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政治学》

卷一

城邦是若干生活良好的家庭或部族为了追求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才行结合而构成的。可是，要不是人民共居一处并相互通婚，这样完善的结合就不可能达到。所以各城邦中共同的“社会生活”——婚姻关系、氏族祠坛、宗教仪式、社会文化活动等——是常常可以见到的现象。这些事业都可以促进人间的友谊，而友谊仅仅是社会生活情调的表征。至于一个城邦的作用及其终极目的却是“优良生活” ，而社会生活中的这些活动却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一些手段而已。

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

卷三

城邦正是若干（许多）公民（波里德）的组合

①依《形上》，卷七“全体”的意义，不同于许多无机事物的一个堆垛，应为若干“部分”的一个有机组合；以此论“城邦” ，就应该是：“许多公民各以其不同职能参加而合成的一个有机的独立体系”。

②“波里”这字在荷马史诗中都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相对。雅典的出巅卫城“阿克罗波里”，雅典人常常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有了“邦”或“国”的意义。拉丁语ｓｔａｔｕｓ、英语ｓｔａｔｅ、德语ｓｔａｔ、法语字根出于ｓｔｏ－（“站立”），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的意义是“立场”或“形态”。拉丁语ｃｉｖｉｔａｓ字根出自ｃｉｏ－（“召集”），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ｃｉｖｉｓ是“受征召者”，即“公民－战士”，许多战士集合起来所组成的只能是军队或战斗团体。这些名同，作为政治术语，称为近代邦国，都同渊源相异。汉文在《五经》和《说文》中以“国”为“郊内的都邑”，“邦”为“封境”，这同“波里”的字源和文义却相近似；但“波里”的内容又同中国古代和秦汉以后的“邦” 、“国”，都不相同。近世以ｃｉｔｙ－ｓｔａｔｅ（“城邦”）译“波里”较旧译ｓｔａｔｅ为“邦” “国”比较合适。

本书中由波里衍生几个重要名词：

（一） （“波里德”） ，为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

（二）（“波里德亚”）：（甲）公民和城邦间的关系，（乙）由这种关系形成全邦的“政治生活”，（丙）把这种关系和生活厘订为全邦的政治制度，即“宪法”，（丁）有时就径指该邦的“政府”。

（三）（“波里德俄马”）：（甲） “公民团体”，（乙）较狭隘的“公务团体”，（丙）有时就和“波里德亚”相同，或为政体或为政府。

从“波里”孳生的词类还有形容字作为名词指“治理城邦的人”，现在泛称各种国家的治理者，即“政治家”。亚氏原来专指城邦政治的理论和技术，现在也通用为各种国体的“政治学”。

从以上所举一些示例，略可见到西方近代文和汉文同希腊文脉络有异，不能有同一系列、音义相从的政治名词来一一对译原文。

一个正式的公民应该不是由于他的住处所在，因而成为当地的公民；侨民和奴隶跟他住处相同［但他们都不得称为公民］。仅仅有诉讼和请求法律保护这项权利的人也不算是公民

······

或者说儿童是未长成的公民，或者说老人是超龄的公民，随便怎么说都无关重要，总须给他们加上些保留字样。

我们所要说明的公民应该符合严格而全称的名义，没有任何需要补缀的缺憾

公民身份是一个什么类别的事物，这类事物具有品种不同的底层①——其中之一为头等品种，又一为二等，依次而为其它各等；对这类事物（公民）考察其底层方面的关系，并不能找到共通底层，或者只能有微薄的共通底层。［公民身分的不同底层就是不同的政体，］显然，各类政体不同于品种，其中有些为先于（较优），另一些为后于（较逊）；凡错误或变态的政体必然后于（逊于）无错误的政体——我们后面将说明所谓变态政体的实际意义。相应于不同的政体（底层），公民也就必然有别。

从上述这些分析，公民的普遍性质业已阐明，这里可以作成这样的结论：（一）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②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③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

截自《尼伦》卷一章七

完满的善事自足的

里昂底尼的高尔吉亚——部分出于讽刺，部分也为了给自己解嘲——说，“石灰泥浆是由灰泥匠制造的，拉里萨公民是由公民匠（第缪俄古）制造的，第缪俄古这行职业（这些职官）就在制造拉里萨公民。“但问题在实际上是单纯的，照我们上述的定义，那些［被制成为公民的］人们如果一旦参加城邦政体，享有了政治权利，他们就的确是公民了。

如今，恰好有些人，依道义说来，不应该受任为官吏，竟然做了官吏，我们也并不因为他们治理不良就说这些人不是官吏。

［就公民说，情况也相似。］他们既被认为参予城邦统治机构的人们——我们上述的定义就是以具有参加议事和审判的职能的作为公民——那么，在变革后凡是已获得这些法权的人们，实际上就必须称为公民了。

章三　　至于他们该不该成为公民，那是另一回事，

［这里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那么，倘使这里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变为另一品种的制度，这个城邦也就不再是同一城邦。以戏剧为喻，一班优伶（合唱队）一会儿扮演着悲剧的角色，合唱了一出慷慨凄凉的哀歌，隔一会却又改为喜剧人物而登场，合唱一出轻松愉快的乐曲。优伶虽还是原班的优伶，这两出戏剧总不是同一的戏剧了。合唱队这一譬喻，对于其它一切团体，以及一切组合事物都是适用的；凡组合的方式（体制）相异的，就成为不同的组合物。同样一些音符，或编配为杜里调，或编配为茀吕季调，就成了两种不同的乐调。由此说来，决定城邦的同

城邦的本质在于它的政治，政制没有变动就是同一城邦，政制不同便是另一城邦

同上述论旨［城邦的同一性应该求之于政制］密切相关的下一问题为：善人的品德和良好公民的品德应属相同，还是相异？

······

作为一个团体中的一员，公民［之于城邦］恰恰好像水手［之于船舶］。水手们各有职司，一为划桨（桡手）

，另一为舵工，另一为了望，又一为船上其它职事的名称；［船上既按照各人的才能分配各人的职司，］每一良水手所应有的品德就应当符合他所司的职分而各不相同。但除了最精确地符合于那些专职品德的各别定义外，显然，还须有适合于全船水手共同品德的普遍定义②：各司其事的全船水手实际上齐心合力于一个共同目的，即航行的安全。与此相似，公民们的职司固然各有分别，而保证社会全体的安全恰好是大家一致的目的。现在这个社会已经组成为一个政治体系，那么，公民既各为他所属政治体系中的一员，他的品德就应该符合这个政治体系。

倘使政体有几个不同的种类，即公民的品德也得有几个不同的种类，所以好公民不必统归于一种至善③的品德。

统治者的品德有别于一般被统治公民的品德。

那么，以统治者来说，其品德就相同于善人③的品德；好公民和善人的品德虽不是所有的公民全然相同，在［作为统治者］这一部分特殊的公民，就的确相同。

······

但在主奴关系的统治以外，另有一类自由人对自由人之间的统治，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出身相同。这类治理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谓城邦政治家的治理体系（宪政）

两种统治，一种是主奴关系下的统治，统治者不需操习贱业，只需要学习统治者的品德

另一种是自由人对自由人之间的统治，他们需要学习品德的两面，一是明哲，另一是信从

［现在再回到我们原来的问题，一个好公民的品德是否和一个善人的品德相同，］一个善人，有如一个好公民，应当需要统治和被统治两方面的才识。如果在自由城邦中，温厚（节制）和正义，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说来，各自需要有不同的性质，那么，一个善人的品德——例如正义——就不止一种而兼有两种性质：其一，他用于作为统治者［而表现其为主人的正义］，另一用于作为从属而又自由的被统治者的时候［表现为从属的正义］。

章五

关于公民身分还有一个问题应该加以考虑。是否必须参加统治职能的人方才确实可以称为真正的公民，或者工匠也可以归入公民之列？如果不担任官职②的工匠也能归入公民之列，那么在这个城邦中将有某些公民不具备好公民［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品德。反之，工匠如果不能称为公民，他们将怎样置身于城邦？他们既不是外邦人（旅客） ，也不是侨居者（居留民），他们将属于哪一部分（阶级）？

·······

最优良的城邦型式应当是不把工匠作为公民的。在容许工匠入籍的城邦中，就不可能每一公民都具备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良好品德，仅仅一部分不担任鄙俗的贱业的人们才具备这些好公民的品德。担任这些为维持城邦生存所必需的贱业者有二类——奴隶为私人服劳役，工匠和佣工（手艺人和苦力）则为社会服劳

凡是能够参与城 邦官职和光荣（名位）的公民是最尊贵的种类。所以荷马有句诗说：

“视我非类兮褫我光荣”；

凡是不得给予邦内的名位的人就好像是一些外邦的居留民。把某些人摈除于城邦官职之外，［未必全无理由，但］有些统治者却运用隐蔽的方式，以欺蒙国内的居民。

关于善人和好公民的品德是否相同也可由以上的论证得到结论：

（一）在有些城邦中善人和好公民的品德两者相同，在另一些，即两者有别。

（二）在前一类的城邦中并不是所有的好公民全都是善人，只有其中单独或共同领导——正在领导或才德足以领导——并执行公务的人们、即政治家们，方才必须既为好公民而又是善人。

章六