巨著《金瓶梅》……
这个传说太文艺腔了。尤其潘金莲在对答时提及了“秃鹫”，这鸟儿在中国东部没有啊，所以只能一笑了之。
真正的刘若宰，是崇祯年间中状元的。据说他是个善良而幽默的人，当过皇帝老师。那年殿试，崇祯皇帝亲自阅卷，一直校阅了63个人的试卷，刘若宰都稳稳居于第一！可见其文才应该是没说的。但写《金瓶梅》这样的大书，似乎不是一个得志的人能做的。《金瓶梅》本质很悲伤，有着深刻的愤世情绪，更应该由一位类似蒲松龄那样的落魄秀才去写才好。
作为皇帝老师的刘若宰，确实有过人之处，著名的史可法，就是他推荐当的安徽巡抚。他不仅有状元的学问，更有深刻的识人眼光。这一点与很多腐儒不同。可惜时代不允许他作为太多，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已经没有人能去支撑了。更何况，刘若宰为侍奉老母亲，累出病来，46岁就去世了。王朝末年，一切都在倒塌中。
状元命22：宿命之诡异
焦蹈是无为人，清代的《繁昌县志》也记载了他。虽然事迹寥寥，但重要的是，他获取了宋神宗元丰八年乙丑科的状元。作为古代读书人的光荣与梦想，“状元”这个头衔固然重要，但对于历史而言，仅有头衔算什么呢？
焦蹈获得状元的第七天，就忽然去世了。按照现代时间计算，他当状元不过一百多个小时，简直昙花一现。不但他本人来不及做什么，连朝廷都没来得及给他一个官位。所以，笔者手头关于焦蹈先生的资料，也少得可怜。
不过，那年会试的一个插曲怪有趣的：说举子们当晚住在贡院，等待翌日考试。忽然在四更天遭遇失火，贡院不能做考场了，临时换了地方。这个事情本身不算很大，只是因为后来中状元的人是焦蹈，结果就附会出神奇来——“不因南省火，安得状元焦”。意思是说，失火其实象征了未来的状元以烧焦的“焦”为姓。中国老百姓的聪明才智，用于创作传说，永远是一流的。而且他们在传说中对命运的感悟和理解，也大同小异，那就是宿命。
在这件事的基础上，后人又有进一步的发挥。说失火那天，焦蹈还没到京城。等他赶到后，原定的考试日期已经过了。他很懊丧。其实因为失火，考试延期了。也就是说，失火，是为了等待天定的状元到来。考试，对于一位“宿命状元”而言，不过走过场罢了。一笑。
可是，相对于一百多小时后的宿命，以前的一切传说，都显得轻飘飘了——焦蹈忽然去世。其实焦蹈是个好人，怎么天不假以年呢？南宋学者洪迈在《夷坚志》中说，焦蹈当年之所以迟到京城，是因为在南京一条巷子，遇见人倒水，倒下一只金指环来。书童看见，私藏了，直到第三天才告诉焦蹈。焦蹈善良，坚决要回去归还，以免丢失金指环人家出事情……
难道老天只是因为这件善举，而给焦蹈一次短暂的光荣？然后带走他的生命？天意茫茫，谁说得清啊！
状元命23：贰臣好舒雅
《清史稿》的《贰臣传》里，有不少优秀人才。这些人经过明朝，服务于清朝，在百姓眼中，都是“贰臣”，是没气节、缺人格的，但清朝却给他们爵位俸禄，主要目的是稳定士子之心，招揽更多的人才。
南唐时代的状元舒雅先生，也是这样一个“贰臣”。他是歙县人。史料上说他是歙县的第一名状元，也是徽州府的第一名状元，其荣耀也大矣！在千年朝代更迭中，所谓“贰臣”，其实也就是个“名头”而已，并不影响其事业。
话说当年舒雅去南京应考，首先拜吏部侍郎韩熙载为师。这位韩先生在当朝，是大名人，文章天下传诵。著名的情节性绘画《韩熙载夜宴图》，表现的就是他老人家的风流。应该说，舒雅对韩熙载确实是崇敬，而不是投靠。而韩熙载对舒雅呢，也是惺惺相惜，觉得他文章真正好，亲自迎接他进门，收为徒弟。后来，舒雅在韩门以文章建立声望，被公推为韩门第一。
有了这个“背景”，舒雅中状元也就不奇怪了。因为950年南唐中主李璟，正好命韩熙载主持考试，舒雅很快就以会试第一名进入殿试，然后被李璟点为状元。
与历史上很多状元一样遗憾的是，舒雅并没能因此获得政治上的成就。南唐的文化氛围虽美，但实在是昏庸腐败，一个书生，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有所作为，当然困难重重。其实，连当时的皇帝李璟，都无意于坐其龙椅，内忧外患中，国家一直处于难以收拾的险境，而皇帝老倌儿的志趣，却在诗书画。到了其儿子李煜继位后，竟然靠烧香拜佛求保佑。舒雅对此有过劝谏，李煜虽然觉得有理，但也只是把他从地方太守的位置挪进京城，做了礼部郎中，其实级别没提高。后来就不再理会舒雅的建议了。
975年，舒雅跟着皇帝李煜，一块投降宋朝。这时，他倒比李煜快活多了——李煜是受监视的，随时有生命危险；而舒雅作为书生，没什么政治意义，为宋朝做了“编辑”，参与《文苑英华》的编纂工作，后来又参与校阅一大批古代经典、史书。他在老本行中得乎其用。晚年游山玩水，活到77岁，善终。
状元命24：振钧不上进
太湖县第二位状元李振钧，于1829年成为道光皇帝的“门生”。但这位帝王门生的性格不是很好。
汪正珠是个很贤惠的女人，比李振钧大四岁。他们结婚的时候，未来的状元只有十六岁。在今天看来，这是很严重的早婚。十六岁的男孩，心智尚未充分成熟，性格又不好，难免乱说乱动，对妻子常有感情伤害，而汪正珠总是默默忍受。好在她有个善良的婆婆，没有参与儿子的胡闹，反倒批评他。汪正珠这个媳妇，算是很走运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李振钧夫妻俩渐渐融洽了。因为他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所以在后来的学习生活中，鸾凤和鸣，相得益彰。这样的夫妻关系历来为人们所羡慕，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幸福美满。
不幸的是，汪正珠自小身体不好，来到李家六年后，一次病得很重，她的父亲汪志伊，当时在职福建任巡抚，竟派儿子来到太湖，要接女儿过去。李家当然担心她身体难以承受旅途的辛苦——那时没有飞机啊，可又耐不住女家兄长的坚定态度，只好放行。
这一去，就没有回来。不足两年，汪正珠竟病逝于福建。二十四岁的李振钧闻此噩耗，悲伤至极，作悼亡诗多首，其中有啼血句子——
…………
黄土未浇和血酒，青灯且补断肠诗。
莫疑万里魂无梦，昨夜春林叫子规。
这样残酷的人生打击，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李振钧的性格，他自小因为有过人才气，而略带的狂妄性格里，包含了深深的抑郁。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始终与现实生活隔了一层。有记载说李振钧“在茂林环阴阁读书10年”，在笔者看来，这是精神上的逃避。虽然后来中了状元，但似乎没有什么狂喜——这是一位缺乏“上进心”的状元，何以见得呢？因为他基本与仕途无缘，仅仅在43岁时“做过一任乡试同考官”，45岁就去世了。
李振钧是一名孤独的知识分子。门生评价他：语言戆直，傲岸不羁，不合于时，常与一班权贵相忤。这似乎能用于解释一句西哲老话“性格决定命运”。会做状元，不等于会做人。
（作者原发2012年合肥晚报皖土状元专栏）
1995年9月，世界人民知道了黄山恐龙化石，它是在休宁县的梅林村一带被发现的。这个轰动，堪比康熙五十七年，那年，梅林人汪应铨中了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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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在网络时代谈“恐龙”，有一个解释是“丑女”；但若搁在康熙时代谈“恐龙”，有一个很“穿越”的解释会是“状元”。汪应铨很不幸地被这么“解释”了。
话说新科状元汪应铨骑马游街的时候，与唐朝那位孟郊有得一比，都是中年人了，却处于人生最得意的时刻。就孟郊而言，他当年只是中了进士，竟然赋诗曰：“昔日龌龊不堪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观尽长安花。”可想而知，状元的心情应该比孟进士更胜一级。
汪应铨没想到的是，他骑马走在游街人海中间的时候，远处闺房里有位陆小姐，正在窗子边眺望。这位小姐也粗通文墨，有生以来佩服的就是文化人，这状元郎，当然首当其冲。
汪应铨更没想到的是，陆小姐虽然没看清他，却爱上了他，主动托人说合，愿意给他当妾。汪状元当然高兴啦，不多久就拜了堂。当晚的洞房里，陆小姐偷看新郎，竟是一个“腰粗背阔、身高体胖、年近半百的麻脸汉”！与以前弹词唱本里描绘的状元差之千里！所以，陆小姐悬梁了……
笔者不认为上面的故事有多少真实性，只是因为它在袁枚的《随园诗话》里有记载，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汪应铨的名声蒙上了戏剧色彩，令人印象深刻。
真实的状元汪应铨，其实更像一个散淡的人。有记载说雍正初年，有奸诈小人以汪应铨的名义写诉讼状，想蒙报土地、逃避捐税。按例，官批诉讼状须以朱红笔，点诉讼者姓名，如果讼者是有权势者，则用红圈。当时县令不明情况，误以红笔点了汪应铨姓名，并以“布告”形式贴在县城东门。汪应铨远在京城，得知消息，哭笑不得，作诗曰：“八尺桃笙卧暑风，喧传名挂县门东。自从玉座标题后，又得琴堂一点红。”这个心态是很超脱的，也没听说状元不依不饶。
汪应铨的官瘾不大，退下来后，整日谈诗论道，越发散淡。除了应邀讲学什么的，还编修了《湖广通志》和《江南通志》，自己也有诗文著作。作为状元郎，他对人生的理解，与唐朝的那位孟郊其实相差很大，且看，汪应铨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人生何谓富？山水绕吾庐。人生何谓贵？闭户读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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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8：汊口奇男子
说实话，笔者很害怕程若川——一位南宋时代来自休宁汊口的武状元。原因：他不真实。但这个毛病未必源自程若川本人，而可能是后人的夸张。对于成功人士，群众历来喜欢做两件事：一、神化他；二、丑化他。
说的是程若川在舅舅家门前显露武艺，获得阵阵喝彩。观众因为不过瘾，希望程若川再举两个圆石墩。于是程若川照办，像拍皮球一样，把石墩子托上手，举起。按照“记载”，这两个石墩合起来超过300斤。在没有弹性的情况下，它们被未来的武状元当篮球使了。
这就是神化。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物理定律，才被定律所束缚啊！古人也不该把石头当作皮球的。接下来，奥运举重冠军该失色了——因为舅舅喜欢外甥，决定把这两个石墩子送给他，练功用。明天就叫人用车给外甥运过去。程若川居然说不必，直接用两腋夹着两个石墩子，步行十多里回家了。
类似的传说见于很多人物故事，仅一部《水浒》就充斥着蛮力，并无新鲜意味。不过也难怪，古人想看见奇人怪事，很难通过分析研究去发现得直观一点。那么，这时的蛮力，就显得有英雄气了，它能在瞬间获得“眼球”。
提及“眼球”，有件事很恶心，说的是一次程若川代表南宋出使金国。因为当时南宋是对方的附属国，很卑贱，所以金国人在招待程时，故意杀了一个宋朝俘虏，而且是程的熟人！然后把头颅端上程的餐桌。金国人嘲弄地看着暗暗悲愤的程若川。忽然，程若川手一闪，抠下熟人头颅的两个眼球，放嘴里大嚼起来！金国人惊呼：“真乃奇男子！”
——显然，这是后人做的小说。如果作者是南宋人的话，其目的无非想给卑微的“祖国”争一点“面子”，可这个“面子”竟建立在武状元吃熟人眼球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这是对状元的污蔑，很不可取。金国人也只惊呼其“奇男子”，而不是“伟丈夫”。奇而不伟，对于男人而言，其区别是刘谦和刘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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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9：尽忠报皇而已
崇祯皇帝自尽前一年，黄赓在他面前说过一句话：“臣尽忠报国而已。”当时，黄赓作为武科状元，对皇上充满感激，其拳拳忠心老天可鉴。他是休宁县龙湾人，那一带出过不少状元，但大多是文科的，最近一个像黄赓的武状元，还是在南宋时期。
要说这武状元，还真有些江湖义气。当黄赓得知崇祯皇帝死讯后，悲痛欲绝，立即着手反清复明，组织人马数千，与清兵战斗。据记载，他的队伍仅在宣城，就取得过19次胜利，可见其战斗力之强。崇祯皇帝真没看错他。
但历史的大潮被北方民族控制了，一个黄赓及其部下，是阻挡不了的。小胜利不解决大问题。后来，黄赓与另一个休宁人叫金声的会合，驻守丛山关。这个金声，在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被封为“兵部右侍郎兼左都御史，总督江南各地兵马”——也是一路英雄，所以武状元黄赓甘心拜在他麾下，彼此合作得很好。清军一时还真拿他们没办法。
这时，另一位明朝大臣出现了——湖广巡按御史黄澍——此人是黄赓同族兄长，他是率兵来投靠的，焉有不接收之理？要说王朝末代的大臣们，就像水浒里的流寇，也是窜来窜去的，很不严肃。但要紧的不是外部形象问题，而是内部毒瘤——这个黄澍，其实早已投降清军。所以不久，金声、黄赓的队伍就败了……
但黄赓屡败屡战，最后赢得清廷的敬佩。这样有骨气的人，即便敌人也会尊敬。清廷想以高官厚禄招安黄赓，他就是不干。清廷也不勉强，眼睁睁看着这位武状元，像鲁智深当年一样，上山剃发当了和尚，不过地点是在福州。
后来的武侠小说里，多有以明末清初为时代背景的，比如金庸、梁羽生、平江不肖生等等的著作里，似乎都活跃着黄赓之类的影子。在百姓眼中，黄赓这样的人物，确确实实就是英雄，就是传奇，他有着无比的人格魅力。就现代的好莱坞而言，他们更是喜欢黄赓一类的人物，并极力创造出力挽狂澜、拯救天下的：施瓦辛格、超人、蜘蛛侠、蝙蝠侠等等。但随着封建王朝的彻底覆灭，人们的思想意识解放了，发现，黄赓的行为其实很狭义，他所言的尽忠报国，其实是尽忠报“皇”。就历史潮流而言，它喜欢的不是武状元黄赓，而是叛徒黄澍之类的，因为后者善于“顺应”。在时代大潮里，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不在乎你的能力和品德，而在于“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很悲哀，也很现实。
不过，老天对黄赓还是很眷顾的，他后来在佛门善终，清廷还给了他一个“天下都纲僧”的荣誉称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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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10：与混血无关
有人考证，那位明朝的休宁县古楼村的状元——任亨泰，是混血儿，因为他母亲是色目人。元朝那会儿，“色目人”并非一个种族，而是除了蒙古人、汉人、南人以外的所有人的总称。按照社会等级看，色目人摆在第二位，比汉人高一级。但真实生活里的色目人，其实绝大部分是下层人物，与汉人地位也差不多，相互通婚不是没有可能。
但有了这个推论，又怎样呢？即便任亨泰是混血儿，与他中状元有很大关系吗？混血儿大多聪明，可是，所有状元中，应该大多不是混血儿才对。其实任家数代经商，是有钱大户，任亨泰从小接受的教育就超越一般儿童，因为他父母在聘请老师时，根本不在乎金钱。有诗为证：
杲日初升万木低，
画船撑出小楼西。
先生正熟朝天梦，
门外小禽莫乱啼。
——须知，这首小诗被选载于《明诗记事》一书，广为人知，而作者正是任亨泰，为的是纪念小时候逃学的快乐。从诗中可以看出，任亨泰接受的可能是“一对一”教育，而且教学环境似乎也很宽松。与今天的少年儿童相比，当年的任亨泰没有“学区”之困，亦无“择校”之累，这些与他成才或许也有点关系吧？
朱元璋于1388年赞赏任亨泰说：“对策详明，以天下为己任。”任亨泰因此得中当年的状元。作为一介书生，能被朱元璋如此赞赏，确实难得。因为朱元璋戎马半生，甚至当过乞丐，对世间人与事，应看得很通透，他给任亨泰的评价，极有分量。从后来看，朱元璋也没错识人。
据记载，任亨泰做礼部尚书时，山东日照有个叫江伯儿的人，砍了自己三岁儿子的头，为的是祭祀泰山，使老母亲病愈。朱元璋闻之大怒，要处罚江伯儿；同时又觉得他很有孝心，想叫任亨泰表彰他。同一个朱元璋，给出两个不同的看法，你叫大臣如何应对？偏偏任亨泰胆大，竟然“与虎谋皮”，当面对朱元璋说：……杀儿违背人道，断子绝孙，是最大的不孝，理应惩戒，何以表彰？结果，朱元璋不但没生气，还同意了任亨泰的看法。
明朝之初，没太多大事件，类似任亨泰的人才们，也难得表现机会。即便是状元，也只是个人荣誉，于历史而言，并无大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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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11：状元扛枪
关于沈坤的籍贯，很明确是休宁县城西门凤湖街人。这条街现名川湖街，位于凤凰山下，而凤凰山东麓，曾兴建沈家官宅，至今尚有一、二层耳房保存完好。沈坤就生在官宅，年少时随父亲客居和县，后来又长住江苏淮安。但笔者手头还有《苏州状元》一书，说沈坤是明代苏州府昆山县人。这一说比前一说简单，没什么细节，似不大可信。笔者无意于争论沈坤到底是安徽人还是江苏人，就“影响力”和“经济价值”而言，还不如争西门庆呢。一笑。
要说沈坤有什么“特色”，那就是他作为文官干了武官的事业。1559年前后，倭寇是明朝的重要祸害。18年前中状元的沈坤，当时住在淮安，而那一带正是倭寇常常骚扰的地方。可怜的是，官兵无力，屡次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颜面失尽。状元沈坤气不过，自己掏钱招募兵员一千多人，亲自训练！更牛的是，他还请了个参谋，这位参谋后来随着孙悟空名扬天下——《西游记》作者吴承恩。
状元沈坤没有吴承恩后来的名气大，但在当时而言，吴承恩与沈坤做朋友，有点“高攀”了。那是明朝的一次童生考试，沈坤与吴承恩相识，彼此意气相投，结为好友，后来成为同榜的秀才。但后来沈坤到翰林院的时候，吴承恩还是个穷秀才。这没有影响他们的友情，沈坤一直视吴承恩为“奇才”，甚至想把女儿嫁给吴家。要说美好品德，还真是古代人表现得充分——一边富贵，一边穷酸，场面却不乏诗书味，也不乏人情味。这是真正的和谐。
就这么着，两个文人与倭寇斗争起来，并且赢了！有记载说那段时间，倭寇被沈坤率领的“状元兵”干掉八百多人，元气大伤。问题来了，一个文人做了武官的业绩，同时也显得当地政府官员无能，于是他们联名向嘉靖帝告状，诬陷沈坤“私自团练乡勇，图谋背叛朝廷”……不久，沈坤被捕，后来死在狱中。
像沈坤这样的状元郎，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贡献除了抵御倭寇，还有一点应该指出来：当年，他与吴承恩结交，常常一起偷看野言稗史，这是做《西游记》的基础工作吧？后来两人领兵与倭寇打仗，一定程度上也为吴承恩后来的写作做了铺垫吧？毕竟，孙悟空们在书中也是经常打仗的。
所以，如果我们记得孙悟空、吴承恩，就不要忘记状元沈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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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12：孝子爱后母
1260年，有个大胆的休宁人，叫吴潜，秘密阻止宋理宗立皇太子。这是天大的事，要命的事。果然，宋理宗对吴潜很恼火，要不是宋太祖有不杀文人士大夫的遗训，吴潜脑袋可能难保！之后，他被贬谪，去广东一个偏僻地方做了个团练使——这与在皇帝身边当差，简直天壤之别啊。
吴潜是1217年中状元的，那时他21岁。也许是因为少年得志，加上固有性格，使得吴潜这个人表现很“坚硬”，很多人觉得他处事严酷，满怀怨恨。连当时的权臣贾似道都怕且恨他，甚至连累他的弟弟——吴渊，也是当朝高官。因兄弟俩姓吴，尊称是“吴公”，贾似道遂编造童谣：
大蜈蚣小蜈蚣，
尽是人间毒业虫。
夤缘攀附有百足，
想使飞天能食龙。
——这等于暗示皇帝：“吴公”们有谋逆企图。好在兄弟俩平日坦荡，并无什么阴私，谣言最后没达到“效果”。
其实，一娘所生的弟弟吴渊，曾多次以多种方式劝告过哥哥，做人不要那么顶真，该糊涂就糊涂。哥哥吴潜在平静状态下，也认为有道理。可是一遇事，就忘了。人与人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看来处世靠的不仅是学问，更有“性格”。后人记载吴潜“学富五车”，诗歌“多感情之作”，可见学问没有淡化他的冲动性格。
兄弟俩幼时，母亲就去世了。幸运的是，后娘进门，非常慈爱，对他们管教得当，加上父亲也是饱学之士，所受教育很完备，成才顺当。中国人历来对“后娘”这个词是敏感的，所以后娘难当。而吴家的后娘竟如此杰出，堪称榜样。可惜笔者一时没查到她的名字。
兄弟俩一辈子感激这位后娘，到老都惦记着她老人家。获悉后娘病重，吴潜立即辞官回家尽孝，安送她归天。然后守墓三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这样真切的母子情，足以感动世人。吴潜老家玉堂巷口的“画锦坊”，还记载过“衣锦荣归”、“母慈子孝”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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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13：灯上燕做巢
休宁城东新安江畔，古有合阳村。1795年春天，有燕子将巢穴筑在王家的大红灯笼上。燕子本是吉祥鸟，这一举动代表什么呢？
不久，关于王家兄弟王以衔、王以铻，京城里议论纷纷，为的是当年会试，弟弟王以铻夺得第一，哥哥王以衔名列第二！有这么巧吗？凭什么啊？连乾隆皇帝都怀疑——那时，和珅正得宠，有他老人家在皇帝面前嘀咕，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啊？所以皇帝认为主考官与这兄弟俩有“私情”。在这种眼光下回头看兄弟俩的试卷，上面竟有“王道本乎人情”云云，简直是书面承认了嘛！
看来，燕子在灯上筑巢，不是啥好兆头。
果然，乾隆命令对兄弟俩的卷子复审。越看，越发现王以铻的毛病多，取消了他下一步参加殿试的资格。哥哥王以衔也从原先的第二名降到第四名。他俩还算走运的——因为当时的三名主考官，全部降职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实在意外，令人扼腕。一切都是因为怀疑，以及建立在怀疑基础上的推论，而推论最后成了定理！是可笑，还是可悲？
这一切，与燕子在灯上筑巢，有关吗？
不久，峰回路转。殿试结束后，皇帝照例要亲自审看前十名的卷子，遴选当年状元郎。结果拆封后，王以衔竟然名列第一！乾隆爷十分意外，问是“谁取的”，著名的纪晓岚纪大人说是“臣取的”。那么又是谁定的呢？那位和珅和大人在一边痛不欲生，但也不得不回禀乾隆的问话，说是“奴才定的”。这一来，王以衔似乎与纪晓岚、和珅也产生“严重私情”了，可以再做“推论”了！当然，乾隆不再相信先前的流言蜚语，当即把王以衔定为状元。
“灯上做巢，这是‘登科’之兆。”
——王以衔母亲当年是这样看待燕子的。虽然故事有些曲折，但最终还挺吉祥。即便弟弟王以铻，也在多年后恩准补考，中了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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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14：庐江一狂生
庐江西南人伍乔的荣幸，不仅仅在于其中状元，更在于他得到李璟的赏识。而李璟的身份之尊贵，不仅仅在于他是南唐皇帝，更在于他是史上有名的诗人。因此可以说，李璟对伍乔的赏识，不是一个外行在看热闹、瞎咋呼，而是一个内行深刻、敏锐的评价，而这个评价不但是好的，更是对的。
那是公元955年，伍乔的《八卦赋》被李璟下令刻在碑上，立于国学府，让全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学习。这让伍乔的自尊得以极大地满足。且看他年轻时的狂言：“淮人无出己右者。”此时，狂言被落实了。
而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伍乔在初选中只名列第三。主考官宴请初试入围的人时，第一名宋贞观、第二名张洎，都应该坐在伍乔前头。结果酒过数巡，伍乔呈上《八卦赋》，主考官看后一激动，就把伍乔给请上首席了。
这个事件体现了南唐时代人们率真的一面，以文论人，不及其余。虽然狭隘，但不乏可爱。这与当时的皇帝们不无关系吧？南唐中主李璟，是大诗人，而他的儿子——南唐后主李煜，更是诗人中的诗人。在这样的统治氛围中，有不合时宜的雅致，与宋朝后期有得一比。
据记载，伍乔中状元后，只得到一个闲职，外放歙州当司马。对于狂生伍乔而言，这个就有些打击人了。但在笔者看来，未必不好。毕竟伍乔是以文章得宠的，而文章并不证明他是个将相之才。所以先做一个小官、任个闲职，历练一下，或许有助于将来。这时，伍乔想起一个人——张洎。
张洎与伍乔在初试中，分别是第二、第三名。因为主考官激动，伍乔瞬间变成第一，张洎就排了第三。这个位置的调换，其实很伤自尊的。但几年后，命运另有安排——张洎官至翰林学士。这个位置与歙州司马差别巨大。伍乔伍司马竟然好意思给张洎写信，请他帮忙在皇帝面前说好话，让他去京城当官。令笔者感动的是，张洎根本不计较当年的面子损失，真心向皇帝举荐伍乔，结果，伍乔“官封考功员外郎，继迁户部员外郎”。
率真，太率真了。但反过来看，这样的封官，也是不负责任的。文人当皇帝，在政治上似乎不那么严肃。大宋灭南唐没费事，这或许是重要原因。伍乔当官没什么建树，但他是个忠臣。后来宋朝也请他当官，他不干，隐居九华山了。他是个有骨气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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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15：武立勋撞妖
武立勋作为“状元”有些特殊，因为他是“天王”洪秀全定的。洪秀全算皇帝吗？“天朝”算一个朝代吗？在百姓心中，好像“分量”不够。但《安徽文史资料全书》中记录了武立勋，不妨作为一个特别的状元来聊聊。
洪秀全定都南京后不久，就急吼吼地开始招纳人才，主要方法有三种：开科取士、张榜招贤、内部铨叙。第一种，是以前朝代习用的取才方式，不过现在称呼不一样，在天朝，这叫“天试”。来自和县的武立勋，就是在这开天辟地首次天试中，夺得了第一。与以前不同的是，太平天国喜欢装神弄鬼，状元的称呼有修饰词：天试状元、天王状元。
其实，当时除了天王洪秀全，其他各王都可以选拔状元，但洪秀全选拔的状元居首位。笔者为此很迷惑：状元排一二三等，这还叫状元？就好比说，“我获得第二个第一名”，这是什么逻辑呢？我只看到对“一等状元”武立勋来说，似乎“逻辑”通顺：次年在安徽举行首届乡试，他被洪秀全任命为主考官。他非常尽力，当年在安徽为天朝选拔举人785名！
太平天国视清朝为“妖”，在科举制度上，有不少忌讳。包括清朝在内的那些朝代，科举离不开四书五经，天朝对此很反感，必须“屏蔽”，考生试卷中也不能涉及这些内容，否则会被认为有“妖气”，失去大好前途。武立勋作为主考官，应该第一个遵守才对，“撞妖”可就麻烦了……
麻烦出在安徽的第二次乡试。武立勋从小浸淫在儒家文化中，血脉里都散发着经史子集的味道，要想完全回避这些文化，实在太难了。一不留神，考试题目中出现四书五经里的“妖”。天朝大怒！这是出“妖题”啊！若不是看在武立勋过去的功劳上，凭这个罪名，就该斩啊！
虽然武立勋后来幸存了，但一辈子也不会再怎样作为了。原因：他不幸“撞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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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16：山村流星飞过
“尊德堂”是乾隆年间休宁大斐山村吴氏家族的。1775年某日，吴姓人们敲锣打鼓放爆竹，抬着一块金匾，来到这里，高高挂上去，“文魁武威”四个字很耀眼，震动一方！
荣耀是当年状元吴锡龄争取的，但最欣慰的，还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吴长龄。要搁现在的家庭伦理剧中，这兄弟俩会制造很多感人的细节，例如3岁的吴锡龄面对逝去的父亲，茫然无知，或哇哇大哭，而哥哥吴长龄走过来，把弟弟揽入怀中……
兄弟俩虽然不是一娘所生，但感情照样深厚。哥哥此时担当了父亲的责任。哥哥吴长龄除了面对幼小的弟弟，还有继母陈氏。作为一个增贡生，他其实有机会争取好的前途，但他却放弃了，为养家，去做了账房先生。作为一个男人，他牺牲了太多。账房先生在过去，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有文化的白领，“私人理财员”，与会计接近吧？但终归是打工的。
所以后来的吴锡龄，是怀着感恩之心，努力学习，为的是不辜负了哥哥。1772年的江南乡试，吴锡龄中举，“授内阁中书”，很快又进入军机处任职。这已经很不错了，但吴锡龄没有满足，继续前进，终于进入了1775年的阳春三月……
按照民间的一些说法，人这一辈子所获取的东西，应该在自己福分能承受的范围才行。比如近些年社会上的各种彩票，有的人中了巨额奖金后，却连连倒霉，甚至丧生——在民间看来，这个人是没福分的，不配享受意外之财。那么吴锡龄似乎也是这样一个没福分的人——
那年阳春三月，他和一班新进士在午门受乾隆召见，在获得皇帝夸奖后，竟然一阵猛咳，口吐鲜血。乾隆爱才，除了授予吴锡龄翰林院修撰，赐六品衣冠和金质簪花，还特别赐了参汤一碗、御酒三杯，希望状元郎早日恢复健康。但是，晚了，不足一年，吴锡龄告辞人世。
这对吴锡龄的哥哥打击太大了。不久前，吴锡龄还给哥哥写信，说要减轻哥哥的养家重担，希望哥哥好好休息、保养……作为一个家族、一个山村的巨大荣耀，吴锡龄的消失，远远不是他个人的事。但，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倒是乾隆皇帝发出一声深远的叹息——
“可惜徽州吴（无）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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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17：聪明懒孩子
1832年中举，次年大魁天下，状元及第。人生走到这一步，可以打个饱嗝了——谁能阻挡祖籍休宁的汪鸣相的风头？
有。道光皇帝的孝慎成皇后。
按常理，汪鸣相这位新科状元应该骑着大马逛京城，接受万众瞩目，然后去琼林宴荣享皇帝赐酒。但事实上，他却领着一班新科进士为皇后戴孝去了。紧接着，因为父亲去世，汪鸣相赶回老家守孝三年；期满不久，母亲驾鹤，又回去守孝三年。总之，这位孝子大状元在抵达人生顶峰之后，基本没有好日子。这期间，他虽然得到几个官职，但谈不上作为。
天意难测。幼时的汪鸣相聪颖过人，据说他八岁时，5天就能读一部《论语》，九岁能写千字文。唯一的毛病似乎是懒，喜欢睡觉。老师很生气，想惩罚他，随口出了个“针砭时弊”的上联：红日满窗人未起。如果对不上来，就得饿肚子。可这孩子不但很快对出来，还表达了凌云之志：青云有路我先登。
聪明孩子才气逼人，其好睡觉的懒惰情景，似乎成了个有趣的陪衬。就好像当年许海峰获得奥运射击冠军后，他小时候用弹弓打破人家玻璃的臭事，立即上升为“名人轶事”。在后人的传说中，汪鸣相必然中状元，在对联中还有一个“预兆”——老师现场给全班同学出上联“罐滚汤开，红火炉中三尺浪”。孩子们一时都哑口无言，唯有汪鸣相看见外面有人放爆竹，即景吟诵：“烟冲炮响，青云顶上一声雷。”
两次应对，都出现“青云”二字，在事后诸葛亮们看来，汪鸣相这个神童，想不中状元都难啊！
可惜，人生得失完全不可预料。汪鸣相于46岁自杀。原因是他给一位宫女画扇，上面的诗句引起“另类猜疑”，结果宫女被逼死。汪鸣相一方面害怕朝廷，一方面内疚，最后悬梁了。
这个结局与他七年前中状元，怎么能放在一起谈论呢？唯有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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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18：北大“首任校长”
咸丰皇帝的“门生”孙家鼐，是来自寿县的状元。笔者不敢保证很多人知道孙家鼐，但敢说很多人知道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正是孙家鼐筹建的，历经磨难，终于建成，孙家鼐是该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总教习。
就凭这一点，孙家鼐足以成为安徽的骄傲，至于他获得的状元名头，倒显得淡了。他不但是北大的“首任校长”，还当过皇帝老师，深得信任，因此他的言行对当时的大清王朝，是有些影响的。虽然孙家鼐与老乡李鸿章并不是一个“小集团”，但两人于1894年，在对朝鲜和日本问题上不谋而合，都反对与日本打仗。在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孙、李二人会被视为软弱、投降，但随着时代变迁，很多往事都有了更明智的评价。
书生出身的孙家鼐，历任的官职中，有很多文化味道浓的，比如礼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学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等等，这是他的“正路”。与另一位皇帝老师翁同龢相比，他并不适合过多地涉足政治。虽然他赞同1898年的许多新政，但也上疏反对过康有为的政治理论，看起来有些矛盾。
在外人的眼中，孙家鼐内在的文人气息很美好。当时一位英国人李提摩太评价他说：“孙家鼐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在庸才辈出的晚清，能获得如此评价的人很少。现代的学者们在回顾孙家鼐时，念念不忘的，还是他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汤一介先生编的《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书中说：“……他一手筹办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许德珩先生对其创办时的艰辛，也表达过深深敬意：“京师大学堂本身就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和反对才创立起来的。”
后人对孙家鼐的敬仰，也印证了大清帝国给他的谥号：“文正”——整个清朝，获得这个谥号的，也不过八个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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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19：桂冠待商量
这块儿作为一个人情社会，自古就是盘根错节的，剪不断理还乱。好在几千年来，大伙儿习惯了。即便在金銮殿里，这种习惯也照样指引大家前进。比如大学士戴衢亨，他原籍休宁，但1808年春天，他对一个叫谢阶树的江西考生，很有关照之心，原因是：江西是戴衢亨的第二故乡。就这么简单。
当时，戴衢亨并非主考官，但作为嘉庆皇帝身边的大臣，他的影响力不可小看。所以那几位阅卷官为了讨好戴衢亨，相继对排在第五位的卷子——也就是谢阶树——表示“好感”，理由分别是“字写得棒”、“文章漂亮”等等，于是，谢阶树渐渐被“移动”到第二名！眼看就要把第一名“替换”掉了！
而排在第一名的是谁呢？是戴衢亨真正的老乡：祖籍休宁的吴信中！但戴衢亨不知道，因为吴信中参加考试时，按例写的是“寄籍”——江苏吴县。此时，要想以谢阶树替换第一名吴信中，阅卷官是没有权力的，必须通过主考官和诸位大臣。而主考官因为刚才移动名次没有经过他同意，很不愉快。他虽没有推翻从第五名到第二名的更动，但同时也不同意再进到第一名。就这样，吴信中保住了状元。
这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好比空荡荡的竞技场上，几名裁判在没有运动员的情况下，“商量”着冠亚军的得主。应该说，很不严肃。戴衢亨当年也是中过状元的人，事实上，他在这次活动中，否定了自己当年获得状元的意义。
吴信中从小生活在江苏吴县，但他还是热爱祖先故土的。有记载说，他常去京师休宁会馆，还自己掏腰包赞助。后来创建“休宁义园”，他照样慷慨支持，还撰写了《休宁义园碑记》，影印件至今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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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20：天街走一回
“书生面目原无异，我到长安已七回”，这是天长人戴兰芬中状元后的自述。七次应考，意味着二十多年的辛苦。当年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此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失败与挫折，在戴兰芬的履历里，成了可资教育下一代的宝贵财富。因为他终于成为状元。如果没有成为状元呢？那么他这失败的二十多年，又足以警醒大家：不要执着追求不属于你的荣耀。
作为皖东地区唯一的状元，戴兰芬想不成为一个传奇都难。后人记载他说“生而岐嶷，颖悟过人”，那就是天生与众不同。这类老式腔调，在古书中很常见，其实不足为凭。但他18岁时的表现，有当时的主考官——安徽学政汪廷珍评语——“鹤立鸡群”，这个就比较实在了，能用于解释他10年后中举。
在所有状元中，戴兰芬是少数出身贫寒人家的子弟，靠父亲教私塾养家。物质上没很好的保障，唯有一片良好的读书氛围。这位父亲确实很好，好在其了不起的思想境界：耐得贫寒不说，还在其间修身养性，并深刻教导儿子。这尤其体现在戴兰芬中状元之后，老父亲一次写信说：“百虑尽消樽有酒，一钱如爱我无儿。”——人在成功得意之时，难免被金钱美色围绕，而一般看来，这时享受一下，似无不可。可老父亲忧心的恰恰是这个。孝子戴兰芬接信后，很快把父亲请进京城，时时聆听教诲。这父子二人，堪称后人榜样。
因为过人的学养，戴兰芬名重一时，连两江总督琦善，都曾慕名请他主持书院讲席。后来戴兰芬还做过考官、学政一类官职，以他的高尚品格，确实为国家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可贵的是，他还很关心民生，常常下去察访。
当年在殿试时，皇帝听说戴兰芬家里14代都是秀才，非常欣赏，并因此加封他“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等荣誉职位。一个读书人到这一步，基本功成圆满。但戴兰芬后期的一些作为证明，他超越了书本和书房，他将书应用到个人和国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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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21：一笑了传说
传说《金瓶梅》是怀宁状元刘若宰所作，若能考证为真，那么，这件事对世界的震撼，将比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大。毕竟，《金瓶梅》的分量，不是瑞典文学院几位老先生的评论，可以概括的。
刘若宰是明朝末年人，传说他于天启年间赴京赶考失败，回经山东住旅社，晚上喝闷酒，随口吟诵：“幽壑洞涧山风呼，皓月落辉洒清坡。”话音刚落，屋后传来应答：“巫山云雨儿女事，错配鸳鸯肝肠断。”听着像是一个妙龄女子。随后刘若宰又吟诵：“屋上无虫，蜘蛛空洒一网。”那边女子迅速对上：“月中有兔，秃鹫枉叫三声。”
后来，才女终于现身，自称“潘金莲”。这深更半夜的，刘若宰知道自己见鬼了！好在潘女士并无恶意，只是给他一本《金莲传》，希望刘若宰帮助完善，以警戒世人。于是，刘若宰根据其自传，完成巨著《金瓶梅》……
这个传说太文艺腔了。尤其潘金莲在对答时提及了“秃鹫”，这鸟儿在中国东部没有啊，所以只能一笑了之。
真正的刘若宰，是崇祯年间中状元的。据说他是个善良而幽默的人，当过皇帝老师。那年殿试，崇祯皇帝亲自阅卷，一直校阅了63个人的试卷，刘若宰都稳稳居于第一！可见其文才应该是没说的。但写《金瓶梅》这样的大书，似乎不是一个得志的人能做的。《金瓶梅》本质很悲伤，有着深刻的愤世情绪，更应该由一位类似蒲松龄那样的落魄秀才去写才好。
作为皇帝老师的刘若宰，确实有过人之处，著名的史可法，就是他推荐当的安徽巡抚。他不仅有状元的学问，更有深刻的识人眼光。这一点与很多腐儒不同。可惜时代不允许他作为太多，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已经没有人能去支撑了。更何况，刘若宰为侍奉老母亲，累出病来，46岁就去世了。王朝末年，一切都在倒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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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22：宿命之诡异
焦蹈是无为人，清代的《繁昌县志》也记载了他。虽然事迹寥寥，但重要的是，他获取了宋神宗元丰八年乙丑科的状元。作为古代读书人的光荣与梦想，“状元”这个头衔固然重要，但对于历史而言，仅有头衔算什么呢？
焦蹈获得状元的第七天，就忽然去世了。按照现代时间计算，他当状元不过一百多个小时，简直昙花一现。不但他本人来不及做什么，连朝廷都没来得及给他一个官位。所以，笔者手头关于焦蹈先生的资料，也少得可怜。
不过，那年会试的一个插曲怪有趣的：说举子们当晚住在贡院，等待翌日考试。忽然在四更天遭遇失火，贡院不能做考场了，临时换了地方。这个事情本身不算很大，只是因为后来中状元的人是焦蹈，结果就附会出神奇来——“不因南省火，安得状元焦”。意思是说，失火其实象征了未来的状元以烧焦的“焦”为姓。中国老百姓的聪明才智，用于创作传说，永远是一流的。而且他们在传说中对命运的感悟和理解，也大同小异，那就是宿命。
在这件事的基础上，后人又有进一步的发挥。说失火那天，焦蹈还没到京城。等他赶到后，原定的考试日期已经过了。他很懊丧。其实因为失火，考试延期了。也就是说，失火，是为了等待天定的状元到来。考试，对于一位“宿命状元”而言，不过走过场罢了。一笑。
可是，相对于一百多小时后的宿命，以前的一切传说，都显得轻飘飘了——焦蹈忽然去世。其实焦蹈是个好人，怎么天不假以年呢？南宋学者洪迈在《夷坚志》中说，焦蹈当年之所以迟到京城，是因为在南京一条巷子，遇见人倒水，倒下一只金指环来。书童看见，私藏了，直到第三天才告诉焦蹈。焦蹈善良，坚决要回去归还，以免丢失金指环人家出事情……
难道老天只是因为这件善举，而给焦蹈一次短暂的光荣？然后带走他的生命？天意茫茫，谁说得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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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23：贰臣好舒雅
《清史稿》的《贰臣传》里，有不少优秀人才。这些人经过明朝，服务于清朝，在百姓眼中，都是“贰臣”，是没气节、缺人格的，但清朝却给他们爵位俸禄，主要目的是稳定士子之心，招揽更多的人才。
南唐时代的状元舒雅先生，也是这样一个“贰臣”。他是歙县人。史料上说他是歙县的第一名状元，也是徽州府的第一名状元，其荣耀也大矣！在千年朝代更迭中，所谓“贰臣”，其实也就是个“名头”而已，并不影响其事业。
话说当年舒雅去南京应考，首先拜吏部侍郎韩熙载为师。这位韩先生在当朝，是大名人，文章天下传诵。著名的情节性绘画《韩熙载夜宴图》，表现的就是他老人家的风流。应该说，舒雅对韩熙载确实是崇敬，而不是投靠。而韩熙载对舒雅呢，也是惺惺相惜，觉得他文章真正好，亲自迎接他进门，收为徒弟。后来，舒雅在韩门以文章建立声望，被公推为韩门第一。
有了这个“背景”，舒雅中状元也就不奇怪了。因为950年南唐中主李璟，正好命韩熙载主持考试，舒雅很快就以会试第一名进入殿试，然后被李璟点为状元。
与历史上很多状元一样遗憾的是，舒雅并没能因此获得政治上的成就。南唐的文化氛围虽美，但实在是昏庸腐败，一个书生，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有所作为，当然困难重重。其实，连当时的皇帝李璟，都无意于坐其龙椅，内忧外患中，国家一直处于难以收拾的险境，而皇帝老倌儿的志趣，却在诗书画。到了其儿子李煜继位后，竟然靠烧香拜佛求保佑。舒雅对此有过劝谏，李煜虽然觉得有理，但也只是把他从地方太守的位置挪进京城，做了礼部郎中，其实级别没提高。后来就不再理会舒雅的建议了。
975年，舒雅跟着皇帝李煜，一块投降宋朝。这时，他倒比李煜快活多了——李煜是受监视的，随时有生命危险；而舒雅作为书生，没什么政治意义，为宋朝做了“编辑”，参与《文苑英华》的编纂工作，后来又参与校阅一大批古代经典、史书。他在老本行中得乎其用。晚年游山玩水，活到77岁，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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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命24：振钧不上进
太湖县第二位状元李振钧，于1829年成为道光皇帝的“门生”。但这位帝王门生的性格不是很好。
汪正珠是个很贤惠的女人，比李振钧大四岁。他们结婚的时候，未来的状元只有十六岁。在今天看来，这是很严重的早婚。十六岁的男孩，心智尚未充分成熟，性格又不好，难免乱说乱动，对妻子常有感情伤害，而汪正珠总是默默忍受。好在她有个善良的婆婆，没有参与儿子的胡闹，反倒批评他。汪正珠这个媳妇，算是很走运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李振钧夫妻俩渐渐融洽了。因为他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所以在后来的学习生活中，鸾凤和鸣，相得益彰。这样的夫妻关系历来为人们所羡慕，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幸福美满。
不幸的是，汪正珠自小身体不好，来到李家六年后，一次病得很重，她的父亲汪志伊，当时在职福建任巡抚，竟派儿子来到太湖，要接女儿过去。李家当然担心她身体难以承受旅途的辛苦——那时没有飞机啊，可又耐不住女家兄长的坚定态度，只好放行。
这一去，就没有回来。不足两年，汪正珠竟病逝于福建。二十四岁的李振钧闻此噩耗，悲伤至极，作悼亡诗多首，其中有啼血句子——
…………
黄土未浇和血酒，青灯且补断肠诗。
莫疑万里魂无梦，昨夜春林叫子规。
这样残酷的人生打击，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李振钧的性格，他自小因为有过人才气，而略带的狂妄性格里，包含了深深的抑郁。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始终与现实生活隔了一层。有记载说李振钧“在茂林环阴阁读书10年”，在笔者看来，这是精神上的逃避。虽然后来中了状元，但似乎没有什么狂喜——这是一位缺乏“上进心”的状元，何以见得呢？因为他基本与仕途无缘，仅仅在43岁时“做过一任乡试同考官”，45岁就去世了。
李振钧是一名孤独的知识分子。门生评价他：语言戆直，傲岸不羁，不合于时，常与一班权贵相忤。这似乎能用于解释一句西哲老话“性格决定命运”。会做状元，不等于会做人。
（作者原发2012年合肥晚报皖土状元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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